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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作者:杨朝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03期 时间:2013-06-20

摘 要: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将自己的道德、学术和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完整,但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关键词: 宋朝 儒学

     依照传统的看法,中国儒学自汉代至清初的发展,大略可分为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唐末宋初是个关键时期。而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夏、石介则是这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据说,他们三人年轻时曾经在泰山同学10年,一道学习经术。(注:胡瑗、孙复、石介三人同学于泰山之说,首见于胡瑗的曾孙胡涤的记载,他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两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安定言行录·规范第二》)后来,《宋元学案》等采用了这一资料。但今人有的不信此说。如徐洪兴《思想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说至少孙复与石介不是同学,因为石介《徂徕集》卷三《寄明复熙道》诗云:“今春来南都,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所怀恨未展。明复无羁缚,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访我殊不倦。”这里关键的是“未识心相通”一句,这个“未识”是“不知道”的意思,并不是二人不相识。《说文·言部》说:“识,知也。”宋萧立之《偶成》中有“城中岂识农耕好,却恨悭晴放纸鸢”语等都是如此。该句是说石介不知道孙复寻找自己这件事。其实,该诗恰恰说明孙、石二人此时已经相识,故虽不在一起,却已“心相通”。如果二人从未谋面,“所怀恨未展”也很费解。再者,孙复如果是在士建中介绍后才初识石介,那么石介以后便全力鼎助孙复,而且是到泰山创立书院,并师尊孙复也于理不顺。总之,胡涤称胡、孙、石三人同学说当不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后来,他们都参加科举考试,但只有石介榜上有名。在多次应试失败后,胡瑗到吴中以教学谋生,相继在苏州、湖州担任教职;孙复则得到石介的帮助,在泰山构建书院,从事教学活动。以后,范仲淹兴学,他们又都先后被延请到太学任教,成为国子监直讲。他们教授经术影响很大。


  “三先生”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人们评价其功绩“上承洙泗,下启濂洛”。就是说,他们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然而,对于“三先生”,当代的专家学者多限于个案的研究或者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介绍,而未能把他们综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系统的整体把握。“三先生”虽然在很多方面各具特点,但其共同之处也很多。所以,本文对“三先生”的历史地位合而论之,以期能够对“三先生”在儒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客观总结。


  一、“三先生”与“道统论”


  “道统”作为我国古代儒家关于思想传承系统的学说,自韩愈首倡以后,宋代以来影响极大。“三先生”之前,虽然已有柳开极力引介韩愈,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似乎“三先生”中孙复、石介对儒家“道统”的申说更为重要。


  “三先生”中的胡瑗虽然没有像孙复、石介那样着力宣扬儒家“道统”,但他年轻时“即以圣贤自期许”,他后来从事教育,其宗旨也在于重新确立自魏晋以降迄隋唐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在这一点上,“三先生”是相同的,所以后人论“三先生”,也称颂他们改变“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的相同的历史功绩。实际上,“三先生”的“明正学”与韩愈的“辟异端”具有相同的“卫道”意义。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注:《月河精舍丛钞·安定言行录上》。)请以胡瑗和周敦颐等一样从祀孔庙。嘉靖九年(1531)正式以胡瑗从祀,称先儒胡子。这实际上是对他“卫道”功绩的充分肯定,因为“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注:王懋竑:《宋朱子年谱》卷四下。)。而“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注:熊鉌《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这里的“祠”指的即是孔庙。孔子是道统之源,为后儒所宗,祭祀孔子是为了尊崇道统;孔庙之有从祀者,其意亦在“佐其师(孔子),衍斯世之道统”(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于此可见胡瑗在正统理学中的地位。


