武帝建立汉家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虽“颇采儒术以文之”，然不合经典者甚多。武帝得神马渥洼水中，后又伐大宛得千里马，于是作《天马》歌二首，用于宗庙，当时即有儒臣非之：“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1]到了元成之际，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提高，对汉家郊庙制度不合古礼的批评便形成了一场要求复古改制的运动。《汉书·郊祀志》说：
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
丞相韦玄成又据儒家经典所载西周庙制，指出汉家宗庙之礼不合“古圣之经”：“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王，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龢也。龢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而汉家宗庙没有迭毁之制，昭穆不序，与“祖有功，宗有德”的古义不符[2]。成帝时，匡衡又对武帝所定郊祀制度提出非议：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其以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
又以“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雒”为据，建议成帝将太一、后土之祠徙置汉都长安南北郊，以“合古帝王”。群臣也引《尚书·周书》与《礼记》所载西周古制，赞同匡衡的建议：“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成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太一、后土祠徙置长安南北郊。匡衡又以为“今雍畤、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及“北畤，未定时所立”，皆不合古礼，“不宜复修”。至于他祠凡所，即有所不应礼，奏请皆罢。于是汉初诸帝所兴诸布、诸严、诸遂、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五帝，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畤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凡不合古礼者皆罢。这种对汉家郊祀之典的全面整顿，无疑是为了使汉家国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更符合儒家奉为典范的西周模式，以期建立儒家礼乐文化的正统。与此相应，又有平当等人建议郊祀之乐宜用武帝时河间献王所献“雅乐”：“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风云海内，兴助教化”[3]。儒学复古运动达到了高潮。
然而，由于成帝“久而无嗣”，意甚恨之，以为“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祗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宗室刘向也认为：“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祗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矣。武宣之世，奉此三首，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祗旧位，诚未易动也。”[4]于是成帝诏复前所罢诸祠，祭之如故，又亲往郊祭甘泉太一、汾阴后土，以求子嗣。虽有儒臣谷永等人据礼力争，这一场旨在复兴西周礼乐古制的儒学复古运动还是夭折了。
哀帝即位，复古之议又起。哀帝从孔光等人之议，“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又大力裁减郊庙乐、歌、鼓、弦、琴、竽等乐府人员，以期应古。平帝即位，外戚王莽与孔光、刘歆等人联名奏请“复长安东南郊”，如成帝时匡衡等议。而此时，儒学内部也出现了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是汉家官学，是儒学与阴阳五行之学结合而生的宗教神学化的思想体系，以其所传之经用西汉通行的隶书写定而得名。武帝时，鲁恭王欲在孔子故居上扩建宅第，发现了孔壁中藏有《尚书》、《周礼》、《左氏春秋》、《逸礼》、《孝经》等经典，以其文字为先秦古文，故称古文经。孔安国将古文经献给朝廷，但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在民间流传，形成所谓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本来只是所传之经的“版本”文字不同，由于两派经师的治学态度也不同，于是发展为两大学派。与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不同，古文经学更注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等等的注释考证，这无疑是对今文经学将儒学任意宗教神学化的一种反动。当礼乐制度西周模式化的儒学复古运动再次兴起时，古文经学也就成为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刘歆即以《左氏春秋》来反对西汉居于正统官学地位的《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等今文经学，力倡以古文经为官学。他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批评今文学家“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语，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不知其原”[5]，一语击中了今文经学的弱点。武帝尊儒学为正统，其制礼作乐也“颇采儒术以文之”，然而此“儒术”乃今文经学，非孔圣真传，又由于他们旨在发挥“微言大义”，对经典所载礼乐制度并未加以认真系统的研究，所以只能附会神仙方士之说，而不可能真正重建符合西周古制的礼乐制度。因此，不言而喻，只有首先确立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才可能建立符合西周古制的礼乐制度。这便是刘歆倡立古文经学的目的所在。
