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良教授现执教于湘潭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西方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有《神论》、《史学与神学》、《东方文明畅想录》、《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等著作。值其新著《新儒学批判》梓行之际，我们专就新儒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访问了启良先生。
问：新儒学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初，49年以后，仅在海外华人学者里得以流行，但最近十余年里，又重新在中国大陆兴盛起来，并大有形成显学的势头。请您谈谈新儒家在大陆学界的再度兴盛有无某种合理性？
答：一种思想的产生与流延，总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区分两种合理性，一种是理论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历史的合理性。本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新儒学，其合理性只是历史的合理性，而不是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从百年中国历史的行程看，新儒学的产生与流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就近十年的情况而论，缘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80年代初以来，思想界一花独放的局面只是勉强维持，原有的信仰体系受到冲击。而人总是需要精神支撑的。既然原有的信仰发生危机，人们便不得不在精神祈向方面寻求新路。第二，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和原有信仰体系中的价值观的坍塌，社会由原来的非正常的有序进入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加之权钱结合，污吏横行，社会道德弱化，世风日下，遂使国人转向传统儒学，试图用孔孟学说根治时弊。第三，70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三足而立。传统派与俄化派虽不曾自言亲和，但思想实质却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且拥有一片共同的思想土壤，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文化形态。虽然俄化派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批传统派，但其主要对手却是西化派，因为只有西化派的文化主张才会对既成的社会秩序构成否定性的威胁。8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许多人深感到他们原有的思想武器已不顶用，有必要借助于传统派的思想，抵御西方思想的传入，以达到护定既成秩序之目的。最近两年，港台一些学者说，要警惕大陆学界把新儒家研究意识形态化，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近些年以方克立先生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所从事的为学理性的研究，但又须看到，社会上复兴儒学的各种企想并非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发现，学术的外包装里面却充满着非学术的且不可明言的东西。
问：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曾对儒学展开过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但最终孔家店还是没有被彻底打倒，非独新儒家拉起复兴儒学的大旗，就连一般的国民对传统儒学依然还是几分恋情。您认为此种局面，究竟是儒学内在生命力的体现，还是因为当年思想界的批判无力？
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我只能给您一个简约的回答。儒学的生命力，可从两方面而言之。一是其自身理论的生命力，二是外部环境所给予的生命力。但是从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看，儒学的长期兴盛，主要原因恐怕不是其自身的理论魅力，而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护奉的结果。因为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政治体制是三位一体的。照道理，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的废除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儒家思想也应该归于终结。但实际上，我们所结束的只是形式上的帝制，现代工业文明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可以说，传统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系统虽然受到某种冲击，不再原模原样地保存下来，但却以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得以留存。还可以说，正因为传统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系统不曾得到根本的改造，所以近百年的中国才会灾难深重，人祸频频。诚然，此种情况跟本世纪初对儒学批判的力度有关。但又须看到，当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反传统，火力不谓不猛，且击中的也恰恰是旧文化的要害，只因为期太短，未能酿成一种持久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必须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只有这样，许多问题才会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不是外部因素的干扰，完全可以为民族文化开出一片新天新地。只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对旧文化的清算。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梁启超和陈独秀两人此时的思想转向就可清楚地看到。
问：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发展科学和推进民主。这一时代课题，也是新儒家所注重的。他们主张复兴儒学，就在于他们相信，从儒家学说里可以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也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既可安顿现代人的人生，又可引导国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不知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答：新儒家的确不反对民主与科学，相反，他们几乎所有的思想阐发，都是围绕着这个时代课题的，即如何由儒学的“内圣”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外王”。此种思想动机是高尚的，难能可贵。但问题是，儒学能否引导吾国吾民进入现代化，依凭孔孟程朱陆王的那一套能否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功，新儒家的思考却是不现实的，亦有欠于理论深度。实际上，儒学从根本上是反科学和反民主的，既不可能引导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也不可能使国人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问：能否请您在这一方面谈得具体些？
