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程朱理学所以为后人所诟病，特别在五四运动后被视作封建儒学的代表，主要原因是认为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即维护绝对君权。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种观点已受到黄宗羲的批判，并斥之为“小儒”。（《明夷待访录·原君》）这与孔、孟君臣对等的观念相比，理学家的尊君、忠君思想，确是比先秦儒家加强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朱熹既然尽忠于君主，并从理论上积极维护君权，何以他生前却不为时君世主所用，而待死后才被作为偶像吹捧？如所周知，朱熹入侍经筵在朝只有46日，这期间与宋宁宗赵扩接近，计进讲7次，内引留身奏事2次，面对1次，赐食1次。他对皇帝奏事，除参预议山陵、祧庙外，还奏上乞差官看详封事进言札子，乞讨论丧服札子，乞瑞庆节不受贺礼札子，论灾异札子等。以上札子的基本精神是要皇帝正君德，纳忠言，远近习，收放心，行治道。由于儒家是讲仁治和德政，希望能有个仁民爱物的尧舜之君。当朱熹奉召入都前，门人刘黻曾问他：“先生此行，上虚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他回答说：
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必有恶衣服、菲饮食、卑宫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为乐，然后庶几积诚尽孝，默通潜格，天人和同，方可有为。（《年谱》）
朱熹行道，要造就一个诚厚俭约的君主，以符合天意人心。但事实上封建帝王多是骄奢逸乐，任用一些近习小人，如赵扩就以韩侂胄为亲信。而朱熹企图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君心，如在进讲时，要赵扩对“修身为本”一句，做到“常存于心，不使忘失”。强调“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则日月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像古代贤人那样，“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从谏弗咈，改过不吝”，“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这些说教，作为新君初政的一种无害装饰品，赵扩表面还是虚心接受的。因为当时召朱熹入朝，为的是“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攻媿集》卷二十六《论朱熹补外》），是还有可供利用之处。但当时朱熹以“帝王师”的姿态入朝能否真起作用，有的人并不感到乐观，如项安世在《次韵路德章、吴斗南同迓朱侍讲》诗的最后两句：“莫遣晦翁闻世事，怕教兴尽却思回”。朱熹要是真正想匡时救世，恐怕未到“兴尽”却要“思回”了。
二
朱熹侍讲经筵，初时讲些正心诚意之类的道学说教，赵扩为着收取人心，还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但他用“内批”诏旨独断专行和任用韩侂胄等近习干预朝政，即关系到朝廷纲纪问题，朱熹不客气地面奏四事，却当面提出批评。他说：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
朱熹认为做君主的独断专行，并不符合“为治之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实行的是专制君权，但帝王的诏旨正式颁行还有一定程序，如臣下认为不妥的，可以经过审复请君主再作考虑，这是封建政治体制中对君权的一点约束，虽然作用不大，但专断的君主总觉得不能为所欲为，于是用“内批”的方式，直接下诏给当事人，有点类似后来的手令，就避开审复这个程序。同时这种内批虽出自君主个人，但容易受左右近臣所摆弄。所以朱熹也连带提出这个问题，要“左右勿预朝政”。他接着说：
而几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覆。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盖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熹坚持封建治体，要做到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君主也要酌取公论，对不同意见，要容许“互相论难”，做到“择其善者”才施行。但这样一来，君主就不能独断专行，近臣就不能干预朝政，当然为赵扩和韩侂胄所不能容忍。于是赵扩又是使用内批这件武器，借口说“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这样轻带一笔，就把这个“帝王师”逐出国门，于是连“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的招牌也不用了。
朱熹被逐出朝，心情虽有点不平静，但致君为尧舜的“帝王师”理想熄灭了，当他回归舟过钓台时又想到严子陵，吟起了他自称不知何人所题的《水调歌头》：
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插钓鱼竿。肯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驱驰一世人物，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未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朱熹已是倦鸟知还，虽有欲济时艰的反思，但报国无门，还是“放去任疏顽”，走回孔老夫子讲学授徒的老路。而这首词，据题下夹注，谓“实亦先生所作”，可能属夫子自道。而当时他提倡道学的深意，仍不大为人理解，所以他到上饶讲学唱酬时，老友徐安国在题为“晦庵席上作”的《满江红》，对此颇为叹息：
争献交酬，消受取真山真水。供不尽杯螺浮碧，髫鬟拥翠，莫便等闲嗟去国，固应特地经仙里。奉周旋惟有老先生，门堪倚。追往驾，烟宵里。终旧学，今无计。叹白头犹记，壮年标致。一乐堂深文益著，风雩亭在词难继。问有谁熟识晦庵心，南轩意？（《西窗集》）
朱熹回到武夷讲学，而朝中不断传来坏消息，陈傅良、彭龟年、刘光祖、吴猎等刚直敢言的道学党人相继被逐出朝，接着道学党首领赵汝愚罢相，在流放中含愤而死。太学生敖陶孙为诗吊曰：
