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12月10-11日,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书画家范曾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就“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这一主题展开对话,探讨儒学在当代的意义。本刊特编选其中一部分对话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天与人———关于儒学走向世界前瞻的对话

杜维明  范曾

(1.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100871;2.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范曾:本来是应该杜先生先讲,杜先生特别客气。我是在看到杜先生最近在《社会科学报》发了一篇文章,指出我们已走向了一个“心学”的时代。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既有知己之感,同时对我有所启发,有茅塞顿开之感。因为他所讲到的一切,都是我非常赞同而且愿意和杜先生交谈的。今天这个标题“天与人”,北大印了一个请帖,上面写了个“天与地”。我说天与地只谈了一半啊,天地就是天啊;他说这个是印错了。如果谈天与地的话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这可能要谈生态平衡等等。天与人,主要谈人类的心灵问题。

所谓“天”,我想是否可以讲就是宇宙。什么是宇宙?“宇宙”这个词,最晚可能出现在庄子的《齐物论》、《让王》、《列御寇》这些文章里,宇宙这个“宇”是什么呢,是横无际涯的、大不可方的空间;“宙”是什么呢,是无尽无休、永无尽期的时间。东方和西方的哲人们、诗人们对着苍天都会发出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一个先知者么?他是一个全能者吧?我有什么困惑可以问他么?连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得问问它。李太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比苏东坡谈得透彻一些。天地原来是人们的一个旅馆,“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光阴是一度性的,他过去了,我们生命应该及时行乐。是李白的想法,这是诗人的判断,哲学家的判断可不是这样。哲学家的判断则是另一回事。宇宙万有,日月随旋,银河迢遥,星辰转动它有没有理啊?它有没有理念在里面?柏拉图就提出来了,用人类不朽的生命对永恒理念的回忆,需要方法:逻辑。他自己没有完成,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形而上学,同时他研究物理学,他说我不太同意吾师之言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之名言。可是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末,到康德。老实说,谈西方哲学,在杜维明先生面前,这叫班门弄斧。我仅仅是看到邓晓芒先生所翻译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批判书比较难看,实在是不容易看完的书。可是我知道这方面的欠缺,整整看了一年半,花掉八百个钟头。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画画成了我的业余了。每天看两个钟头的做法从哪来的呢?我想今天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也来了。这个习惯来自王国维,他说我每天必须保证两个钟头看书,这是绝不能动摇的。我最早看康德的翻译是看王国维的,尼采的书也是王国维最早翻译。当然,王国维的文采非常好。我想他用文言翻译的确切性,比不上北大的贺麟教授和我的姑父王玖兴翻译《小逻辑》,或者像邓晓芒翻译康德的三批判书。可是他有他的诗人的判断,文采非常之好。

从柏拉图到康德两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康德还在研究。可是,康德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巨人,他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得做一个辩论,甲方和乙方都是康德。这个书在页中分开,甲方如此说,乙方如彼说,都是哲学上的充足理由律。两方辩论,一方说时间有开始,一方说时间没有开始;一方说宇宙有边缘,一方说宇宙没有边缘。最后康德未就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确切的判断,因为当时还没有宇宙大爆炸的学说。可是在康德的思想里,凡是推演的都可以称为是一种理性;凡是经验的都可以称为一种知性,这是他讲得非常确切的。那么,对于“天”的本质,他在对莱布尼茨的批评里提到。当然莱布尼茨和他不生活在同一时代,莱布尼茨是17世纪德国一个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和英国的牛顿差不多同时发现微积分。莱布尼茨说,一定有“绝对必然”,绝对必然有一个绝对的存在者,他以必然的方式存在着,他是一个最高的存在者,这无疑就是指上帝。康德以为上帝的存有是无法证明的。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合目的性。他这个合目的性就是讲,如果说理性给人们以恩惠,给人们以好处的话,就是我们根据理性,可以寻找到一个能够统摄万物的一个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可以起一种调节性的作用,调节性地使用它,而不可以概念偷换,作为结构性地使用它。他这个讲得非常好,他不是像莱布尼茨讲的那么肯定,有个“绝对的必然”。我想,康德这个没有“绝对的必然”还将持续下去。康德以为寻找“一切物的最后承担着……对人类理性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深渊”。

