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前后的公羊学说
公羊学说在儒家思想中堪称独树一帜，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它在西汉时期备受推崇，至东汉末年之后却消沉一千余年。至清代后期，龚自珍、魏源发挥公羊学说变易性、政治性的特点，用来讥议时政、批判专制；公羊学说具有解释性的特点，专讲“微言大义”，便于容纳新思想，故在晚清适逢时会而逐步壮大。19世纪最后十年至20世纪初年，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改造的公羊学说，更具新的时代特点，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面临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形势下，这一阐发变易改制的学说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拨动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弦，成为他们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武器，因而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张之洞于1903年所写《学术》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张氏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①a]这便是公羊学说在维新前后风行的生动写照。
康有为在广州、桂林讲学，梁启超等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都把《公羊传》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这是公羊学盛行的明显证据。近代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有中肯的评论。夏曾佑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②a]周予同于1928年著书也说：“到了清代的中末叶，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当时所称为‘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①b]此称“当者披靡”，足见当时喜谈《公羊》声势之猛烈！陈寅恪对于清季学术风尚也有一段重要评论：“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公羊今文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来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②b]清季公羊今文之学是学术所尚，流被深广，影响近代几十年，这个看法是积戊戌之前在湖南倡办地方新政的陈宝箴、协助策划湖南新政的陈三立，以及历史学家陈寅恪三代人的观察感受而得出的。因而同样应予足够的重视。
戊戌维新前后，湖南新旧两派斗争激烈。1895至1898年，巡抚陈宝箴在其任内以开天下风气之先为己任，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其继任者熊希龄、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倡办新政。谭嗣同、唐才常发起组织“南学会”，由黄遵宪、谭嗣同等主讲，探求救亡之法，听者踊跃。前此在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支持下，谭嗣同等又发起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分教习。梁启超等以公羊改制学说，参酌西方资本主义民权政治学说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意识。学生按日札记，由教师批改，师生醉心民权学说，发挥公羊改制微言大义，日夕讲论。“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③b]
政变发生后，湖南的苏舆把地方乡绅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攻击维新派的文字编成《翼教丛编》。叶德辉惊呼，公羊学说、维新理论的传播引起“举国若狂”，他在一封信中说：“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改制之圣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亦正蹈斯病。生已盗名，而欲使天下后世共趋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欤！……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④b]。叶德辉和王先谦等，自称“保卫圣道”，用各种手段攻击维新派，说时务学堂培养“无父无君之乱党”，南学会提倡“一切平等禽兽之行”，“倡平等”是“堕纲常”，“伸民权”是“无君上”，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不久，时务学堂停办。顽固派还攻击邵阳县南学分会首领樊锥“欲以我朝列圣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真汉奸之尤”，把他驱逐出境。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力主变法，他的儿子著《醒世歌》，说“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劣绅们斥皮氏父子“披邪说煽惑”，也用暴力将其驱逐出境。顽固派的种种攻击和仇视，恰恰证明以公羊新学说为重要内容的维新思想在湖南的迅猛传播，对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很大威胁。
二、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考察
晚清公羊学说直接促进了戊戌维新运动。陈寅恪就认为，晚清公羊今文之学与40年来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系[①c]。相反，叶德辉于1915年谈及经学问题时，也把清朝灭亡与今文经学直接联系起来，他说：“至康有为、廖平之徒，肆其邪说，经学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祸始，至今于龚、魏犹有余痛。昔人谓明季钟（惺）、谭（友夏）为亡国之诗妖，如康、廖者，亦亡国之文妖已矣。”[②c]这段话反映了叶德辉对戊戌时期康有为所代表的进步思潮的仇恨，也从反面说明今文经学的盛行，与旧的思想体系的动摇、以至清朝的彻底溃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但事物是复杂的，康有为的今文学说对戊戌变法也带来负面影响。康有为提出的刘歆伪造古文经典、公羊新三世说、孔子改制等观点，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种抒发政治思想的理论，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更给顽固派以诟骂的口实。余联沅在1894年奏焚《新学伪经考》的折子中，指责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③c]。文悌于1898年上《严参康有为折》，他说：“（康）托词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大抵原据公羊何休学……不知何休为《公羊传》罪人，宋儒早经论定……数千年后士，不获亲见圣人，自三传以下，假托圣贤，以伸己说者，何可胜数，又焉能于蠹简之余，欲尽废群籍，执一家之言，而谓为独得圣人改制之心哉？”[④c]故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称，康有为今文学之说“未足倾动士林”，指的即是这些事实。有的人赞成变法维新，但对孔子改制之说却不赞成，如陈宝箴在湖南主持推行新政，虽遭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等攻讦，而布新除旧不辍。时论对康有为、梁启超毁誉不一，他力排众议，特上奏举荐康有为，称他博学多才，议论宏通，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但他对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甚为不满，请求光绪帝令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有的学者即认为康有为推演有争论的今文学说作为变法理论，是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之一：“《新学伪经考》与《改制考》不仅引起不必要之纷争，而且几淹没变法之主题。”[①d]
