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天以国粹付余”
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国粹”一词，并非中国所固有。所谓“国粹二字，于古无徵”[1]。它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本传入的。1898年底，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作为办刊的宗旨之一，其“亚粹”二字，显然来自于“国粹”。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了“国粹一词，他说：“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酥纪年，终属空言耳。”1902年，梁又在给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信中讨论了有关国粹的问题，如说：“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等等。1904年梁又在《时报缘起》中再次指出：“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2]之后，“国粹”一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 《新世纪》第44期所载《国粹之处分》一文即说：“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3]
然而，真正自成派别的国粹派成员，则是指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一些具有传统学术文化根底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下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和当时排满革命宣传的需要，以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以及国学振起社、《民报》等为阵地，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学习西方和改革政治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是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陈去病、章太炎等，其中马叙伦、章太炎均为浙江人，而章太炎实为国粹派之主帅或称“主盟”。
1902年12月30日，黄节在《政艺通报》第22号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提出：“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后又与邓实、马叙伦等人准备在上海成立“国粹学社”，创办《国学报》，然以事中辍。1905年初，他们终于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高举“保种、爱国、存学”的旗帜，并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等，还拟建国粹学堂。国粹派正式形成。
章太炎是一位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积蕴很深。早在1903年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就曾鼓动刘师培致力国学研究以保存国粹[4]。 甚至他在被关在监狱里时还不无自豪地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5]邓实、黄节、 刘师培诸国粹派健将不仅视章氏此语为经典语录，将其发表于所办《国粹学报》上，而且在进行“国粹”宣传的过程中，常常征求章太炎的意见，接受章的指导。章太炎不仅时时以弘扬“国粹”自居，而且在《国粹学报》上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国粹论著，因而被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尊为“泰斗”。特别是他还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亲自主编《民报》，大量刊发“国粹”文章，将《民报》办成宣传国粹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他还在日本开办国学讲习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亲自投入到国粹宣传的实践中去，将宣传国粹主义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事业。据郑师渠先生所著《晚清国粹派》记载，前来章氏“国学振起社”讲习班听讲者的人数很多。1908年，鲁迅、许寿裳等青年学生也想参加，希望章太炎能再办一个小班，结果章太炎又于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里另开了一个班。两班学生先后达百数十人之多。直到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国为止。回国后，章太炎又不断撰写国粹论著，宣扬国粹主义。尤其到了晚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形势下，他更是为激励全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到处奔走，摇旗呐喊。致力于国粹研究和宣传，成为章太炎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而国粹主义思想也成为章太炎整个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章太炎致力于提倡和宣传国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并宣传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
章太炎在《演说录》中曾这样批评“欧化主义”，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这是帝国主义推行文化侵略、向中国人们灌输奴化思想的结果。所以他在《清美同盟之利病》中又说：“外人所深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要增强国人的爱国爱种之心，莫若提倡学习研究“国粹”——祖国的学术文化和历史地理。认识到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就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祖国的可爱之处，“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这“爱国爱种的心”不由你不激发。所以，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6] 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他还举例说明国学对于振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其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提倡国粹以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挽救民族危机，是当时国粹派成员共同的心声和目的。如邓实也曾清楚地指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侵略中国，更危险的是企图从文化上磨灭中国，“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如坠九渊，永远沉伦”。“今之受侮于外族也，其祸必至于种族灭绝，神灵消丧，越千万年而未能苏”[7]。 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8]“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 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9]故“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 ”[10]。国粹派对西学的态度比较冷静，明确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如邓实在《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发表《国学保存论》一文， 指出：如果一味“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恐不及十年，国学将“尽归烟灭矣”。黄节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1 期所撰《国粹学报叙》中也强调：“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
提倡国粹主义，也是为了适应反清革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需要。章太炎等大多数国粹派成员为江浙一带人，这一地区是明末清初受清廷民族迫害最惨重、因而抗清斗争也是最为激烈的地区。他们耳濡目染，自小即种下了反满的种子。特别是章太炎幼时受外祖父朱有虔的影响，初萌排满思想，又仰慕顾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自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即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件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他要通过研究和宣扬国粹，弘扬历史上民族革命精神和“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又要通过研究国粹，从古代学术文化和典章制度中寻找改革政治的答案。他在《演说录》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有许多是“合乎”或“近乎社会主义”的，值得借鉴，而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制度并不十分理想。所以，改革当前政体的关键是从“国学”中寻找中国固有的制度，加以改造。章太炎的政治改革方案，包括他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一整套设想，无不与他所深有研究的“国粹”有关。这位国粹派主盟，同时又是排满“巨子”和国家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其思想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据说，当时留日学生多“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11]。