对天的理解,我想中国古哲有中国古哲的理解。刚才讲的诗人判断都无足轻重,因为诗人不能代替我们思想。那么老子讲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和“大”,就是天的字和名。“大”是他的名,“道”是他的字,他以为还不是非常确切的名称,是勉强的能给他这样一个称呼。老子不是直观的判断,而是感悟的判断;不是逻辑推演的,而是感悟归纳的。而且他不太赞成直观,因为老子讲过,他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你见的多了,可是你知道越来越少。这是老子对天的一个混沌的解释。“混沌”这两个字,大家不要以为是贬词。“混沌”者大而化之者。我的先外祖父缪篆先生,当时在厦门大学,在林语堂的文学院。他著了一本书,叫做《老子古微》。他说这个“大”中间的一横呢,是个天;加一个负阴抱阳的人呢,这就是“大”。“天”和“人”结合,乃是个根本的“道”。我的外祖父很有名,他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的言说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一”在中国古文可以讲是个天,与负阴抱阳的人结合起来是个“大”,这就是老子哲学上的“强为之名曰大”,勉强地告诉人们对宇宙本体可名之曰“大”。

我想中国的哲学从老子到王阳明大概两千年,两千年中,王阳明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是个了不起的巨星,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我记得雷海宗先生在他的一个集子《伯伦文集》里提到,他说王阳明是五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我想可以和王阳明比权量力的西方哲学家不是黑格尔,不是杜林,而是康德。我很注意地阅读杜先生的文章,杜先生在“走向心学时代”的这篇文章中提到,在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对康德的思想没有很好的发展,或者出了问题,大概意思是这样。我想,杜维明先生会对这个问题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杜维明:范先生讲得非常全面,他对“天”的理解很深入,特别是对康德哲学花那么大的功夫,每天两个小时,坚持一年半,这个太不容易了。我只能够从我自身的理解,提出一些看法。范先生讲的西方哲学多一点,我则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提一些比较粗浅的意见。

季羡林先生曾提到“天”的问题是自然的问题,就是自然的大化。这个看法我可以接受,不过我觉得,除了“自然”以外,天还有更深的含义。但这个更深的含义大概不能够完全从感性,也不能够完全从知性、乃至理性的分析来理解,因为它还有悟性的一面。孔子和天的关系,一般说是一种默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对“天”有一种敬畏感,这句话有一种“事天”的涵义。儒家传统可以说有很深厚的宗教性,但是我们对宗教可能有所误解,宗教其实都有很深的精神性。如果从比较文化来看,西方有两个大传统,一个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开辟了它的哲学,哲学的发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到分析哲学;犹太教所代表的希伯来传统,这一传统后来发展成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所以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宗教的发展是分开的。刚才您提到关于中国的问题,不管从哲学来理解,还是从宗教来理解,都有很多重合点。其实古代印度的哲学,古代的埃及哲学(当然我们了解埃及的哲学很有限),乃至中国的道家、儒家,把宗教和哲学明确分成两种传统的现象,很难找到明显的证据。所以我们说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不是宗教又不是哲学,儒家也有这一面。