公羊学的盛行对晚清学术文化的影响，与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它的影响并未因戊戌时期的过去而消失，相反，戊戌后它继续在哲学、史学领域发生影响。如周予同所说，“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第二，晚清公羊学在学术文化上的影响，概括来说有两项。从哲学领域说，晚清公羊朴素变易观的盛行，为20世纪初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条件。从史学领域说，晚清今文学盛行形成了重新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的普遍认识，从而促进了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并且对于五四前后“古史辨”派考辨古史、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探讨这两个问题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有分为“旧学”与“新学”；也有分作“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与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相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输入的，从外国移植的。导致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代“新学”在本世纪初产生，是与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本世纪初，由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进步思想界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以此为武器，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梁启超用亲历的感受概述了当时的情况：“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②d]就史学范围而论，本世纪初年“新史学”的产生，是伴随着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而出现的。梁启超著《新史学》，批评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主张用“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新学诞生之时对旧学的批判如此突出，而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联系和过渡却不甚明显，难怪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文化”是从外国移植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近代文化从西方输入的新观念为何能在我们民族中生根。
其实，早在七十多年前，当新学正在形成过程中，有的学者就敏锐地认识到无视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是错误的。顾颉刚于1919年写有《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变迁观》一文，讲了自己认识前后的变化：“我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易旧为新时期，是用欧变华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来，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①e]当时他仅27岁，大学尚未毕业，却以亲身经历讲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文化的成就固然受到西学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文化有选择的继承。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在前辈学者认识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更加深入地总结和阐述，包括今文学在内的中国中古时代学术文化的精华如何成为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和动力。这对于科学地认识近代文化的产生，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从而更有效地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尊意识，都有重要的意义。以下进而讨论晚清公羊学盛行与进化论传播，以及公羊学说与“新史学”的产生两个问题。
三、公羊朴素进化观与近代进化论的传播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哲学领域产生质的飞跃的时期。
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是同近代另一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严复在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期间，热心地研读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亲见老大腐败的清王朝被由于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群韩》、《救亡速决论》等论文，并着手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并在1898年出版。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哲学思想。进化论的传播可以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界进入新纪元的重要标志。严复阐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形成进化发展的规律，是同唤起人们对民族危亡形势的认识紧密相联系的。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希望以此达到“警世”的目的。《天演论》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并赞赏斯宾塞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引用到人类社会的观点，着重论述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认为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他的目的是由此促使人们重视“保群进化”，去旧即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另一方面严复抛弃斯宾塞“任天为治”（指在人类社会中任凭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规律自发起作用）的观点，而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论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激励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为最大特色。《天演论》出版时，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进步知识分子满怀激愤、思变思强的时刻，严复创造性地介绍进化论学说，提供了一套新鲜的哲学观、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进化论学说在海内的传播，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民报》评论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①f]《天演论》被书肆争相翻印，版本达三十多种，成为空前畅销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恰是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这些信奉公羊学说、热心维新变法的志士，成为进化论学说最早的接受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喜谈公羊、投身变法运动、传播进化论，三位一体，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学运动和维新运动的领袖，他极其敏锐地吸收了西方进化论以构建其变法理论。