当刘歆以古文经学来推动儒学复古运动时，西汉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哀帝即位不久死去，平帝继位，外戚王莽以大司马辅政，实际上朝廷大权已旁落王莽手中。王莽见汉运已衰，渐有取代之意，于是他便借儒学复古运动之力，以复兴西周古制为名，策动了对汉家郊庙制度的全面改革，即所谓“元始改制”，以此形成其代汉的大势。元始五年，他据《周礼》建言恢复南北郊，罢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并改南郊祭昊天上帝，北郊祭皇地后畤。废除太一之神，又立官社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然后又以《周礼》“兆五帝于四郊”为据，改秦汉以来五帝同处并祠的传统，将五帝祠建于五方，“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即：“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祠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6]。同时，又将古代宗庙的禘祫之礼付诸实施。据《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元始五年正月，禘龢祭明堂”。颜师古注引应劭说：“礼：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龢。龢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又《后汉书·张纯传》：“元始五年，诸王侯庙会，始为龢祭”。禘龢之礼也意味着毁庙古制的实行，即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原则，确立庙主及昭穆之序。元帝时韦玄成即已建言恢复西周庙制，然而至王莽执政时才付诸实施。综上所述，王莽所策动的“元始改制”以西周模式的郊庙制度为依据，对武帝所建立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新，重新尊奉昊天上帝为至尊神，配以皇地后畤，次以五帝，而将天地群神分为五部，以类相从，形成新的大一统宗教的等级谱系。这正是王莽代汉的前奏。
在“元始改制”之前，王莽又大力表彰古文经学，“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7]。其目的当然是将古文经学作为改制复古的理论依据，从而也使其代汉的政治目的“名正言顺”，符合正统。
“元始改制”后平帝即死去，无子，王莽选立了宣帝玄孙中最年幼的孺子婴继位，王莽以“摄皇帝”的名义“居摄践阼”，代行天子之政，仿周公辅成王例。王莽以周公自比，于是历史演出了非常惊人相似的一幕：帝病疾，王莽也仿周公为武王请命作《金滕》故事，“作策，请命于秦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成王年幼，周公“居摄践阼”，代行天子之政，王莽也以“摄皇帝”名义辅助幼主；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王莽也会群儒制礼作乐，“发得《周礼》，以明因监”[8]。而最重要的即是制礼作乐，根据儒家经典，这是天子的特权：“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9]。“元始改制”虽然是假平帝之名，但实际上是由王莽完成的。周公既然可以“居摄”之位而制礼作乐，并被历代奉为典范，那么王莽即已制礼作乐，又为何不可代行天子之政呢？还在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即授意群臣上奏为其请“九命之锡”，以表彰安汉公王莽的功德。在以汉平帝名义发布的“九命之锡”策文中说：安汉公王莽“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钦承神畤，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这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龢宗祀之礼，以光大孝……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10]。即以“元始改制”制礼作乐归功于王莽，使人们觉得他似乎就是汉代的周公。不过，周公于成王长大后即归政成王，而王莽则以“居摄践阼”的“假皇帝”变作了真皇帝。居摄三年，王莽就以符命有“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之谶，代汉“即真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改正朔，易服色，“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11]。汉代的儒学复古运动也以王莽建立新王朝而告终。
哀平之际，也即是在王莽复古改制的同时，今文经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谶纬之学的兴起。王莽即以符命得天下，即位之后，便遣五威将王奇等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又以汉为火德，天意“火德销尽，土德当代”，所以新朝以土德代汉而有天下[12]。另一方面，王莽又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策动了元始年间的复古改制运动，而其新设官分置也多仿《周礼》。新朝之兴，得于符命；新朝之制，源于经典。所以，符命与经典即是新朝立国的理论依据。两者附会而形成的谶纬之学也就成了王朝奉为正统的宗教神学。
汉光武帝中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与汉代奉行沿袭秦制一样，光武帝也沿用王莽成说，改汉为火德，色尚赤。《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汉初土德，上黄，至此始明火德，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汉初诸帝因不承认秦在五德终始之传中的正统，所以便以汉继周而为水德，至武帝始改为土德。王莽代汉，又不承认汉为土德，改汉为火德，认为火德已衰，土德当代。光武帝光复汉家江山，本当恢复汉有土德，否认王莽在五德终始之传中的正统，但他毕竟又是以洛阳为中心而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又受到《赤伏符》的启示：“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以他改汉为火德，以示汉德还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又“宣布图谶于天下”，于是谶纬之学大兴，后所传谶记纬书大都为东汉初年方士儒生所造。