从这个分别来看,到底儒家关于“天”怎么去理解,便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我们的特色,譬如说和犹太教作一个比较。犹太教有个传统到基督教发挥得更突出了,就是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就是西方所谓的上帝。在中国,我觉得天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到底是不是无所不能,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在西方说无所不能,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假如天是无所不能,而上帝也爱世人,那么为什么人间出现了那么多悲剧,比如说纳粹悲剧,难道上帝隐退了么?难道上帝对这个问题不再关注了么?难道上帝的“博爱”不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面体现了么?中国的传统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既有非常理性的态度,也有悟性的一面。在很早的传统里就有“天生人成”的观念,就是“天”有无限的创造力,但是这个无限的创造力是要通过人的努力来完成的。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不是说,人能够使上帝伟大,而上帝不能使人伟大;人能够使“天”和“道”弘大,而“天”和“道”不会使人弘大呢?其实,我想孔子说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也就是说,人必须参与到天的无限的创造过程中,才能为人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人的活动本身就是天地造化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天生人成”,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人是什么”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首先人是一个观察者,在《易经》里有“观”这一卦,“观察”就是人对世界的洞见。同时,人也是一个欣赏者。您作为艺术家,您对大自然的欣赏,我认为您有一种体知,体验之知,欣赏还不仅是像我们用眼睛来看,您用手、用您的身体能够把您所欣赏的大自然体现出来,所以是一个欣赏者。另外呢,在《中庸》里面提到,人还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到天地化育的过程。比如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你能尽己之性,就能“尽人之性”;能够“尽人之性”,就能够“尽物之性”;能够“尽物之性”呢,就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这里已经提到“天、地、人”了;那么能够“赞天地之化育”呢,“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如果是这样,那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参与者。这一点在西方的神学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甚至有些反感。再进一步说,人也是一个共同的创造者。天的创造是无穷大的、无限的创造,而人也是一个创造者,而且是有很大的能量的创造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大禹治水”,大禹动员了无数人的力量,以他的牺牲精神,以他的勇气,以他的经验知识来了解地理地貌,通过了长期的努力,甚至十三年不回家,才逐渐逐渐地把洪水疏通了,以后还可以灌溉良田,可见人的能量非常大。像我们最近也常常提到“愚公移山”吧,我不太喜欢“愚公移山”的寓言,因为是否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移山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它也体现了人的巨大能量。人的能量大,意味着他的破坏力也大;了解到人的破坏力的一面,那么面对我们现在所碰到的生态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深层的反思。所以说,“天”在中国传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不一定是无所不能,和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有所不同。我不知道范先生对这样子的看法是不是表示同意。

范曾:讲得太好了!我非常、非常欣赏杜先生刚才的这段话。因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离不开人。你比如讲孔子、孟子,他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论语·乡党》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那就是讲,他对人的关切是第一位的。孟子生活在一个战国之世,孔子生活在春秋之世,这都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你想,孟子为什么要在当时提出人的“良知”、“良能”,不学而能的是良能,不虑而知的是良知。而且要提出一个“根于心”的根本善,他就是为了能参与这个天地变化,就是刚才杜先生讲的,人是有主动能力参加天地化育的,人本身必须是个善的因素,而决不要是个恶的因素。

这个问题,我想非常重要。因为我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家汤因比写的《历史研究》,他提到人类会遇到十个大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原子弹,然后谈到空气的污染,然后谈到天上会出问题,天上的问题根源在地下,也就是在人的为非作歹。还有消费,欲望的膨胀。汤因比可说是一个预言家,我曾看到您和日本朋友池田大作的交谈,里面提到,汤因比当时讲,如果就我个人的愿望而言,我愿变成一只印度的鸟,如果必须变成人的话,我愿意变成中国人。这段话非常有意味,我就问为什么?后来我想到,因为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孟。释迦牟尼主张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众生一律平等,六道众生皆有佛性,悟则成佛,迷则为众生。我做个鸟一样的很自由、很快乐。在中国呢,如果讲必须做个人的话,那人的教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我想他愿意做个人,绝对不是做一个中国的霸主,或者中国的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而是做中国的能够按照儒家的思维去知和行的人。

