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慰藉人的心灵，同时又能做到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思考的重点。贺麟根据其“新心学”的理论，在“以体补体，以用补用”的原则下，努力融化调和中西文化之优点，设计了新式儒者的人格。
一、新儒者界定
何谓“儒者”？“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我们说，在工业化的社会中，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成为品学兼优之士。……但因限于资质，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的人亦可谓为儒者。……惟有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其知识技能以作恶者，方不得称为儒者，且为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①。在这段话里，贺麟对新儒者作了基本的定位，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基本立场是儒家道德本体论，坚持以道德为中心来规范儒者；第二，儒者的表现有不同，以德才兼备为最优，有德无才次之，无德则恶之；第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扩大儒者的内涵。贺麟将儒者从原来的尊崇儒学的读书人，扩大到工业、商业、政治、军事等领域，认为现代社会不仅要有儒臣、儒将，更要大力提倡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的技术人员。现代社会是以职业分工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将现代社会的职业儒家化，贺麟认为是儒家发展的新途径。说到底，就是要将西方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职业精神与儒家的道德价值相结合，使职业人生儒家化、道德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新的儒者。
同时，这段话内含着新儒者要避免三方面的不良倾向。一是要避免西方现代重才能轻道德的倾向。品学兼优与现代西方社会以才能为中心评价人的体系完全不同。现代西方社会注重创新，崇尚财富，功利主义盛行，所以特别注重个人才能的培育，而对于道德要求则有所遗失。西方在高科技发达的同时，高科技的犯罪也层出不穷，就是很好的写照。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对此贺麟深有体会，因此他认为今后的教育应该称为价值教育，包括真、善、美、用四个方面，道德和效用不可偏废。二是要避免传统儒家道德至上的倾向。全面承接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造就职业精神，使其成为每一个人的终生使命。三是要避免儒家读书做官的缺点，建立职业光荣的信念。传统儒者除了做官就是归隐，贺麟认为，“今后则不再专门教育一班这种似乎无所不通而其实空洞的特殊的‘士’，而趋向于专业教育，要造就专业人才或各种专家。农工商要专家，从政的亦是一种专家”②。这样培育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使各个方面都有专门人才去努力工作，才能避免受过教育的人都向政治一条路上去钻营，使中国发展成为现代性的职业社会。
二、新儒者人格基础
人格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贺麟认为：“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③自由与精神相结合就是西方讲的意志自由，而“意志的自由就是人之所以取得人格的基本条件”④。人格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基础上的。没有精神上的自由，人就没有自主，就是奴隶，就根本谈不上人格。同时理性也是西方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科学民主的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只有意志自由还不够。意志自由只能使人成为人，但不能成为现代人；只有意志自由加上理性，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现代人。现代人的确立，才使人格有了主体。
确立了人格的主体，只是成为现代人的必要条件，是体。可以说，这样的主体还是一个形上的、概念的人，不是事实上的主体。根据“新心学”理论，体与用应该是合一的，因此，这样的主体还必须充实内容——中外古今的文化，即用。一个具备意志自由的理性的人必须学习和掌握中外古今的文化知识，这样才能达到体用合一，成为现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现实的现代人，才具备人格的基础，才能谈人格。那么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基础呢？这就是贺麟所关注的新儒者的人格基础。
在贺麟看来，新儒者的人格应该建立在彻底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最后儒化、中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贺麟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在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方文化之后，自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具备新儒者的人格基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新儒者，他的精神应该是儒家的精神，但这种儒家精神必须是具有现代性的儒家精神。根据“以体充实体，以用充实用”的原则，这时的儒家精神应该充实了西方文化和非儒家思想，他的精神应该是新的，应该是在把握西方文化、提倡非儒家思想后的新的儒家思想。所以新儒者人格的基础应该是新的儒家思想。贺麟还认为，科学是用而非体，与儒家精神毫不冲突，尽可以充实儒家之用，而不必附会科学原则以曲解孔孟的学说。弄清楚了新儒者人格所需要的基础——新的儒家思想，接下来就要了解建设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具体途径是什么？贺麟认为途径有二：文化学术和生活修养。