还在严复最初发表介绍西方进化论的文章时，康有为就表示敬佩。梁启超于1896年致严复的信中说：“南海先生谈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②f]梁启超本人不仅对进化论学说心折赞赏，而且在本世纪初年连续著文介绍达尔文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指出进化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他预言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③f]。同年他还著有《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再次强调进化论学说问世40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认为人类各个领域，“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④f]。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史界革命”，规划“新史学”应该以探究人类社会进化之公理公例为根本任务，实则要求以进化论作为史学领域的理论指导，因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热心传播和自觉运用进化论，诚然来源有自。这就是他在19世纪最末几年已经把公羊学说与进化论二者糅合起来。他在1899年所写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即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为义，为《春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异，日日变异。”[①g]这一段典型性的论述，确切地证明，经由中国本土的进化观，人们如何便捷顺当地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
四、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历程
晚清许多爱国志士有一条共同的思想轨迹：由于政治腐败、外侮日亟的刺激，他们不满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哲学观，经过苦苦地哲学探索，进而走向中国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然后由中国本土的进化观进而服膺西方进化论，并大力传播，用它来观察历史与现实。在上书清帝失败之后，康有为转而苦心探索和构建不同于正统思想的学说体系。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梁启超事后回忆说：“甲午战前，我们三人来北京应试，“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都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②g]梁启超称他们当时处于“学问饥荒时代”，指的就是哲学苦闷时代。这些英拔锐进的青年，“生育在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之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③g]。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为了争取在旧传统束缚下获得精神的解放，他们苦苦探求新的哲理。在中国学术内部，他们首先尊崇公羊变易哲学，此后，西方学说传入，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进化论学说。
谭嗣同著《仁学》，首先标列“仁学界说”，云：“仁以通为第一义”。通的首义，为“中外通”，“多取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④g]。他讲《仁学》，思想来源属于中国典籍，也首列《易》及《春秋公羊传》。夏曾佑对自己由尊崇公羊学说进而满腔热情地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历程讲得尤为真切。他早年与梁启超、谭嗣同一样热心于公羊学，故梁启超论其学术思想渊源说：“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①h]他还写有诗句：“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出董生”，概括今文学派的系统颇为精到。在他的思想中，公羊学说成为沟通进化论的桥梁。1896年底他到达天津，结识严复，便立即倾心于达尔文学说，这在他致表兄汪康年信中有深刻的表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通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洎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怀，而心通来物，盖吾人言西学以来不及此者也。但理赜例繁，旦夕之间，难以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不知生平有此福否？”[②h]由于亲聆严复深入讲述进化论学说，以往从未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似乎得到答案，找到了真理。他的哲学观点实现了质的飞跃。又据夏循垍撰《夏穗卿传略》载，当时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书，常“与先生反复商榷而成篇”[③h]，这显然使夏氏对于进化论有更深刻的理解。他想写一本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虽未能实现，却撰成以进化论史观为主导思想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
唐才常的思想经历也说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特点。唐才常于1893年参加湖南乡试时，末篇即用公羊家言予以申述。故戊戌年他写信给老师欧阳中鹄，即称自己并非初次在时务学堂讲公羊改制之说：“受业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并申明他对《新学伪经考》“宗旨微有不同处，初不敢苟同”，不相信《周官》、《左氏》出于刘歆作伪之说，而认为两书是周代文献[④h]。他又申明《公羊传》的价值在于“内外夷夏之说，随时变通，期于拨乱世反之正”[⑤h]。此后，唐才常即吸收西方进化论等学说来阐述他对历史与政治问题的见解。如说：“《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西人言石刀、铜刀、铁刀。”[⑥h]又称：“一切政学格致，皆谓今胜于古。如当中国周匡王时，有埃及法老尼古者，曾驱十二万沟红海，不成而死。而近来法人勒塞柏斯，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八年，卒沟通之，此甚远胜古人之一端。”[⑦h]他更相信现今不合理的社会终将进步到平等、民主的时代，“若夫地球全局，则非发明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之大义，断断不能挽此浩劫！”[①i]尽管唐才常对于西方进化论和民主学说的了解还不系统、不深刻，但他已经把这些西方进步思想作为自己观察历史和未来的指导，则是无疑问的。
20世纪初年进化论学说迅速传播以后，在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作为哲学观的公羊三世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其价值却融入新的观念之中。公羊三世说具有粗疏、主观和神秘的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取之于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旧的传统学术体系；因此它的一些主要见解很容易引起争议，使很多人感到怀疑和骇异。而西方进化论学说，是从大量的实验和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进化论学说在当时取代了公羊学，这是学术进化发展的规律，但公羊学的朴素变易观却成为19、20世纪之交中国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这一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五、公羊学说与“新史学”思潮