三、“国粹以历史为主”
国粹派注重国学，又认为“国学，当首经史”[12]，而“六经皆史”，所以，史学成为重中之重。他们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著，如邓实的《史学通论》、《民史总叙》，马叙伦的《史学总论》、《史学存微》、《史界大同说》、《无史辨》、《古政通志》，黄节的《黄史》、《宋遗儒略论》，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攘书》、《中国民族志》、《古政原始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陈去病的《明遗民录》、《五脂石》等。他们十分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它能够培养国民的爱国心，激发民族主义。一方面利用史学宣传国家主权的独立，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动；另一方面运用史学武器宣扬“夷夏之防”和种族革命，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鼓吹革命。《国粹学报》第1期即发表刘师培的《论古学出于史官》一文， 指出：“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吾观古代之学，学术铨期，实史之绩。”“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邓实则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2 期发表《国学徵论》一文，指出：“周秦诸子为古今学术一大总归，而史又为周秦诸子一大总归。……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无以有国也。”马叙伦更在《政艺通报》1903年第15号上发表《史界大同说》一文，提出：“有宇宙即有史，是史者与宇宙并生者也。……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夫史者，群籍之总称，凡天下之籍，不问其为政治为宗教为教育，莫不可隶于史。是故史者，群籍之君也。”又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 期发表的《史学总论》中指出：“中人而有志于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 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 ”黄节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发表《黄史》， 自谓作《黄史》的目的在于“痛乎夷夏羼杂，而惧史亡则有国亡种亡之惨”。乃“有志乎《黄史》之作，条别宗法，统以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书中指出：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而我国统治者却“日举吾血食，拱手授人，作投赠交游之物”，“哀哀吾群，几何而不胥为美洲之红种、澳洲之黑种矣”。陈去病在《国粹学报》1907年第28期发表《明遗民录》，也说：“吾侪所以崇拜遗民者，谓其感戴旧君，耻臣新主也。”都明确表达了反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的志向。
特别是章太炎，更以史学为国粹之本，他在《印度人之论国粹》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国粹以历史为主。”他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而其中尤以史学为最突出，他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
章太炎在少年时代即反复诵读《史记》、《汉书》、《通典》、《通鉴》、《东华录》、《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以及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历史著作。因读史而萌发反清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又因读史而产生对封建传统史学的不满，故而早就立志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1900年，他拟就了《中国通史》的编写提纲，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并写有《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等史学论文。到1902年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新史学理论，所修《中国通史》也已着手进行。遗憾的是，由于时事的变化，章太炎编写百卷本《中国通史》之志最终并没有实现。但他在《民报》、《国粹学报》、《学林》等报刊上撰写过大量的史学论文，对古代典章制度尤其是官制政体制度、对晚明抗清历史、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等都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研究，特别是还阐述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直到晚年，还多次讲演《历史之重要》、《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史学略说》等，反复强调历史之重要。
章太炎利用史学宣传国粹主义，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总结和扬弃，又适当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构建起极具民族主义特征的国粹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他首先强调民族主义，重视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章太炎开始从历史中去寻求拯救国家与民族的答案。他在《菿汉微言》中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并主张“驰聘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13]。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确指出所编《中国通史》要“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后来他致力于研究和讲求“国粹”，更以史学为“国粹”之灵魂。他将国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历史的关系生动形象地比作庄稼与灌溉及土壤的关系，《答铁铮》云：“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历史的“最大用处”，就在于它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无可替代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14]。“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尤巨。”所以，历史知识应成为每个国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史学不仅是国粹主义的核心，也是近代“最切要之学”，“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15]
在章太炎看来，民族主义史学与爱国主义、国粹主义史学是一致的。他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辞中，明确指出：“为甚么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汉种的历史。这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如果不重视祖国的历史，“就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直到晚年，他哀痛国土沦丧，还到处反复强调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重要作用，大声疾呼读史。《历史之重要》云：“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即如吾人今日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答张季鸾问政书》又说：民族主义精神必须时时牢记胸中，不可须庾忘却，“惟民族主义日日沦浃胸中，虽积之十百年，终有爆发之一日。宋亡民不能救也，俞七八十年而香军起；明亡民不能救也，逾二百七十年而民国兴。此岂揭竿斩木之为力哉？有民族主义在其胸中，故天下沛然响应也”。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
章太炎十分注意运用历史直接为当时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他曾在《与邓之诚论史书》中直言不讳地自称：“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响应，推翻了清朝，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历史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之故，他在《致袁世凯书》中赞扬道：“炳麟不佞，始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逮乎辛亥，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夫惟历史民族主义，足以为全国斗杓，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面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章太炎运用史学武器，揭露和鞭挞侵略者的罪行。《台湾通史题辞》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对中日马关条约的“割台”深表愤慨。他还发表《马相伯、章太炎联合宣言》，“以历史及掌故等言，证明东三省属中国”，指斥“日本攻东三省，实明知取非其有，故遁其辞曰自卫；又不可，乃文其罪而造满洲国。人民不服，而有义勇军，非明明伪造耶？”又“根据史实，证明热河与满洲无关”，并“电达日内瓦，昭告世界”，义正词严地宣告：“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