光武帝虽以中兴之君自命，然其郊庙礼仪却并未采用汉家制度，而是多仿“元始中故事”，即王莽所制定的一套仿西周模式的宗教礼仪。据《后汉书·祭祀志》载：
建武元年，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即祭五帝及五部神祗）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
二十五年，封禅泰山，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十三正月，始立北郊，别祀地畤，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上，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郊祀地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而不称“太一”或“泰灵”，此又与“元始故事”同。至于立社稷、明堂、辟雍、灵台等，也大都是仿“元始故事”。宗庙之礼，昭穆之序，也是元始五年王莽所定，光武帝也因之。可见东汉的郊庙制度基本上是依据“元始故事”，没有多大变化。原因似乎非常简单，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稳定，王者制礼作乐当然得以经典所载正统礼仪为模式，而“西汉所谓郊祀天地者，乃是祀五畤及甘泉太一、汾阴后土之类，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说，而非古人报本反始之意”[13]。至于其他神祠，也多非经典所载，所以这一套祀典已不适应于东汉王朝建立儒家正统化的礼乐制度的需要，而以西周模式为依据的元始制度则正好符合这一要求，而且元始改制毕竟还是以汉平帝的名义进行的，王莽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有而已。
明帝时，博士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并引《河图括地象》“有汉世礼文雅出”与《尚书璇玑钤》“有汉帝出，德洽作乐，名予”[14]为据。于是明帝下诏改大乐宫曰大予乐，以兴礼作乐。《后汉书·百官志》：“大予乐令，掌伎乐。凡国之祭祀，尝请奏乐，及大享用乐，掌其陈序。”武帝立乐府，平帝时改为大乐官，至此又改为大予乐令，掌郊庙之乐，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说：
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者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铙歌，军乐也。
东汉明帝所定郊庙之乐一为《大予乐》，一为《周颂雅乐》，然据《后汉书·礼仪志》，东汉仍沿用了西汉的某些郊庙乐章，如《文始》、《五行》、《武德》、《盛德》等宗庙之乐，并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作为四时迎气祭五帝的乐歌。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曾说西汉郊庙之乐“皆非雅声”，东汉王朝既以雅声为正统，那么不合雅颂传统的西汉效庙乐理所当然要自作新乐了。汉明帝所定《大予乐》与《周颂雅乐》今俱失传，我们无从说起，但据上引蔡邕《礼乐志》，它们大抵是符合儒家所谓雅颂传统的。据《后汉书·东平王苍传》，东平王苍曾献所作《光武受命中兴领》，据《后汉书·祭祀志》注引《东观汉纪》“东平王苍议，以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称颂光武受命中兴，“修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建议名光武庙乐曰《大武之舞》，并献所作《武德舞歌诗》：
於穆世庙，肃雍显清。俊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此即《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非常喜欢这首颂诗，“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15]。其实，这首《中兴颂》完全是对《诗经·周颂》的刻板模仿。《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下”。《中兴颂》只是对字句略加变化而已。其后无非是将光武帝的功德加以排列。既无感情，又无文采。明帝之所以喜欢这种风格，当然也正是因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儒家所谓的雅颂传统。疑此诗即为祭光武帝的宗庙乐歌，属《大予乐》。又，《后汉书·文苑传》说，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看来，东汉王朝所作宗庙乐章，大概都是以《周颂·清庙》为蓝本的，这与西汉宗庙乐章的制作是很不相同的。或者说，东汉的宗庙乐章尽可能以雅颂传统为极则，这与其郊庙礼仪的复古正统化是一致的。
又，据《隋书·音乐志》：“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又采百官诗颂以为登歌……登歌者，颂祖宗功业也”。班固所作《明堂》组诗即是这些“登歌”的代表作：
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以配之，世祖光武。普天之士，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明堂诗》）
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汉行。鸿化惟神，永观厥成。（《辟雍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於皇乐胥。（《灵台诗》）
