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是20世纪兴起的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术思潮，而牟宗三（1909—1995）则是当代新儒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98年9 月5日—7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栖霞市人民政府和台湾鹅湖杂志社、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山东省会济南市舜耕山庄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和新加坡、韩国、德国、美国等9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提交论文和专著60余篇（部）。台湾学者特别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们大都非常激动，他们一再说：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也是牟先生的故乡，在山东召开这次会议，自然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来这里开会，也是陪随牟先生的精神和在天之灵“回家”——回牟先生的家，回儒学的家，回中国文化的家。言语之深沉、真切，令人动容。会议期间，杜维明、蔡仁厚、罗义俊等60余位学者作了精彩发言，围绕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的思想成就、学术贡献及理论价值，从不同角度、层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全体会议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专职常务副会长刘蔚华教授主持，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井然有序。
一、牟宗三的学思与贡献
牟宗三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中最富原创性的学者。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达60余年，著作等身，成就卓著。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畅谈了各自对于牟宗三的研究心得与看法。
关于牟宗三的学术贡献及特点，蔡仁厚（台湾东海大学教授）指出：近年来，我总以五点意思来指述当代新儒家的学术功绩，一曰阐明三教，二曰开立三统，三曰畅通慧命，四曰融摄西学，五曰疏导新路。这五点贡献，又都以牟先生为最突出，可以推举牟先生作为典型的代表。他一生不做别事，只念念要为中国文化打开一条复兴的坦途。他以三部大书表述儒释道三教，又以新外王三书开显儒学现代化的理路，更以一人之力翻译、详注、消化康德讲真善美的三大批判，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架起了最佳的桥梁。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说：牟宗三以其30多部学术著作向世人表明，他的一生是向人类智慧的极顶不断奋进的一生，也是为人类理性奋斗的一生。他从中学走向西学，复由西学走向中学，最后融合中西，改铸中国哲学，重构中华文化，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人的理想追求。其最大特点在于，无论其思想发展至何种阶段，就在何种层次上立下一块学术的丰碑。
关于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卢雷昆（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认为，在牟先生遵循康德哲学的思维路向而建立的道德形上学中，道德心是唯一的真实存有，或曰创生实体、真实本性。但这实体（本体）并非一种存在物，而是一种作用。牟先生以“即存有即活动”说道德心之为一创生实体，可谓与康德反独断主义反“本体”化的批判精神若合符节。牟先生明确指出，道德心之为创生实体是就其为一道德创造之性能而言，它是超越的体性， 非实然的质性， 它是 moral ability ， 不是essence，不是类概念。叶海烟（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指出， 牟先生所谓的“道德实体”，不是形上玄辩所对之体，而是由吾人身体亲证而得的道德价值之意识。牟先生说：“直接由道德意识所呈露实体有种种名。依孔子所言的仁，可曰仁体。依孟子所言的心，可曰心体，而此本心即性，因而亦可曰性体。依中庸所言的诚，可曰诚体。依其与自客观方面言的天道合一而为一形而上的实体而言，亦可曰道体、神体、寂感真几、于穆不己之体。”此“体”有全体、整体与一体之义，它的意义不能只是抽象的或普遍的，而应作为吾人一切生命活动之所寄——它是根本、是基础、是原则，是一切生命动力之所源自。杨祖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认为，道德形上学对宇宙人生有一“全体都是善的”之肯定。人生的道德实践，不止感通于人伦事物，而且与天地生化相通而不隔。道德的秩序，即是宇宙的秩序。人在践仁时，可以体证天道；而在观天地之神化、万物之生意时，亦可启发人的灵感，使人鼓舞向上。人愈去尽其心性以实践，便愈见一己之生命，以至天地万物存在之真实性，人与天地万物，皆在一创生不已、真实无妄的诚道下。由是人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不会感到人生无常，而唯是奋进不已。这奋进不已，并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只因自己心性之不容已。人的真生命一旦被引发，是必会如此的。对于这种刚健的人生态度、生命境界，我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
关于牟宗三的“三统”说，周群振（台南师范学院教授）指出，牟先生由道德、学术、政治而揭示的道统、学统、政统，三者比较而言，道统是直贯的，循持道统，义在规范人品，蔚成文化；学统是曲通的，开发学统，利在扩展知识，丰厚民生；政统是扩张的，建立政统，功在管理国事，保障人权。道统以道德理性为其直贯的坚实的基础，可谓“本干刚健”；学统、政统虽亦各有其学之为学、政之为政的独立自为的主体性依据，但依全体大用之绝对性而言，毕竟要由道德理性为准来赋予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得相对而谓之“旁枝繁衍”。巨木之主干与旁枝，原是一物之“本未相随，终始相应”，天然必为相互依持的关系，可偕协一致而共成其丰盈美盛。林镇国（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指出：牟先生在《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一文里，强调人文主义必须建立三统：道统、学统、政统。道统是指基于人之道德主体性所开发的圣贤学问，以为日常生活的常轨；政统与学统是道德主体性的客观化所成的民主政治与科学，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目的。此三统之间，以道统之本，开政统与学统之新，才能发展出丰富有序的人文世界。