就文化学术而言，贺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认识到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宗教观念和从古希腊发展起来的哲学和艺术，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所在，所以他认为西方文化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哲学、宗教、艺术三个方面。近代以来，哲学、宗教、艺术以各自独立发展为主，又彼此相互影响。首先，贺麟的这种看法与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段，到贺麟，已经完全认识到西学自有西学的体用，西方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相携而行的。其次，他的这种看法与当时西方的大思想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宗教培育忠诚和奉献，是善的化身。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之源，新教提倡的忠诚、勤奋、节俭等等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职业人，现代经济活动的后面也有宗教救赎观的支撑。哲学即爱智慧，是真的呈现。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转向认识论，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的动力。艺术培育人的美感，是美的使者。艺术促使人们去追求，去探索，去反抗，这种意识一直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起源于艺术，现代性起源于诗人波特莱尔的呐喊，而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更是琳琅满目，表现出多元的社会生活。相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合诗教、礼教和理学为一体的，没有分开。这一点，从仁和诚的内在表现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在儒家思想中，仁与诚不仅是其字面的意义，仁和诚而是更有着丰富的含义。哲学上，仁乃天地之心和自然万物的本性，可说仁的本体论、宇宙观；诚是指真实无妄之理或道，即本体或实体。如《中庸》所谓“不诚无物”。宗教上，仁为“天德”，具有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情；至诚能贯通天人物，具有感天地泣鬼神的宗教精神。艺术上，仁为纯爱真情，是诗教的源泉；诚亦是诚挚纯真的感情，是诗教的根本。在这里，贺麟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通过对于仁和诚的解读，非常清楚地呈现出了儒家思想观念的混沌性和模糊性。这是一种还没有经过科学分析的审查从而不具备现代性的思想。这种情况与西方的前现代是一致的。在前现代，西方的哲学、艺术、科学等等都包含在宗教之中，所有的思想及概念都是以宗教宣讲的方式进行表达。随着近代科学分析的兴起，各门学科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的地位，相应精确化和规范化，走向了现代。因此，贺麟在随后的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中，就对照西方的三个不同的思想门类，不但要求与之进行相应的补足充实，更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的分析改造，使其具备科学性和精确性。
在贺麟看来，儒学中的理学、礼教和诗教三个方面，是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宗教和艺术相对应的。这三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体，是中国的精神。贺麟说：“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⑤它们分别对应哲学之真、宗教之善和艺术之美，也是真善美的化身。因此，要使中国儒家文化转化为现代的精神之体，只要以西方之哲学、宗教和艺术分别补充儒家之理学、礼教和诗教即可，对此，贺麟称之为“以体补体”。儒家可以从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三方面加以发挥，造就新儒家思想，具体表现为：在哲学上，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⑥；在宗教上，以礼教的伦理道德去吸收基督教忠诚勇敢、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和博大超脱的襟怀，从而产生出新的礼教思想；在艺术上，儒家重视诗教和乐教，但因《乐经》遗失，乐教中衰，因此应该借鉴西方的音乐、戏剧、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来丰富儒家的诗教，产生出新的儒家的艺术形式。
就生活修养而言，就是要成就新儒者。在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需要具有儒家风范的新儒者，特别是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最需要具有儒家气息的工业人员、技术人员和从事商业的人员，使“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的儒商、儒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⑦。
三、新儒者人格表现
具有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修养的新儒者，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自然表现出来的风度和气象，即是新儒者人格的表现，贺麟称之为儒者气象。何谓“儒者气象”？《孟子·公孙丑上》：“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在孟子看来，心是气的基础，气为表象。没有内在的良心作为基础，得不到本心的支持，气就没有着落。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外部的事物不通过人心的判断，终究是纷乱的，人一旦丧失心志，外部世界也就不再具有道德的秩序和美学的意义。陆王心学更是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心为根本。因为“儒者气象”有着良心这一终极根据为其提供保证，故明儒胡居仁有言：“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明儒学案》卷二)应是先具备了儒家天理道德的觉悟，然后才显“儒者气象”，换句话说，正是“儒者气象”的内蕴外显，使儒者成为可能。贺麟也认为：“离心而言物，则此物实一无色相、无意义、无条理、无价值之黑漆一团，亦即无物。”⑧由道德之心应付环境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即是人的气象。在传统儒家看来，只有充分体认了儒家的道德伦理以顺天应物，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儒者的气象。现代对于儒家的创新，并不是追逐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要从儒学的基本面着手，而这一基本面就是对良心的重新体认，“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是儒者气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彰显的前提。