20世纪初年，与大力传播西方新思想、要求结束封建帝制统治的时代大潮相呼应，在史学领域内出现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这一“新史学”思潮，在指导思想上要求贯彻社会进化论发展的观点，摒弃旧史家循环史观和复古史观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体现人群进化和社会生活的情状，取代旧史为帝王将相立传、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陈旧体例；在著史形式上也要求采用新体裁、新风格。因而这是标志着旧史阶段终结、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的划时代事件，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最有意义的是，“新史学”两位最重要的开创者正是梁启超和夏曾佑，他们分别在史学理论领域和通史领域撰写了标志着近代史学正式登上学术舞台的出色著作，而他们的共同经历便是由公羊学说走向“新学”。这一重要事实恰恰说明：晚清公羊学盛行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其精神却仍然活在20世纪的新学术中，并且向新的途径发展着。
梁启超《新史学》一文著于1902年，是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建立近代史学体系的宣言书和理论著作。梁氏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界，对于二千年旧史的积弊作了系统的清算。他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氏批判旧史和设计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他认为旧史恰恰不能说明同群进化的情形，孤立而不联系的一篇篇本纪、列传凑在一起，“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简直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梁氏对旧史的激烈指责，虽有过当之处，但确能打中要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梁氏肯定公羊三世说具有进化的意义：“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俱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他对“新史学”提出的界说，便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新史家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①j]，对全体人民起到教育、启发的作用，发挥人群之力，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进步幸福的境地前进。
梁启超倡导以探求、叙述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作为“新史学”的根本要求，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原先思想认识的继续和发展。从万木草堂向康有为问学起，特别是《时务报》、时务学堂时期宣传维新变法，与顽固保守人物激烈辩论之时，他已得心应手地运用公羊三世朴素进化观来解释历史和未来。由朴素进化观到系统的进化论学说，只是从较低阶段迈进到较高阶段，梁启超很自然地完成了这一过渡，并且深刻感受到用进化论改造整个史学领域的极端必要，因而成为“新史学”理论的奠基者和充满激情的倡导者。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准备以进化论为指导改写全部中国史；在学术思想史领域，他撰成了饮誉海内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氏早年是广州学海堂的优等生，受过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以后长期勤奋学习，因而谙熟古代典籍。他信奉公羊朴素变易观，对传统学术的变迁早有深入的思考，故在接受西方进化论之后，认识升华，形成系统的新见解。此文以八万余字的简要篇幅，概述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趋势。他把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划分为七个时代，论述了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又何以产生，前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成为这一时代的渊源，这一时代的思想又对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梁氏对学术思想变迁能够纵贯分析，提挈脉络，叙述因果变化，正是《新史学》理论观点的体现。譬如，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的辉煌时期，梁氏从七个方面分析学术勃兴的原因：1.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宏富；2.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3.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4.由于交通之频繁，学术思想得到交流；5.由于人材之见重；6.由于文字之趋简，著述及传播较前容易；7.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显然，发展进化的观点使梁氏能成功地分析学术思潮变迁与时代的关系。故《论大势》一文，堪称是运用进化论哲学进行史学研究取得的第一个硕果，是《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出色实践。
梁启超把夏曾佑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他称夏氏治经宗龚、刘今文之学，但又“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夏曾佑经由公羊学说的沟通作用，走向了近代进化论，却并不停留在公羊学说上，以此自限。即是说，吸收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而又能突破其牵强比附的体系，这是夏曾佑在历史研究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夏氏这种学术个性，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有确切的体现。他说：“案此篇（指陆德明《经典释文》）皆唐人之学，至宋学兴，而其说一变，至近日今文学兴，而其说再变。年代久远，书缺简脱，不可详也。然以今文学为是。”[①k]又说：“儒术中有今文古文之争。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②k]这些话说明，第一，夏氏推尊今文学，并且明确肯定晚清今文学风靡于世的进步意义，称赞当时信仰公羊学说者是“好学深思之士”。第二，他的学说，又与专讲“微言大义”的清朝经师不同。他不拘牵于经师的旧说，要运用今文学的精髓，与进化论的原理相结合，在书中阐明“历史因果之理”。故此，《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第一篇《世界之初》，论述人类起源，即揭示出达尔文进化学说与宗教神学的对立。宗教神学讲人类由“元祖降生”，昔之学人笃于宗教而盲从，至近代才逐渐从这种落后意识走出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则“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又说，“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这就是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他著史即从论述自然和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进化的理论为指导，以此贯串全书。由公羊朴素进化论而达到近代科学的进化论，遂使夏曾佑的学术思想进入新境界，运用这一崭新观点而在通史研究领域获得丰硕之果。