关于牟宗三的逻辑学，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指出，牟先生早期的哲学发展以深研现代数理逻辑为出发点，经过近20年的研究，消化而构成《认识心之批判》上下两册的巨构。此书不但成为牟先生哲学的基础，而其中针对现代逻辑数学，自罗素而迄维根斯坦之后，所提出的创见，仍有对现代逻辑与数学之哲学具有批判和前导的学术意义。王兴国（南开大学博士生）对牟宗三和金岳霖的逻辑理论作了比较研究，指出：金岳霖和牟宗三都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逻辑学家。金牟二先生不仅对逻辑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观，尤其牟先生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逻辑而独树一帜。实际上，张申府和金岳霖都是牟先生的老师，但牟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逻辑学的造诣和成就都超过了他的两位老师。1941年牟先生继金先生的《逻辑》（1937年）之后，出版了煌煌巨著《逻辑典范》，把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学和逻辑哲学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牟宗三的哲学方法，罗义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牟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一套具有现代诠释学意义的研究方法论。它有四个要点：1.客观了解；2.根据文献；3.扣紧问题；4.生命进路。并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文献与重问题的研究之统一，也就是中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统一；二是客观了解与生命进路的统一，也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对于牟宗三哲学方法论所具有的现代诠释学意义，是李明辉教授首先揭示的，我深表赞同。
二、关于当代新儒学的回顾与思考
当代新儒学由初始的滥觞其源到今日的浩瀚其流，已经历了近80年的历史发展。与会学者们在认真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出并讨论了许许多多的新老话题。
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几位学者饶有兴致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郑志明（台湾南华管理学院教授）认为，牟先生对宗教的认识，有别于西方哲学下的宗教观念。牟先生认为，宗教，如中文所示，有宗有教。宗是其归宿，教是其轨道，依宗起教，以教定宗，故中国以前只言教，而不合言宗教。由此言之，周代的制礼作乐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指导民众生活仪轨的精神文化系统，而儒家之被称为儒教亦然。儒教是“人文教”，是“道德宗教”，是“大中至正之大成圆教”。从东方哲学下的宗教观念出发，牟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宗教，重视和肯定自己的宗教，否则，一民族决无立国之本，亦决无文化生命之可言。黄俊杰（台湾大学教授）指出，儒学有强烈的“宗教性”，也有强烈的宗教感，但不是西方传统定义下的“宗教”。儒学的宗教性之特质在于：1.儒家的宗教感是一种个人的宗教性的体验，而不是制度化的宗教生活；2.在儒家的传统中，“宗教性”融入于“礼教性”之中，彻底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宗教”的“人文化”性质。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以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四人为例，具体分析了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省与贡献，指出：唐君毅从存在实感上奠定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的基础，开拓了儒学宗教性研究的领域，揭示了仁心良知、本心本性即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发掘了儒家的宗教价值，设置了“天德流行”“尽心立命”等超主客观境界。牟宗三则奠定了儒家道德宗教说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从宗教哲学的高度创造性地解读了“性与天道”和相关的内圣、心性学说，融摄康德，架构了“内在的超越”、“有限通无限”、“圆教与圆善”论，凸现了道德的主体性。杜维明进一步揭示了“为己之学”的伦理宗教意义，并在儒家的“自我转化”观、“圣凡关系”论和“体知”问题上有全新的发展。刘述先则进一步推进了“内在超越”学说，为儒家宗教精神的现代化和落实化，重新解读“理一分殊”，积极倡导“两行之理”，发展了“仁”与“生生”之旨。
周立升（山东大学教授）专门阐述了当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指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接续儒家道统、光大中华文化之“慧命”的总体目标下，平章汉宋，融贯中西，对《周易》之思想精蕴予以开新、创发。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1.对《易》之“宇宙本体论”的提升；2.对《易》之“价值世界”的重估；3.对《易》之“智慧精蕴”的阐发。
李宗桂（中山大学教授）针对当代新儒学的人文价值追求，指出：当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有着承先启后的关系，当代新儒学以返本开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重构工程，并不仅仅在于“保守”中国传统文化，而更在于发展中国文化。它所抱持和彰显的人文精神主要有：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自由精神、礼乐精神、本根意识、全球意识、“保守”精神、“开新”精神、实践精神，等等。