根据儒家之说，明堂、辟雍、灵台乃礼乐教化之象征。蔡邕《明堂论》说：“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也。”《白虎通》说：“辟雍，所以行礼乐，颂德化也。”《礼含文嘉》说：“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阴之会也。”《文选·东京赋》薛综注：“于上班教曰明堂，大合乐射飨者曰辟雍，司历记候节气者曰灵台。”东汉仿“元始故事”，恢复明堂、辟雍、灵台等“三雍”古制，无疑是表示统治者奉儒家礼乐文化为正统，作为正统儒家学者的班固当然要大歌大颂：“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16]汉帝之德不但“与三代同风”，而且远追唐尧之治，真是“唐哉皇哉！皇哉唐哉”[17]！班固的《明堂》组诗正是仿照《雅》、《颂》的形式，来为东汉王朝的礼乐教化大唱颂歌的。
东汉的郊庙礼乐是西周古制的翻版，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上找到依据，这便是宗教儒学化的结果。儒学被尊为正统之学，是东汉王朝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的理论依据。当然，被尊为正经的儒学，已非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而是谶纬神学化的今文经学。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作乐也是依据图谶，这无疑是宣布谶纬之学为东汉的国教。谶纬之学的内容无非是将宗教迷信与儒家经义揉合起来，一方面为汉家王朝编造神学依据，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另一方面又造出孔子为汉制法的等等神话。实际上，东汉礼乐制度的正统化即以今文谶纬之学为依据的。《后汉书·曹褒传》载：
（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九’指光武，‘十’指明帝，‘十一’指章帝，据汉帝世系言）。《尚书璇玑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曰：“此制（指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
这是继光武仿“元始故事”定郊庙之礼，明帝据图谶制礼作乐后，又一次旨在使东汉礼乐制度正统化的改造。其依据即是“旧典”与“《五经》谶记之文”。在此之前，即建初四年，章帝下诏举行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由诸儒“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将经学的各家异说统一起来，于是产生了一部大一统宗教的钦定“法典”《白虎通德论》。这一部宗教法典依据儒家经典与谶纬之学，对历来争论不休的礼乐制度作了统一阐释，如：
王者所以祭天，何？缘事父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宾主，顺天意也。……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渎，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也。祭天作乐者，何？为降神也。（《郊祀》）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闼法四时，九宫法九州，十二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明堂》）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成以告太平也。（《封禅》）
王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养继孝也……祭宗庙所以有禘龢。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也。（《宗庙》）
对这些郊庙制度尽可能赋予礼乐教化的意义，即是将宗教加以儒学化。又，其论礼乐之意义，也完全是以《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出发点的：“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礼所以防淫使，节其信靡也……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意也”。这种以儒家伦理本位主义为依据的礼乐观，出现出东汉王朝钦定的《白虎通德论》中，无疑是表明统治者已完全承认并接受了儒家礼乐文化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即周公遗范奉为礼乐文化的正统。汉家礼乐制度正统化始于元成之际的儒学复古运动，中经“元始改制”，最终定于东汉光武、明、章之际。《后汉书·儒林传》说：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东汉王朝表彰儒学，以其礼乐教化的主张为正统之学，其目的在于“移风易俗”，纳天下道德为一统，纳天下信仰为一统，通过敬神尊祖的郊庙仪式，培养起忠君与孝亲的理想道德，从而达到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汉书·礼乐志》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正是东汉王朝以儒家礼乐文化传统为正统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奠定了两千年来历代封建王朝“神道设教”的儒学正统格局。所以，后代虽有佛道二教，也不能改变儒学作为“国教”的正统地位，儒学化的宗教与郊庙礼乐始终是古代中国的正统“国教”与“国典”，从而形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家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
注释：
[1]《史记·乐书》引汲黯语。
[2]《汉书·韦玄成传》。
[3][4][6]《汉书·郊祀志》。
[5]《汉书·楚元王传》。
[7][10][11][12]《汉书·王莽传》。
[8]《汉书·王莽传》引刘歆语。
[9]《礼记·中庸》。
[13][14]《五礼通考》卷七。
[15]《后汉书·东平王张苍传》。
[16]《文选·东都赋》。
[17]《文选·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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