汤因比的讲话有深刻的意思。谈到人对自然的参与,我可以这样给诸位讲,截至目前为止,天体物理学所能看到的任何一个星球,上面还没有生命的迹象。而地球上生命这么多,万类繁衍。而万类繁衍之中,又有一个有智有慧有灵的人,这是个多么幸福、多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应该以多么挚烈的热爱对待这样一个星球,这个星球我们能够糟蹋它么?糟蹋它是罪大恶极。我们知道,天的存在,“寂兮寥兮”,非常宁静。老子哲学讲,“静为躁君”,静要制服烦躁。人类现在实在太烦躁,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和杜先生做这个讲座。如果能使烦躁的人群多一点宁静,我想当人们心如止水的时候,很多道理会自然明白。

杜维明:范先生刚刚提到地球,我想在大概是在1968年,人类第一次用肉眼,通过太空人,看到了地球的全貌。这在我们之前是不可能的。再后来,我们越来越了解到地球的矿物、生物、植物、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也意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即使我们将来发现有水的星球,但要让这个星球能适合所有地球生物的生长,并且成为人类的新家,可能希望渺茫。所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我们唯一的家园,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以前有个哲学家说,如果你没死过,你永远没法了解生命的意义,如果你永远没有离开地球,你永远没法了解地球的意义。在当时19世纪初期,他这话是对的,但没想到我们居然离开了地球,而且看到了地球。我们有了对地球的一个整体性的观念,可以说,今天即使是中学生,也是全球性的思想者。虽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具有全球性视野和人类关怀的思想家,但他们毕竟没有亲眼见到过真正的地球,没有看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

有了这个事实呢,就有很多含义。其中我提一点宗教学上的含义。康德在努力将理性推到极限时,也强调要为信仰留存空间,像上帝存在、灵魂不灭的观念。所以在西方传统中,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承认有一个超越而外在的上帝。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它创造的,我们的理性永远没有办法了解这些问题,理性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所以,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克尔凯郭尔)这位神学家说,我们要靠信仰的飞跃,才能够理解上帝的存在。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对我们唯一家园的认同,那么任何一个宗教传统都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生活世界讨论宗教理想。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或基督教的领袖,不会说基督徒就应该只向往未来的天国、向往来世,让“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让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对这个世俗的世界置之不理,或者就让它被污染下去。真正的佛教徒也不可能只是追寻净土、追求彼岸,而不关心和爱护地球。这在儒家的传统里面,我想道家的传统也一样,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特别是由人与人构成的这个世界本身有它内在的价值,我们不要随便否认它的内在价值。曾经有隐者对孔子说,这个世界肮脏不堪、无药可救;所以你不如和我们一样隐居,离开这个凡俗的世界,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生活。孔子的回应就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就是说,我不可以与鸟兽为伍,而应该生活在人世。但这一点后来受到很多的误解,包括很重要的思想家,像马克斯·韦伯,他认为因为孔子接受、认同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这些游戏规则是靠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制定,所以他就认同权、钱和势。这对孔子是非常大的侮辱。孔子认同这个世界的内在人文价值,不是认同现实的政治秩序,相反,他总是希望通过礼乐教化来转化这个现实世界。对于我们生活的地球、我们的身体、家庭,我们的国家乃至我们宇宙、天地,我们都要有一种尊重感,因为它有内在的价值。我想,我的这个观点和您刚刚提到的珍惜地球是一致的,地球是人存活和发展的基础。我想起来非洲有一句很感人的话: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移交给我们的财富,地球是我们千秋万世的子孙依托我们要好好保存的最重要的资源,不仅是物质资源,也是精神资源。顺带地提一下,非洲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忽视它,但它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智慧,丛林原著民发展出来的智慧。所以我感觉到现在所有大的宗教传统,都开始重新反思,它的最终极的关怀应该在哪里。如果最终极的关怀只是超越而外在的上帝,和这个世界毫无关系可言,或者只是净土,却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无关,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安排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会带来很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佛教现在越来越强调世俗化,非常重要,也就是提倡“人间佛教”或者是“人间净土”的观念,自从太虚开始提“人生佛教”,印顺接着讲“人间佛教”,现在像星云、法鼓山,还有慈济功德会都谈“人间净土”,英文里面他们叫做“ｅｎｇａｇｅ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事实上,参与世俗社会的佛教徒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这和儒家要入世又要转世精神不谋而合。