《中国古代史》一经问世便使读者“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这也是晚清新学传播历史上光彩四射的一页。对于进化论这一刚刚从西方传入的新学说，夏氏能避免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毛病，而做到正确地把握和比较熟练地运用，其原因，在于蕴积深厚。早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夏氏就如饥似渴地探求公羊朴素进化观，以此为指导，思考哲学、历史问题，以后与严复密切往还，自觉眼前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因此，书中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形成的阶段性演进的系统看法，乃是他自探求公羊学说以来长时间研求的成果，决非一蹴而就，骤然而得。中国历代“正史”的编撰，均以朝代起讫定终始，体例演用不变，编年体史书则按年代先后逐年编写，也一向无所改易。至夏氏通史著作出，才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成体系的学说。他划分中国历史为三个大的阶段：上古之世，自传说时代至周初；中古之世，自秦至唐；近古之世，自宋至晚清。从他这一总体框架看法，我们也可感觉到公羊三世历史观的精髓存在其中。三大段又各自分为小的时期，以夏氏概括的各时代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对各个时代的递嬗和因果关系确有较好的把握。如他把中古之世划分为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皆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入侵，握其政权，而宗教也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时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划分为退化期和更化期。“五季宋元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①l]由于早年研求公羊学说以来长期淬砺的进化观哲学思想，使这位历史学家对自己所处时代有洞中肯綮的看法：由秦代建立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注定要被废除，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的潮流已经预示着社会将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政治道路。夏氏所说的“处秦人成局之已穷”和“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实际上便是这位维新思想家对时局的论断。
与全书独创的理论框架、具有新鲜时代气息的内容和方法相适应，《中国古代史》在史书形式上亦有新颖的创造。夏氏借鉴于当时刚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同时吸收了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史学编撰形式。这同样体现了进步公羊学者要求变革旧事物、适应时代变化的思维方式和学术风格。通过夏曾佑的艰苦努力，《中国古代史》从内容形式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第一册自1904年印行后，至1906年即再版六次，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在传播新鲜历史观点和历史知识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世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文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因而成为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为推进19世纪的中国学术向近代学术飞跃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注释：
①a 《张文襄公诗集》卷四，上海集益书局1917年石印本。
②a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第六十二节，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①b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一，《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②b 陈寅恪：《塞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③b 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70页。
④b 《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六，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
①c 见前引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②c 叶德辉：《经学通诰》，湖南省教育会1915年发行，第2页。
③c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④c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83-484页。
①d 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1页。
②d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①e 《中国哲学》第11辑，1984年，第302、307页。
①f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3页。
②f 《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
③f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4页。
④f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2、18页。
①g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8页。
②g 《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20页。
③g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④g 见《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
①h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②h 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见《汪康年师友手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h 见《史学年报》3卷2期。
④h 《上欧阳中鹄书》（一）、（九），《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238页。
⑤h 《交涉甄微》，《唐才常集》，第43页。
⑥h 《辨惑》（上），《唐才常集》，第164页。
⑦h 《辨惑》（上），《唐才常集》，第166页。
①i 《上欧阳中鹄书》（九），《唐才常集》，第238页。
①j 以上《新史学》的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8、10-11页。
①k 《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节《孔子之六经》。
②k 《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六十二节《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
①l 《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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