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源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魏源的进步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他的进步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他非常重视《公羊春秋》、《周易》和《老子》中的变易思想，这种思想经过他的推衍阐发，成为他的社会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于魏源的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论的唯物倾向。
1.行是知的来源。知和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魏源主张先行后知，不行则不知。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注：魏源：《学篇二》。）他强调“及之”、“履之”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主体与客体相接触才能获得；没有行则不可能有知；在知行关系上，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
2.批判“生而知之”的先验论。魏源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否认有先天的、超经验的所谓“知识”。他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坐而待旦？文王何以忧患而作《易》？孔子何以假年而学《易》乎？”（注：魏源：《学篇三》。）他指出封建社会历来尊为偶像的三位“圣人”的知识也是经过长期刻苦学习而获得的，而决不是“生而知之”。
3.批判汉学和宋学脱离实际。在清政府大力倡导的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下，当时的汉学家醉心于对古代经史典籍进行考证，宋学家则只读心性书，挖空心思琢磨程朱义理，都不敢正视社会现实问题。魏源斥责宋学脱离实际，“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注：魏源：《学篇一》。）同时抨击烦琐的专注于训诂的汉学，指出它只能“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注：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他呼吁关心国事和民众疾苦，提倡“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注：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和“以经术为治术”（注：魏源：《学篇九》。）的正视现实问题的学风。
（二）辩证法的因素。
魏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提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注：魏源：《默觚·学篇》。）又说：“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注：魏源：《默觚·学篇》。）这就是说，天下的事物没有单独存在的，必然包含着对立的方面；而且对立的双方必然有主次之分，这样虽然包含着对立的方面，而仍然不失为统一的事物。他还观察到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及矛盾的转化，他说：“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世事、物理，包括学问，都包含着这个道理”，“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注：魏源：《默觚·学篇》。）承认客观事物中包含着矛盾，矛盾的斗争引起变化发展，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这是魏源变法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进化的历史观。
魏源针对宋明理学复古倒退的观点，利用《公羊春秋》“微言大义”的方法，提出一些进化的历史观点。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注：魏源：《默觚·治篇五》。）因此，他提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为治，诬古不可语学。”（注：魏源：《默觚·治篇五》。）他痛斥那些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守旧派说：“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注：魏源：《默觚·学篇》。）他认为，不顺应历史变化而为的人是不可以“语学”，不可以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的。
二、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经济变革主张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在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开始转变之际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起来的。魏源的经济思想正是这一时代大变革的开端在经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传统的经济思想范畴为载体对之赋予新的解释并加以修正，为他的经济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本”、“末”关系的新解和修正。
“本”和“末”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对封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到了近代初期，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视农业为“本”并主张“重本”，但是，时代的变化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主张或并不强调“抑末”。
魏源基本上也是一贯地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货币形态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他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以美国和秘鲁来作“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孛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注：魏源：《弥利坚国总论下》。）“重本”思想在他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封建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去进行屯垦。
但是，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关系上具有新的观点，乃至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本富”，维护“末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已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张对两者都要加以保护。尽管他在坚持“重本”的一面时很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封建国家财力的主要基础，国家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在漕运和盐政问题上，他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在海运问题上，他一反传统的“抑末”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注：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并且充分地肯定海运的优越性：“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注：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
在票盐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其“革弊”的优点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论证了藉民营商业活动改革漕、盐“大政”优于封建官僚机构和封建垄断商业经营。他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事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因此宣称：“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注：魏源：《海运全案序》。）
第二，修正“重本抑末”论，提出“缓本急标”论。在鸦片战争之后，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他进一步修正了“重本抑末”论，提出了“缓本急标”的经济范畴，为他更加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语金生粟死，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注：魏源：《军储篇一》。）
魏源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龚自珍“食固第一，货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关于“本”、“末”关系的理论，从而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为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为国本”以至“定为工国”的理论先驱，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尽管魏源在这里还没有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藩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津梁。
（二）“除弊”和“兴利”中发展工业的主张。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一般只是希望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兼并侵渔，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注重“除弊”而不强调“兴利”；但是魏源却在“兴利”中注入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新内容，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先河。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的经济主张也差不多集中于除弊方面。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而利自兴矣。”（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他所主张和悉心筹划的海运和票盐，其目的都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利国、利民、利商”，这和包世臣的“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提法有了变化。他说：“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注：魏源：《军储篇一》。）从表面看，他在这里讲的都是“兴利”的问题，但实际上，节用、塞患也都属于“除弊”的范围，只有开源才是“兴利”的问题。对于兴利或开源，他也只列举了别人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提过的屯垦、采金（指银矿）和更币之类。但是在编辑《海国图志》时，他终于对“兴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提出了由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工业产品的主张。这种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除弊”的范围，而且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历来的“兴利”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属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崭新的内容。