范曾:对!刚才谈到这个“人”。人离开地球以后,他的感觉是什么,我正好问了杨利伟。我说,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你离开地球的地心吸力以后,用一句话讲一下你的感觉。他说:“人啊真是伟大,人啊真是渺小。”他的确是个聪明人,他回答得很好。人在整个的宇宙里有这么一块造化赐予的星球,这个星球有四分之三的水、四分之一的土地,有人在上面,还有万类在上面。这整个地球,也可以讲是一个方舟,一个诺亚方舟。我们不要“漏船载酒泛中流”,不要使这个方舟漏水。呵护地球非常重要。人对自己的力量过分夸大,大体上是“后工业化时期”来临以后,人和自然处在一个对立的状态。我记得上个世纪,俄国有一个生物学家说,我们不要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索取。其实,我们既不要等待恩赐,也不能索取,我们要参与。另外,就是人类如果有一点庄子之思的话,就会要站在一个“环中”来看问题,要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看问题。他就会把人间发生的很多大事情变得很小。他说,有个蜗牛有两个触角,一个触角上的国家叫蛮;一个蜗角上的国家叫触,蜗角蛮触之争。今天如果讲两个国家在对打,居高临下,以宇宙的眼睛来看的话,乃是一个很微末的战争,一个蜗角蛮触之争。人类就怎么不想想,这个蜗角蛮触之争自古至今一直延绵不断。至少今天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群,还是要看各国的真正的掌握着武器的、掌握着军队的这些人。譬如讲,我和杜先生想通了,好,我们俩,大家在座的听我们谈,也非常有意味。哎,小布什打伊拉克了,这件事我们不能决定啊,对不对。这个“良知”、“良能”的发现,不仅是讲广大群众的问题,也包含各国领袖的问题。现在注意到了,哥本哈根举行世界环境会议。这环境会议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呢?地球已经到了危在旦夕的时候,潘基文到北极看了一下,冰川在加速度地融化。如果二十年之内,人类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埋在海洋里。而埋在海洋里的都是各国最重要的城市。哪一个国家一开始建设就到山沟里去建设?没有的,靠近水,运输方便、平坦,正好是水漫涣浸蚀最方便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讲,人类今天这个处境,可以讲是飘风发发,可危可惧啊。我想个人对大自然的参与,要做的功夫,首先就是心灵的自我觉醒,大彻大悟,同时和广大的人文关怀高度结合。这个才是我们今后探求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杜维明:刚才范先生提到,人非常渺小,同时人又是伟大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而且都能很亲切地体验到。从天地的大化流行,从宇宙的演化来看,人太微小了,连我们这个地球本身也非常微小。人在自然界的存活能力,也远远没有办法和其他生物相比,人的自然生命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同时,您也提到王阳明。我很高兴您说王阳明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吧。我对王阳明特别有兴趣,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他的思想是主观唯心论,所以他的影响力一直很有限。我们前面谈到,也许现在心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您刚刚也多处提到了良知和个人心灵的自觉。所谓心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孔子就对“心”的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从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以来,我们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子创作了《中庸》,而《中庸》是心学的一个重要资源。再后来就是孟子,然后是陆象山、王阳明,还有后来的刘宗周这些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心学的传统。钱穆先生甚至说,像北大冯友兰先生主张的朱熹代表理学,陆象山代表心学,这种观点不一定准确。钱穆先生认为,朱熹所讨论的重大问题,也都是关于心的问题,像“心静理明”、“心统性情”这些观念。那么,阳明在谈到“心”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心感受外物的能力。这一点我们用普通常识也能理解,不是一种很玄的、很高的理念。他认为我们的心不可能是死的,心总会对外境、对外面所出现的事情有所感。即使我们现在觉得很多人的心都已经麻木不仁了,但如果有一个悲剧突然出现,就像孟子说的,眼看着一个小孩即将掉到井里,你在做出任何行为之前,就会有一种恻隐之心,一种真切的伤痛感,这个感触本身就说明你的心还没有死,你还有良知。阳明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人的本心是无限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世界上任何东西,不管是遥远的星星,或者目前的桌子、椅子、草木瓦石,都和我们的心有关联,不可能想像我们的心所接触到的事物,却和我们没有关联。这种关联是每一个人本身具有的,而不是学来的。阳明对心的这些观念实际上是根据孟子的思想开拓出来的。这条思路在西方,一直到康德也没有开拓出来。没有开出来,并不表示它的哲学不够深,他的理性的思维不够全面。只是说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心学关于良知良能的基本观点中间有“隔”。康德基本上认为人心中的情感是不确定的,具有确定性的是理性。理性一定要客观,客观到什么程度呢?客观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质疑,甚至一个动物,如果它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它也是根据这样的规则来行为,乃至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灭,都和这个理性有密切的关系。但孟子那时候特别注重了恻隐之情,也就是我们的同情,或者说慈悲。人的同情、慈悲是不是内在的,是不是自然的?假如同情是自然的,那么同情和一般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不是同质的?