  继韩愈之后,孙复、石介继续推衍“道统”,从而也对佛、老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批判。孙复认为,如果没有孟子辟杨、墨,扬雄距申、韩,韩愈排佛、老,则“天下之胥而为夷狄”(注:《孙明复小集·儒辱》。),孙复以“异端之学蜂起”,“仁义不作”为“儒辱”,基于此,他便力辟佛、老,维护儒家正统。鉴于韩愈排斥佛、老的功绩,孙复在推衍儒家“道统”时,也涵盖了韩氏自身。石介与孙复一样言“道统”、辟佛老、斥文弊,他说:“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盗入主人家,奴尚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盗,反为盗所击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诚非有利主人也,盖事主之道不得不尔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石介公开声言,为捍卫儒家的道统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于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用石介的话说,“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孙复自谓勤学斯道30年。作为孙复的弟子,石介又把孙复推尊为韩愈之后的“道统”传人。孙、石以后,宋代大儒如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陆九渊等等及其传人,无不接受了“道统”之说,他们都希望自己创立的思想学说成为宋代新儒学的正统,于是,他们叠相摹拟仿效,排列儒家“道统”,以抬高自身地位,宣传自己的主张。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在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注:转引自《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直接将程颢接续于孟子之后,确立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理学“道统”说。朱熹著《伊洛渊源录》的目的也是如此。


  二、“三先生”与孟子地位提升


  “三先生”在强调“道统论”的同时,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特别指出的。尤其是孙复、石介申论儒家道统,对宋代孟子地位的提升所起的作用很大。


  人们认为,孔子之后的儒家可分为两大支,一支始于子夏,数传而至荀子,主要讲文献之学;另一支始于曾子,经子思而至孟子,究义理之学。于是,荀子成为汉代经学家的先师,而孟子则是宋代以后道学家的崇敬对象。宋代以前,孟子、荀子地位相当,宋代以后,孟子其人与《孟子》其书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孟子地位的这种变化,周予同先生称为“孟子的升格运动”(注:《周予同经学历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


  孟子地位的提升,其根本在于孟子本人的思想。宋儒有人说:“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注:《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这四点,颇合宋儒的口味。另一方面,孟子地位的提升,也离不开有人提倡与宣扬,在这方面,唐人已有努力。后人有谓:“宋儒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注: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尊孟子》。)而实际上,他们的呼吁并没有受到时人重视,尤其五代十国的长期乱离,孟子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孟子升格运动的重新唤起在庆历之际,而真正极力推尊孟子的正是孙复和石介。孙、石师徒反复强调“道统”,对孟子推崇备至。他们都是透过韩愈以承受孟子的。孙复称赞韩愈阐述孟子之功,言深且远。石介也称颂孟子,称颂韩愈,称赞他们“其智足以为贤”,而柳开等当时儒生,虽祖述韩愈而师尊之,“其智实降”(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斥责今儒,目的也是凸显韩愈的地位。在他们的有力推动下,“尊孟”遂成为当时学者流行的学术取向。再后来,随着儒家“身心性命”之说的兴盛,人们在逐渐抛开了韩愈的同时,孟子的地位却被继续抬高了。当时,学统四起,学派不一,其政见亦多抵牾之处,但诸如当时颇有影响的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王安石“新学”等却在“尊孟”这一点上都是异曲同工。


  由于资料的限制,“三先生”中的胡瑗“尊孟”言论所见不多。但可以肯定,他也是推崇孟子的一位健将。据《宋元学案》讲,胡瑗在太学,开始时人们对他不信服,他让弟子孙觉说《孟子》,于是“中都士人稍稍从游”。由于他的学生讲解《孟子》,人们才改变了对胡瑗的态度,足见胡瑗对《孟子》一书的造诣。他的另外一位学生徐积还著有《荀子辨》,以辨荀子之非。其“非荀”正在于“是孟”;徐积还著有《辨习》,(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推崇性善之说,其尊孟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些情况分析,以胡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其“尊孟”立场也会对宋儒产生较大影响。


  三、“三先生”与范仲淹


  我们论证“三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还有必要对“三先生”与宋初的思想家尤其是范仲淹进行适当的比较,通过比较,能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地位与作用。


  宋初,柳开、孙奭等人也较为活跃,特别是柳开,他“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为柳开,也是“以为能开圣道之途”(注:《宋史·柳开传》。)。柳开对“三先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石介斥责时儒,柳开也在其列。另一方面,柳开的个性对他宣扬自己的主张也是一个限制,他本人说自己“块然独处,出无与交”,“行修而人不誉,辞成而众不解”,以至于“市人目之为狂”,“农夫相诟而笑”(注:见《河东先生集》卷五《上大名府王祐学士书》、卷六《上洪兴州书》。)。从总体上讲,柳开对后来的影响远比不上“三先生”。