魏源能够提出这样新的主张，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兴利除弊思想的界限，因而成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关于兴利除弊思想的重要先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把“兴利”提到比“除弊”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根本内容。
（三）“利国”、“利民”思想中的朦胧资本主义倾向。
“利国”和“利民”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魏源站在中小地主和商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地主和封建垄断商人的兼并掠夺。从这种立场出发，在“利国”、“利民”的问题上，他主张“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他说：“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注：魏源：《元史新编》。）
对于“便民”问题，魏源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富民”，尤其是“有田之富民”的利益。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注：魏源：《治篇十四》。）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封建国家的政策，当然就应该以保护、培植富民的力量为主要出发点；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本身的基础。因此，他一再宣称：“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注：魏源：《治篇十四》。），“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注：魏源：《治篇十四》。）
赋税是封建国家运转的依托，当然也是大地主当权势力进行掠夺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都反对过重的赋税。魏源为反对重赋，提出了一个征税原则：国家赋税只能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侵害他们的财富根本。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注：魏源：《治篇十四》。）他指责当时统治者的赋税，正是这种“剪韭”式的掠夺；结果破坏了纳税人的财富，也就破坏了国家自身的基础。他说：“彼贪人者，专仴富民；富民渐罄，复仴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注：魏源：《治篇十四》。）
在“富民”之中，魏源自然更重视“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对“有田富民”所受的国家赋税徭役的损害，特别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有田而富者，岁输入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注：魏源：《治篇十四》。）
魏源对“有田富民”这种感情，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当然，这丝毫不表明他对“无田富民”的嫉视；倒是他感到“无田富民”在积累和保持个人财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为有利，因而实际上流露出了一种“有田富民”兼营商业的朦胧的资本主义倾向。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开放的主张
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新式工业，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以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这是魏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源是近代中国面向西方、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第一个思想家。
魏源认为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首先应设法做到熟悉夷情，也就是“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注：魏源：《筹海篇三》。），“欲制夷患，必筹夷情。”（注：魏源：《筹海篇四》。）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封建王朝对外夷实情愚妄无知和昏庸无能的状态，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阐述了他的关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中国新式工业的经济思想。
魏源在对西方和中国进行深入比较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等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注：魏源：《筹海篇三》。）于是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开放主张，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才能使中国得以富强和有效地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魏源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这一主张，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冲击和突破，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家。同时，他对当时保守派把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奇技淫巧”论是地主阶级保守派利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抑末和贬黜工商的传统思想来作为排斥西方国家先进工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武器。魏源明确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认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注：魏源：《筹海篇三》。）他把“奇技”和“淫巧”加以区分，并认为西方的工业技术都是有用之物的“奇技”，这对当时开始提倡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工业技术和兴办新式工业来说，无疑起着解除封建传统观念桎梏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旨，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工业设备和技术，在中国以自设造船厂和火器局为开端，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以求实现富国强兵。他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国和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司造船械”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建立的新式工业不能仅限于军火的生产，也要制造民用的工业品；而且不能只限于官办，应该允许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他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又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注：魏源：《筹海篇三》。）魏源这种主张不仅大大超越了反映封建社会一般商业资本利益要求的“用商”、“利商”观点，它已经进一步从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生产领域；而且他所建议的由商民制造现代工业制品而自行设置的工厂，实际上已经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反映了魏源越来越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魏源不仅是主张主要由商民私人投资办新式工业的首倡者，而且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者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关于中国人要自己掌握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观点和最先提出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抱负。魏源在建议设立船舶、机械等新式工业时，虽然主张一开始须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指导制造船械和传授技艺，但是却坚决反对仰赖外夷，始终强调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和自己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必要性。他主张必须“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注：魏源：《筹海篇三》。）同时，还进一步主张打破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把提倡学习与掌握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同培养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他说：“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机、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驭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庭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注：魏源：《筹海篇三》。）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魏源当时还认为，如果认真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新式工业，中国今后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达到国富兵强，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从而跨进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他满怀信心地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用其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乃至可以达到“反甲西洋”。（注：魏源：《筹海篇三》。）这不但充分反映和代表了中华民族赶超先进的西方世界的伟大抱负和志气，而且充分反映了中国控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魏源乃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值得称赞的首倡改革开放的、爱国主义的先进思想家。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