左手旋乾右转坤，群邪嫉正竟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世孙。（《诗人玉屑》卷十九）
韩忠献指韩琦，他家的末世孙就指韩侂胄。当时反道学与道学两派的对立是邪与正的斗争。韩侂胄既扳倒赵汝愚，接着矛头就指向朱熹。先由刘德秀借春试大比机会，上了一道禁绝伪学的奏疏。说“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宋会要辑稿·选举·贡举杂录》）接着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著作遭到毁禁，人被称为“伪徒”。还有胡纮奏劾朱熹六大罪状，甚至说赵汝愚“谋为不轨”，招致朱熹为“奸党”，倚为“腹心羽翼”；汝愚身后，“犹为死党”。这就不单是伪学问题，更演成政治迫害了。怪不得有个叫余嚞的上书请斩朱熹。由于他是曾作“帝王师”的一代儒宗，所以这些政敌还不敢贸然下手，但反道学的势头仍不断升级，如刘三杰向皇帝面奏，指称“伪学之党，变为逆党，防之不可不至！”于是效法元祐党籍故伎，由朝廷开列出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除宰执4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外，侍制以上就以朱熹为首，凡列名党籍的，给以终身禁锢，永不叙用。
朱熹晚年遭受这种打击，一方面感到“亲旧凋零”，“气象极觉萧索”；但同时对“吾人往往藏头缩颈，不敢吐气”，说“甚可笑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李季章》书四）至于朱熹本人，当有的弟子劝他避祸时，他回答说：
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语类》卷一百零七）
朱熹当时的处境，确是避无可避，但他自信道学是正确的，对外来迫害，只有横眉冷待，才是表现出“吾道之光”。
朱熹最后6年党禁在家，曾写有《水调歌头》表示他的心境和抱负。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道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这里沧洲指沧洲精舍，是朱熹晚年授徒讲学之地。他虽遭受逆境，并非消极隐遁，直到临终几天仍然著述不辍。吾道自有传人，这是他的抱负，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
三
庆元党禁是朱熹晚年身受的灾祸，他死后似乎很难得到翻身。但颇奇怪的是，在他身后10年，即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朱熹得赐谥曰“文”，被尊为“朱文公”。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咸淳五年(1269)度宗诏赐婺源朱氏故居称为“文公阙里”。到元代至元元年(1335)诏建朱熹文庙。明代景泰六年(1455)，朱熹后裔还得到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升入配祀孔庙“十哲”之列，牌位由东廊进入大成殿。康熙皇帝称他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由是朱廷梅在《重修文公庙暨建韦斋祠记》中，对朱熹的歌颂到了顶点。
百世之下，使百世以上之大道昭如日月，沛若江河，微朱子，孰与归！故曰：朱子者，孔孟后一人也。朱子之道，既上接孔孟，下轶周程，则朱子者，天下之朱子也，万世之朱子也。（《婺源县志》卷六十六）
这样一来，说朱熹是孔家店的二老板，也不为过了。
从上面情况看，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在他生前与身后，遭遇何以截然不同？朱学地位的变迁，原因何在？二、从五四运动到批林批孔，所批判的朱熹，是封建统治者所塑造的“圣人”偶像，还是朱熹的本来面目？有个真伪问题，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合起来解释。
这些年来批判朱熹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宋明理学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反封建就要反理学，而朱熹却最为明、清统治者所推崇，故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是他生前何以遭受庆元党禁？我认为朱熹思想对待封建君权带有两重性：从总体上、宏观上朱熹理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即是维护君权；但是在具体上、微观上对君主有较高要求，即是要作为仁德之君，作事要听从“公议”，反对独断专行和偏信近习之臣，提高来说对君权要有所限制。这两种思想他认为是统一的，但接受的当事者——君主却会有不同反应。
宋宁宗赵扩初政时召入朱熹侍讲经筵，装出尊师重道的样子，无非借他的名望以收取人心，但朱熹对皇帝却几次提出批评，从赵扩看来，那是对君权的限制和挑战。所以当朝臣问到为何驱逐朱熹时，他说：“初除朱熹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又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赵扩心目中，用朱熹讲点经书作为摆设是可以的，但要干预皇帝的言行，那就不能容忍了。至于朱熹身后，他不会再进逆耳忠言，而尊君的理学教条又可以大加利用。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扬之可以登天，抑之可以入地，封建统治者这种作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至于我们近年批判的朱熹，可以说是有真有假，而假的形象似乎更多一些。朱熹理学总体上是维护封建君主这是真的，但君主的独断专制统治他又是反对的，以理杀人并非朱熹的本意。以他来代表封建专制的形象只能是个被利用的假象。这些年来他一度成为封建专制君主的替罪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就形成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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