  范仲淹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范仲淹是北宋初年的大政治家、文学家。他也“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注: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一生兴学校,敦教育,积极提倡儒学。然而,他却较少亲临教席,主要从事实际活动。人们评价他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名数器。在朝廷则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一代宗臣而已。”(注:《范文正公集》第10册,《赞颂论疏》。)这都是从其实际事功方面着眼的。若论范仲淹对北宋理学兴起的贡献,也主要是在实际工作方面,这便是他的庆历兴学活动和对当时学者的奖掖和提携。朱熹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范文正公振作大夫之功为多”(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显然,相对于“三先生”,范仲淹对理学兴起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尽管这种作用极大而且极为重要。也许正因为如此,黄宗羲著《宗元学案》时,首列安定、泰山两学案以述“三先生”之学,而未为范仲淹设学案,后来全祖望增补了叙述范氏之学的《高平学案》,但也是列在了《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


  四、“三先生”与宋代以后的教育


  宋初“三先生”重视教育,兴办学校,把他们自己的道德、思想、学术传授给一般读书人,对于推动思想、学术尤其是教育的进步有实质性影响。那时,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由地方而京师,教育方法行之有效,教育成果丰硕无比,他们的弟子后学又以所学经术等内容相传授,由此,对于宋及以后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胡瑗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宋初兴学,以“三先生”最为有名,“三先生”当中,又以胡瑗之徒最盛。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延聘胡瑗担任教授。胡瑗在苏州府学制定了详密的学规,严格要求学生。后来,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成为诸郡学的表率。后人这样评价胡瑗苏学的地位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注:李铭皖等修:《苏州府志》卷二十六,《学校》。)庆历二年(1042),胡瑗被聘为湖州州学教授。在湖州9年,胡瑗教学声名日显,“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注:《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胡瑗在苏湖地区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制订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苏湖教法,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潜、笃实、淳厚、和易的学术风格。他的学生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儒家道德规范。这样,胡瑗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术派别,因学者习称胡瑗为安定先生,所以也就称其学派为安定学派。其弟子众多,教学之法又备,行之数年,故“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注:陆佃:《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他们继续传授胡瑗之学,对于推动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孙复、石介教育活动在山东的影响。孙复退居泰山之阳,设立讲坛,授徒著书,以《春秋》为讲授主要内容。孙复在讲学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讲述,不守古训,一反汉唐以来的治学方法。石介躬耕徂徕山下,以《周易》教授其徒,并且师事孙复。孙复、石介在泰山讲学多年,同学生们一道研讨学问,联系时事,解答疑难,深受学生欢迎,开创了疑传惑经、尊师重道、勤奋好学的学风。从而形成为北宋时期对理学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派,即泰山学派。


  不唯如此,孙复、石介在泰山构建书院,在书院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中国私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机构。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在致力于政治统一的初期阶段,尚无暇顾及教育,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构建书院。私人创办书院作为一种特有的学校制度逐渐确立。对于宋初书院之兴的原因,朱熹、吕祖谦等都曾有过论述。朱熹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注:《朱子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注:《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石鼓、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如此,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也是这样。


  泰山书院作为山东较早甚至是最早的书院,它的建立并兴盛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山东是儒学的故乡,文化素称发达,孙复、石介建立泰山书院后,“受此影响,在一些学者的倡率下,汶上圣泽(复古)书院、益都的白龙洞书院、莒州文学书院和郓城岳麓书院相继成立”(注:白新良:《明清山东书院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金元时期,山东虽然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之下,书院较之南方各省明显落伍,但书院发展仍然不绝如缕。到明清时期,山东书院则遍布各地,发展更为迅猛。(注:上揭白新良文的《附录》说:“经查阅各种山东方志,历朝所建书院计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另外尚有不详建于何朝者62,共301所。”)