答：好的。科学的发展，基本的条件在于自然哲学的繁荣，而中国儒学，历来注重的是人伦道德，修齐治平，对自然事物兴趣无多。再者，科学能否发展，最关键的还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有先进的科学思想，原因在于他们信仰上帝，有创世学说，天与人主客对待。而儒学主张天人不二，圆融无碍，不可能将自然万物对象化，当作一客体来思考和研究，所以很难有科学思想的萌生。至于民主问题，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可以转换为现代民主政治，更是一厢情愿的企想。民主的基本要求是人格的平等，而儒家的民本主义丝毫没有这一要求。在民本主义思想里，民是羔羊，官是牧羊人，君是羊群的主人，民始终处在被保护被宰割的地位，始终没有人格的自主。他们的境况如何，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各级官吏的品性与修为。而且，在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百姓们很容易产生出对清官与明君的崇拜心理，甘心居于人格的低位态。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悲剧，他们企望明君与清官，却不知此种思想恰恰是昏君与贪官孳生的肥土沃地。
问：新儒家对本世纪的新文化新思想均持批判的态度，他们把一个世纪以来民族危难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对传统的不尊重。您认为此种做法是否妥当？
答：本世纪的民族历史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这其中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新儒家将其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只是一种文化山头主义的偏愤之见。我刚才说过，如果当年新文化运动不是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中华民族的处境一定会好得多，至少不至于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还在做百年前洋务派所做的事。我认为，中华民族命运多舛，根本原因不是对传统的不尊重，而是传统没有得到很好清算。近百年来，真正给民族带来灾难的，都是传统儒学里面的东西。
问：新儒家最喜欢以十年“文革”为例，说明儒学传统不可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40年代末以后，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大陆同港台几乎没有文化上的交往，港台新儒家对“文革”的了解，只是捣文庙、焚诗书、红卫兵、大批斗等表面现象，而不可能深察这场浩劫的文化根柢。“文革”的所作所为，表面看来是“新”的，反传统的。但从文化上根柢处考察，只是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主义反封建主义。语录歌、忠字舞、个人崇拜、党内斗争、只要红不要专，哪桩哪件不可以从儒家思想里找到它的根源？
问：最近几年，新儒学之所以在大陆拥有市场，就是因为大陆这几年官场腐败，人心不古。您认为在此种局势下，儒学是否对消除腐败和整肃民风有所裨益？
答：这几年，大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然而，妨碍今日中国历史健康发展的，仍然是儒家的东西。一方面，官本位作祟，当权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面对官场黑暗、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人们不是去考虑如何清除腐败的土壤和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努力，而是徒劳地宣扬儒家德治思想，试图用唤醒腐败者的良心的办法来消除腐败，其结果只会导致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对百姓们来说，他们不是去深思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是一味地怀念50年代，甚至怀念“文革”期间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此种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儒家德治主义的圈子。只可惜，我们的国人至今认识不到这一点，始终绕不过对明君清官崇拜这一道思想障碍。
问：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虽有不合时宜的东西，但却并非全部过时，我们是否可以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对其作批判性的继承呢？
答：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特别是有关道德和教育等方面的学说，有些是相当好的，在现代社会同样有价值。但是，文化的继承与批判，绝非象到商店里挑选商品那样简单。我总觉得，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两句套话来作为今日中国的文化方针，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说了等于白说，而且于中国文化问题之解决，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我的理由是：第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这个问题不解决，既没法谈“取”，也没法谈“去”。第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关键是怎样“取”和怎样“去”。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两句套话就等于白说。第三，对于传统文化，还必须考虑它的精华与糟粕是否能依人们的主观愿望。想“取”就可以取，想“去”就可以去。第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句套话，实则同义反复，如同逻辑学中“甲是甲”、“乙是乙”。精华自然当取，糟粕自然当去，其义犹如“取其当取，去其当去”。此种说法，从语义上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第五，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各人有各人的标准。象民主自由这类东西，有人看作是精华，有人却看作是糟粕，看作洪水猛兽。由于对精华与糟粕没有一个公认的认识标准，所以这种套话又很容易为某些人所利用，作为愚民与役民的思想工具。其结果，恐怕所“取”的恰恰是糟粕，所“去”的又恰恰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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