我们碰到事情时生气或者高兴的反应,和一种与外在事物有着内在联系的情感,我相信不同。至少我们的同情心越多越好,而喜怒哀乐这些情感都必须要有点节制,要把握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的话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社会的秩序。像荀子也非常担心,人的欲望的随意扩展,会使得社会秩序不能维持。孟子坚持认为恻隐之心是内在的,而这个恻隐之心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良知”、“良能”。这“良”的意思就是本性具有,并且自内而发,只是平常我们的本心就像灵光一闪,显现以后就不能持续了。像颜回可以“三月不违仁”,可以维持三个月,平常人很难一直维持下去。但是只要这个良知显现的话,那就是人性光辉的显现。良知虽然是内在的,但它绝对不是个人的,也绝对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且正如陆象山所说的“心同此理”,我们在心的这一层次,能够包含天地万物,可以相互贯通,而且从根本上就是相通的。现在像哈贝马斯他们讲“沟通理性”,而“沟通理性”的基础,他们是从法律、从理性来谈。那么在儒家的传统中,“沟通理性”的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人与人具有基本的同情。这个同情之心每一个人都有,不仅是对他人的同情,而且有对天地万物的同情。天与人的相互感通,我想是儒家和道家的共识,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对话取名为“天与人”,我觉得非常高兴。孟子所谓的良知,或者说这个同情心,不仅关乎人与人,而且关乎人与自然,人与天地,关乎万物构成的整个生命共同体。所谓“良知”无所不在。您作为艺术家,您在绘画上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同情,或者可以叫做“体知”吧。我们外行人一般是通过“看”,尽量想办法来理解您的画作,但您是用“体之于身”的方式感受天地之美的。我想很多的艺术家,如果要画山画水,可能最好先不要去做一些客观的研究,而应该先到山里面住几天、住几个月,了解到这山里面的灵气,然后你可以有一种“体知”,可以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自然。那么下面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可能达到对自然的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如何可能“赞天地之化育”。实际上,《孟子》里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假如我们了解我们的心,所谓“了解”的意思就是充分展现我们的本心,也就是“尽心”,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性”,也就是我们本有的人性,这就是所谓的“尽心知性”。人性的本身呢不是一个静态的既有结构,而是有一个来源,并且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基本价值都来自于“天”,而且始终与宇宙大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天命之谓性”。所以说,我们“尽心知性”后就可以“知天”。在“知天”之后才能参与到天地造化之中,并且推动这种造化,发展人的文化,也就是“替天行道”或者说“人文化成”的过程。孟子还提到人应该具有的气度。一般讲“气”,是说自然层面的阴阳气化的气,或者气功的气,但孟子讲的是与道德境界有关的“浩然之气”。这种气是由“集义”支撑的,是说通过道德行为的践履来涵养道德本心,最终达到的一种气度,或者说达到的一种道德上的力量感。可惜,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类的力量往往不是道德的力量,而是不道德的,甚至违反基本人性的力量,我们发展了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百次,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导致很多污染、疾病,这都是我们碰到的问题。像这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这个发展也让人觉得担忧。各个国家互相博弈,虽然都认识到环境问题严重,但是又都希望自己少负一点责任。我认为,这反映了一个悲剧现象,那就是我们的理智压制了我们的感情。从情感上说,不要说科学家,就连一般老百姓乃至儿童都知道,我们应该为保护环境做点什么,可是就因为各种现存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还有心灵的积习,贪欲啊、物欲啊,各方面的力量使得我们在理智上越来越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麻木不仁地安于现状。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悲剧。当然,我们也可以努力做一些改变,您也提到了,这表面看起来可能是一种幼稚天真的想法,就是说,最切实有效的的办法是靠自己的觉醒。如果从阳明、孟子他们讲,人的自觉是体认到个人内部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美国的年轻朋友开始吃素,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在修禅、修道,这种现象还越来越多。那么中国文化有没有这种资源?我觉得有,而且我们能够开发这个资源。像楼宇烈先生好几年以前就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我认为这个主体性可以做进一步的开发。这个“主体性”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现在大家都非常怕这个中国中心、中国威胁,甚至也怕我们所谓的“软实力”。当然“软实力”这个用法,我有点意见。这个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我认为可以通过中国的医学、中国的心学、中国的艺术,也可以通过中国的最核心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天下”,乃至“协和万邦”、“殊途同归”这些基本的价值来了解。我相信,中国文化可以成为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吧。