从新心学的理论出发，贺麟对“儒者气象”的表象作了自己的规范。他认为：“凡具有诗礼风度者，皆可谓之有儒者气象。”⑨“心”是诗礼的终极根据。诗表达美，礼呈现善，儒者的人格气象应该是既善又美的呈现。这种呈现形式上虽与古代的儒者并无差异，然而内蕴则大为不同，是为新儒者气象。新儒者所具有的风度自然不是古贵族式的诗礼，而是在继承传统诗礼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近代优秀的艺术和宗教精华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诗礼。其中，诗既具备传统儒家的诗教，又充实了音乐、绘画、舞蹈等现代的艺术元素；礼既内含着传统的尊老爱幼、上下有序、和睦共处，又具有平等民主、忠于职守、博爱万物等现代精神。所以虽然同为诗礼风度，但内涵却完全不同。新的儒工、儒商、儒臣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在各自的领域之内，遵循各自的规则，莫不有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各自的行为规范莫不有序；各个领域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莫不有节。有法、有序、有节，是为民主社会的礼的风度。同时，新的儒工、儒商、儒臣在各自的私人生活中，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而社会为此应该尽可能多地提供相应的公共设施，如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等，使个人生活富于诗意。总之，贺麟认为以诗礼表达新儒者的人格非常贴切。
四、新儒者人格的态度
新儒者的人格、气象，并不是空的概念，而是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通过他对待每一件事的态度而为人所感知。贺麟说：“就做事的态度言，每做一事，皆须求其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即可谓为儒家的态度。”⑩
合理性。首先，它是指对于儒家道德要有尊重敬守的态度。贺麟说：“合理性即所谓‘揆诸天理而顺’。”(11)在传统儒家那里，天理既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形上根据，本身又代表儒家伦理道德，所以对于儒家伦理道德，儒者不仅要尊重敬爱，还要体会理解，更要遵守实行，这是儒者的态度，也是新儒者应该具有的态度。在论述“三纲”时，贺麟进一步论证了这种态度的合理：“三纲说认君为臣纲，是说君这个共相，君之理是为臣这个职位的纲纪。说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就是说为臣者或居于臣的职分的人，须尊重君之理，君之名，亦即是忠于事，忠于自己的职分意思。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做暴君个人的奴隶。惟有人人都能在其位份内，单方面地尽他自己绝对的义务，才可以维持社会人群的纲常。”(12)儒家这种敬守道德规范的态度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绝对道德义务有相符合的地方，而“三纲”这种尽职守、忠位份的坚毅精神更加符合西方近代以来所提倡和培养的职业精神。其次，它表现为理性的精神。贺麟在论述合时代与合人性时曾指出：“只求合时代而不合理性，是为时髦”，“只求合人性而不合理性及时代，即流于‘妇人之仁’、‘感情用事’或主观的直觉”(13)。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一个人根据理性来把握自己的行为，既能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又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也不会为时髦所左右。同时，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考虑问题，不凭感觉做事情，就不会感情用事。理性精神亦是科学的基石，对于理性的强调能够使儒家思想开出科学的花朵来。可以说，由于贺麟对儒家道德的绝对提倡，致使他混淆了现代的职业精神和个体的自由平等精神。人格的平等、个人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而职业只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如果对于职分的忠诚被扩大到人的全部，则人无异于奴隶。这样的新儒者与传统的庸儒又有何区别呢？
合时代。指做事的态度要合乎时代的要求。首先，合时代具有与时偕行的意思。“合时代就是审时度势、因应得宜。”(14)人是时代的产物，他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而生活而思想，因此，人的思想更不可能离开时代。从儒学本身的不同发展形态来讲，经学、玄学、理学的更替就是时代性的要求和表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被后人誉为“圣之时者也”。新儒者不同于先前的儒者，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时代的改变。时代是儒者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如何审时度势、因应得宜则是新儒者存在的可能。新儒者必须根据时代的特征，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要求的思想理论。其次，“合时代包含有‘时中’之意，有‘权变’之意，亦有‘合理’之意”(15)。合时代并不是随波逐流，追赶时尚，而必须根据理性的考察，取舍有度。贺麟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儒学式微的时代，西学成为当时中国的时尚。对此，贺麟没有跟着西化派去埋葬自家的思想，而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求其权变和发展。复次，职业伦理的培育。与传统单一的农业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社会，经济和职业是其中的两大特点。为此，贺麟认为必须改变传统儒家对于商人的鄙视，应将其纳入新儒家的范畴，以适应社会发展。所以贺麟提出“儒商”和“儒工”概念，倡言培养职业精神。
合人情。如果说合理性是新儒者在行为时对于思维的态度，合时代是新儒者在行为时对于社会的态度，那么合人情就是新儒者在行为时对于他人应具有的态度。具体来说，“合人情即求其‘反诸吾心而安’。……合人情不仅求己心之独安，亦所以设身处地，求人心之共安”(16)。合人情不仅是使自己心情平静，更主要的是使他人波澜不兴。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应该“以己体人”，“以己度人”，进行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就是要求主体用平等的心态去考虑对方的情感感受。用平等的心态考虑情感，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地看待理与欲的关系。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处理方法，贺麟提出了自己对于理欲关系的处理态度，他说：“近代伦理思想上有一大的转变，早已超出中古僧侣式的灭人欲、存天理、绝私济公的道德信条，而趋向于一方面求人欲与天理的调和，求公与私的共济；而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去设法假人欲以行天理，假自私以济大公。”(17)可以说，贺麟完全抛弃了将理欲对立，从而简单否定人欲的处理方式。他一方面调和理欲，争取理欲共赢；一方面又希望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使天理得以流行。贺麟始终强调理欲的相容性和共济性。“他指出，如果恰当地看待人欲，人欲可以成为促使天理实现的积极因素，乃至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如果道德生活完全脱离了人的欲望、需求，这必然陷入空虚、贫乏和不近人情”(18)。