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新儒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并着重指出：狭义新儒家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构成一条明显的学脉，他们虽然对传统文化抱有同情与敬意，但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推进传统，转化传统，使传统与现代精神对接，而使之不至于僵化；他们对科学与民主表示认同，努力证明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兼容性，而使现代化不至于在中国游谈无根。他们的贡献在于谋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谋求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这是值得称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是这一运动的一翼。狭义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证哲学思潮鼎足而立，构成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李翔海（南开大学教授）在将牟宗三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论述中指出，牟宗三新儒学的基本义旨是要着力阐扬儒家吾性自足而无需上帝眷顾之终极关怀的现代意义，并以之对治现代人所面临的人性异化与人生意义的迷失。牟宗三新儒学主张将科学理性精神收摄于仁心的理论出发点，也包含了用价值理性导引工具理性，以解除因工具理性的误用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危机的一面。应当有理由相信，面对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时代潮流，正象对西方文化之优长的吸取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样，牟宗三新儒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智慧精神也应当可以为西方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使命与发展
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师。在所谓“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家要做些什么，怎么走下去，也是与会学者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蒋国保（安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当代新儒家努力上进以求达成的理想或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要实现它，必须首先具备一个前提，即现代民众的确真诚地接受儒学，情愿以儒学的价值观作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遗憾的是，在整个20世纪，普通民众对儒学并没有表示出积极认同的热情，反倒对儒学普遍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当代新儒家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积极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
王财贵（台中师范学院教授）在发言中，本着新儒家一贯的文化理想，提出了他认为当今切实可行的有关全民教育以转化人心、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方案：1.恢复简易的“三祭”（祭天、祭祖、祭圣贤）之礼，重新凝聚厚重风俗；2.倡导“读经”，以扎实社会文化根柢；3.开启讲学之风，以延续文化慧命；4.疏解典籍，以供后学依循。
高柏园（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鹅湖杂志社社长）指出：在牟先生之后，以鹅湖诸君子及蔡仁厚、戴琏璋、唐亦男等教授为代表的台湾当代新儒家，已在逐步反省前辈先生的学问性格及其得失，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发展，例如，袁保新教授便在儒家孟子及道家老子的研究中，试图提出新的理解可能，也就是通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背景，重新消化中国哲学。当然，也有如李瑞全、杨祖汉等教授站在维护唐、牟先生之立场上，深化自身的理论。此外，台湾当代新儒家也开始进行实际的社会文化改造运动。王邦雄、曾昭旭教授除了推动鹅湖月刊社的社会讲学运动之外，也各自为社会文化改造运动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演讲，以期在学院之外，使新儒家的社会关怀更为落实。王财贵教授则以儿童读经班的推动，从启蒙教育阶段即强化儿童对中国文化之了解与尊重。
王邦雄（台湾中央大学教授）着重指出：当代新儒家必须对时代问题有感受有回应。当前最主要的时代问题是两代断隔、两性疏离与两岸统独，这也是当代新儒家所面对的三大时代课题。这三大时代课题仍可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表述。在唐、牟、徐三先生所处的时代，“究天人之际”是天道性命问题，“通古今之变”是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一家之言”是中西文化问题。而落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与困局，则天人之际要转向父子两代的传承问题，古今之变要贴近夫妇两性的互动问题，一家之言要用心在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来发言，并寻求或打开可能的出路。倘若儒学在今天，不能生发教化的作用，伦常礼教的常道维系不住，而坐视两代断隔、两性疏离与两岸决裂的话，那么我们真的辜负了这个大时代！
以上简要记述20余位学者的发言内容，还有许多学者的重要发言或精彩演讲，如杜维明、丁冠之、金东洙、郑炳硕、施忠连、李明辉、周博裕、景海峰等等，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从总的讨论情况看，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专业水准高，反映了当前这一领域研究的高水平；二是关注社会，紧扣时代课题，有重要现实意义；三是祥和融洽的学术气氛，与会学者相互尊重，充分展开自由讨论，使整个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