范曾:好,谈得是非常之透彻。我想谈谈王阳明和朱熹,为什么王阳明最重要的著作叫《传习录》?在《传习录》里表现出他对朱熹的敬爱,他本来是非常崇拜朱熹,学朱子之学,可是我王阳明之所以今天发表“心学”的观念,乃是为了一个理,为了一个真理,那么才不得不尔。在他的《传习录》里他这样谈到和朱熹的感情。我看到几封朱熹给他的朋友的信,深深感动,诸位大概看到过我的一篇文章,叫《大丈夫之词》,谈辛稼轩的。朱熹和辛稼轩有非常好的感情,朱熹他对南宋的帝王上书,哪里是个臣子对帝王上书啊?简直是申申其詈、训斥。所以他难免后来被韩侂胄他们诬为“逆党”。可是朱熹却拂麈而谈,外面好多的人甚至门人都和他远离。可是他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平静中死去,大丈夫!可是我看到他的几封信,我更感动,更感动什么?他说我早年对贤哲的书所做的一些工作,不免支离,这无疑同意了在“鹅湖之会”上陆象山对他的批评。而且他也有给陆象山的信,也非常谦和。到了晚年的朱熹,就是个圣人。所以,谈到理学,我想王阳明的“心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一个进步而不是反动。因为朱熹讲天地在未有之前,总还有个“理”,他看作是个心外之物。而王阳明不这样看,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心外无天,这个在王阳明的《传习录》里都这样明确地提。他特别强调,个人心灵救赎的重要。其实,王阳明讲到,良知者,是非之心也。孟子讲一个小孩掉进井里去了,你的良知的第一反应,哎呀!可惜!救!然后,功利判断来了,他是地主的儿子,我救不救他?地主狗崽子,不救。这是功利判断。秦二世时的赵高牵了只鹿到宫廷上来了,讲这是马。你想,所有的大臣第一判断,良知判断是什么?是只鹿。可是跟上来的是功利判断,“马!”、哎呦,马!好,赵高看来,天下完全可以取而代了。所以,是非之心实际上是“良知”的一种表现。一般讲来是非判断,差别不是很大。可是如加入了私心,加入了功利,那么判断就天壤之别。因此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这正是王阳明“心学”的修为所要拒绝的。“心学”是不是唯心主义,我觉得完全不是唯心主义。王阳明很注重现实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心量”有大小,可是“良知”是一样的。“良知”的发挥有大小,可是“良知”的本体,并没有区别。这和孟子讲的要“集义”、“养气”是一个意思,你的气“养”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恢弘,有沛乎苍溟的“浩然之气”,那时候又是什么景象呢?诸位看我后面这张画。原画比这个还要大,挂在人民大会堂。我主要是表现对胸中之“气”的理解,而要了解天地和人、天地和万物、天地和禽兽,皆同此理、皆同此气。王阳明能够和天地万物同体。如果讲,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到一点点,就是一个好的画家,就是有意味的画家。因为我们的能力很小,可是我想艺术啊,群众更容易接受,它是群众接受画家的思想的一个方便的、很直观的一个对象。作为哲学家来讲,我非常欣赏杜维明先生刚才谈到的,就是讲人的良知。这个存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呵护它,而如果要呵护它,王阳明又教导我们要无时无刻地、不间断地呵护。而这种呵护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他不提人做不到的事情。