西方社会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倡的是“爱”。传统儒家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依靠的是“恩”与“情”，就连夫妻关系也不是因“爱”而维系，而是因为生活与生育致使夫妻双方相互有“恩”于对方而得以维持。“爱”源于情感的赏悦或怜悯，“情”是对异己的无私关心和牵挂，“恩”则源于休戚与共生活中的关心或照护。西方夫妻重爱情，爱情在于满足，是个人的事；中国夫妻重恩情，恩情在于使命，是家族的事。“爱”随“情”，故飘渺，需要宗教稳定；“恩”主“情”，故坚持，本身亦是宗教。“恩”由于有主动施予与被动报答的涵义，且常常建立在主体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因而统治阶级经常用它来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或手段。近代以来，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恩”也连带地遭受到质疑。而“情”相对于“恩”来说，更是建立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符合现代人的平等观，且又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应有之义，所以，在人与人之间提倡人情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也是贺麟提倡“合人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新儒者人格载体
人格存在于人的使命之中，“人没有人的使命，人就没有人格，不能算是真正在做人”。那么，人的使命是什么呢？“人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下，即是人生的目的”(19)。对于人生的认识，贺麟不主张从人生自身开始，而主张从对超人生、非人生的天与物的认识中得到。“物”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研究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人；“天”则指美化了的自然、天道和人格理想的神，研究这些能帮助我们由知天而希天，最后与天为一，发现并实现人的使命。使命是人格的载体，就一般人来讲，人人随时都在完成他的人格的历程中。知天知物而知人。知天知物，认识人的本质和使命，即得一世界观；知人，即得一人生观。
就个人来讲，“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的终生事业或终身工作”(20)。新儒者的人格不再是读书做官，而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以职业为主，在哲学化、宗教化和艺术化的道路上，以儒家道德规范接纳现代的职业精神，建立起新儒者的职业精神和使命感来。终身工作的使命这一人格载体的确立和坚守，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支撑，一是不能确立，二是确立之后亦不能坚守。担负、完成自己的终身工作是不能不遵从的使命。终身工作是现代的职业要求和自我成长的途径，既是责任又是自我的实现。终身工作是在时代的历史任务中自我价值的体现，因此，必用终身的精力去努力，纵然失败，也必然是促进最后大成功的失败。“总结起来，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从知的方面说，要认识什么是人的使命，须从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着手，使人生观建筑在宇宙观上。从行的方面说，要完成人的使命，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终身工作”(21)。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最需要的是一块磐石，一处可以安顿儒家价值的地方。这块可以安顿儒家价值的磐石，既不在于复兴儒家经典，也不在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会场，更不在于名人故居的张扬。因为那地方除了闹闹哄哄的声音外，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贺麟是站在现代西方的立场上来反观儒学的未来发展，将儒家的复兴寄托在新儒者人格的培养上，无疑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毫无疑问，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从人开始，以新人结束。贺麟的新儒者人格是西方现代人与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的结合，它充满了西方的理性、宗教、艺术精神，合理、合时，也合情。他还特别注重新儒者的职业道德的培育和涵养，将儒家的道德观念注入职业精神之中，使儒家精神借助现代职业而得以发扬和扩展。
注释：
①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12页。
②③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41，6页。
④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18页。
⑤⑥⑦贺麟：《文化与人生》，第8，8，11页。
⑧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31页。
⑨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2页。
⑩(11)(12)(13)(14)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3，13，60，13，13页。
(15)(16)(17)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3，13，66页。
(18)宋志明：《贺麟对新儒者的定位》，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9)(20)(21)贺麟：《文化与人生》，第81，85，86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