正是基于对历史学的如此重视，章太炎很早就致力于“新史学”理论的构建，特别是新史书的编纂工作。他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理论中“六经皆史”说的精华，更注意“看东西各国的书籍”，将其中“有学理”的东西“收拾进来”（《演说录》），“取其“新理”（《译书公会叙》）。在《訄书·哀清史》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他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西人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并以此作为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新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在《訄书·原变》中，他提出了以人类生产工具的改进作为衡量社会历史进化发展标志的观点，说：“人之相竞也，以器”。“石刀、铜刀、铁刀，则瞻地者以其辨古今之期也。”他又在《訄书》的《原人》、《序种姓》等文中，用进化论观点考察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历史，以及中国原始社会的状况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提出了“社会阶级”、“历史民族”等富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当然，章太炎持“中国人种西来说”，故他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官制索隐》中，他还以进化论为指导，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即“太古草昧之世”、“神权时代”、分裂的“专制时代”、混一的“专制时代”。并认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合理进化和发展，旧社会形态中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新社会中又有旧社会因素的残余遗留。又认为战国秦汉间和清末分别是中国历史的两大转折点。
章太炎进一步用进化论史观为指导，对封建旧史书的弊病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提出新史书的编纂理论和具体主张。他在给吴君遂的信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实“难当意”。它们或则忽视社会文明进化史，或则忽略典章制度史，或则徒知记事，或则专事武断褒贬，所编成的史书，秽芜简陋，识断低下，昧于“进化之理”。在《訄书·尊史》里，他也批判“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并指出：“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哀清史》也指出，旧史虽然体裁众多，但都是单纯的史料堆积和史实铺陈，缺乏抽象的概括，“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不能探求“社会政法盛衰之所原”。特别是有清一代之史书，则更是连单纯记载事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完全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高压政策的结果。清廷大兴文字狱，“焚史隐恶”，使历史学家“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甚至“崇其谀佞，奖虚美，专以驾言诳耀”，竭尽歌功颂德、曲笔逢迎之能事，“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而同尽”，所写史书根本没有真实性可言。《哀清史》篇所附《近史商略》全面评价宋、辽、金、元、明诸史，特别是《清史》，认为编写《清史》，应把重点放在揭露“满洲的秽德”，以激励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由于清代“人材今绝，徒有狐媚之臣，乃少猜阻之士”，故《清史》不必立《卓行传》，但必须立《佞幸传》。对当时修成的《清史稿》，章太炎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出“应重修”。因为它“写了很多无关重要的事情，体例极不整齐。而且清朝遗老执笔修史，议论往事一定不会公允的。就像皇太后下嫁一事，证据确凿，无可掩饰。今清史一概抹杀，怎能传信后世。……纪载清太祖初起时，完全像一个草泽英雄，与历史的原来面目大有出入。”“怎能取信今人而传之后世呢？”[16]
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指出，新史书的编写，应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中国通史略例》也强调，通史的编写，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二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又说：“今修《通史》，旨在独裁。”“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即应提出自己独立的创见，要有“新思想”，要“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没智沉，以振墨守之惑”。通史的记载内容应包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而尤其是“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在《教育今语杂志》第二册《社说》中，他又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在《哀清史》里，章太炎还提出，史书体例的变革要“能破”、“能立”。他说：“史体变迁，亦各殊状”，“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将能立。”他对传统史书的各种体例加以改造，特别吸收了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优点，提出新史的具体体例和篇目。《中国通史略例》中所列的中国通史目录由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构成。从民族革命的需要出发，他还对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特别是他所亲身参加的反清革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可见，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是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产生的一股文化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一股爱国主义的文化思潮，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们主张弘扬民族精神，用中国传统的优秀历史文化来教育人们，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全盘西化，这些思想无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他们片面强调用“国粹”来振兴中华、挽救国家，甚至将历史的作用无限夸大到一个并不确实的高度，这显然并不是挽救近代中国的唯一办法和出路。尤其是越到后来，针对“欧化主义”思潮的泛滥，国粹派就越对中国固有文化特别是传统史学的成就表示肯定的意见，以致于将旧学抬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出现了某些复古主义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粹主义已逐渐沦落为一种封建复古主义文化。[17]
注释：
[1]沈宗畴编：《国学粹编》第一期《本社简章》，1905年出版。
[2]见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8、292、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章太炎致刘申叔书》，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5]章太炎：《癸卯□中漫笔》，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8期。
[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 7]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 见《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8]《国粹学报叙》，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9]《国学讲习会序》，见《民报》1906年第7号。
[10]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1] 胡朴安：《二十年学术与政治之关系》， 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12]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13]章太炎：《致汪康年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页， 中华书局1977年版。
[14]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书局1922年版。
[15]《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见《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16]见李希泌整理：《章太炎先生论史学三题》，《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
[17]文中所引章太炎语仅说明文章篇名而未注明详细出处者，均见于《章太炎全集》1～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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