王阳明的确是个君子,他在学术上的争论,或者在学问上和朱熹的不同,那是一回事。可是人品,王阳明和朱熹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我想我们今天关于儒家的问题、儒学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论。我们在座的诸位都记住,心平气和。这个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者这里面争一个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儒学在新的时代,怎么样能够得到普世的意义。最近我看到李源潮先生在哈佛大学的讲话,他特别强调了《论语·子路》章里面提到的“君子和而不同”。你叫这么大个世界,这么多的种族,这么多的语言,这个世界语言之多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给我的资料,世界上存有六千到八千种语言。地球上众多的群体,要叫它一天之内完全按照一个思维,它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同是永远存在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呢,就是个“大同”。我们要迎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这个大同的世界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曾经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举贤与能,讲信修睦”,要能够做到“讲信”要能达致“修睦”,要有信用,要有和平。李源潮先生在哈佛大学讲话,特别强调的,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我看到王阳明在他的书中曾经讲,你比方一个竹园,有竹节的竹子,这就是“大同”,你叫每个竹子都一样高、一样粗、一样细,这是不可能的。差异性是必然的,而千秋万代以后,这个差异性依然存在。可是“大同”是什么,都是竹子。我们现在的“大同”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主要关怀的“大同”是人类和地球的终极命运,其他的差异都属于小异。国家、党派、宗教、信仰、文字、语言,都是大同中的小异。因为比较起地球和人类的终极命运来讲,它是非常小的问题。我们现在不知道掌握着原子弹密码箱的人们怎么想的,他既然有能够敲响这个密码的东西在。可能是战争狂人他不敲一下他可能手痒,这个很难说的,可是这手痒啊不是开玩笑的。你想在广岛、长崎两个原子弹,那仅仅五万吨烈性炸药的性能,现在每一个原子弹都几千万吨ＴＮＴ,这个是可怕至极的东西。为什么汤因比把原子弹说成是危机的第一项?我想人类都在很多支节的问题上提出了改革方案,全世界戒烟,像真的似的,一个个请勿吸烟。应该戒造原子弹么,俄罗斯和美国,每个国家减少十五个原子弹,管什么用,一千个原子弹在那呢。儒学的未来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他具有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他是属于世界的哲学。这个,杜先生特别强调,未来要做世界公民,这一点不错,世界公民的全球化才是君子的大同世界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