  泰山书院虽然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其对后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书院作为一种中高级的私学,在庆历年间开始衰落后,到南宋时又呈大盛趋势。从实质上讲,书院是在理学文化氛围中真正诞生的,而后它又成为理学大师们讲经传道的重要场所。南宋书院和理学兴盛时期,山东泰山一带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但是,由于胡瑗、孙复、石介曾在泰山苦读10年,后来孙复、石介又在这里建立书院,所以泰山书院在后来便有重要的影响,人们不仅在这里建立“三贤祠”,祭祀“三先生”,而且这一带以后建立的书院学校也每每标榜孙、石遗风。正像“三先生”与后来理学的关系那样,泰山书院与后来的书院兴盛也不无关联。


  第三,“三先生”在太学任教的影响。“三先生”先后都进入太学,在他们教学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这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显然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庆历新政之时,孙复、石介在太学任教,提出太学实行举人发解要有听课日限,放宽太学送考人数等规定,使太学大兴,生徒由原来的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名。程颐曾描述孙复讲《春秋》时的盛况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七。)欧阳修谓石介“乃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注:《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墓志铭》。)。“太学由此益盛”(注:《宋史·儒林传》。),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为杨(亿)刘(筠)(按:即四六美文),亦不敢谈佛、老”(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引《吕氏家塾记》。)。


  胡瑗在太学时,由于前来求学听讲的人太多,使得“太学至不能容”,不得不“取旁官舍处之”(注:《宋史·儒林传》。)。当胡瑗致仕东归,出现了“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的场面。程颐曾在太学受教于胡瑗,《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都有叙述。《安定学案》还说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他还曾说研究《易经》须读胡瑗的《口义》。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大家,也是著名的大教育家。程颐学于胡瑗,也曾学于周敦颐,但相比之下,他更加敬重胡瑗,这也反证出胡瑗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


  五、“三先生”开创了理学风气


  宋代理学的兴起,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从思想渊源上,不能不谈到宋初“三先生”,他们与理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汉代以来,儒家典籍被尊为“经”,汉儒治经虽然也讲求经义,但大多囿于章句,着力于经书的训诂和考证,致使章句愈趋愈繁,而对经典义理有欠发掘,更少创新,由此导致了汉代经学的衰落。魏晋以后兴起的玄学经学和义疏经学虽然注重义理的发挥,却又多流入佛、老之说,而且远离社会现实。唐代科举取士,也以章句之学为主。直到宋初,经师治经仍然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朝野谨守先儒们的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庆历以后,风气转变,宋儒打破了章句师法,沉潜涵泳,证悟经典义理,从此,“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注:《李觏集》卷二十六,《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他们不再专注于经学,而是扩展到整个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于是,注重义理的探研遂成为理学的显著特征和普遍表现。宋明时期的各个儒家派别,皆可用“理学”一词加以统摄,其原因也在于此。


  学界一致认为,注重义理,注重性理的探讨,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提供了精致的理论基础,使儒家人生哲学进一步系统化,更加哲理化,正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宋明理学的这些特征其实是在宋初“三先生”那里开始发端的。胡瑗的《周易口义》代替了王弼注和孔颖达疏,《洪范口义》批评了《伪孔传》。胡瑗大量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的本质,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胡瑗的弟子徐积说:“安定说《中庸》,始于性情。”(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他的弟子们也都非功利而强调“六经”的所谓义理。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则抛弃三传,全凭自己的理解解释《春秋》,用自己的主观体验来把握圣人的“真正精神”,力图对儒家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重新加以阐发。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要求重新疏解六经。石介的《易解》、《易口义》也对汉唐注疏深致不满,对郑玄之学给以完全否定。(注: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章。)石介还用“道”和“气”的概念来解释世界,认为“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气也”,由于气的变化浮动,导致了自然现象的各种表现。他认为“圣人之道”则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用石介的话说便是“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石介也谈性、理,他认为“物生而性不齐”,应以“天吏”来“裁正物性”;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应以“道”控制“情”,以合乎封建的伦常。他的情理学说在后世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总之,宋初“三先生”为了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把自己的道德、学术、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够完整,但是,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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