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    杜维明    中国著名画家   范曾

一、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的精神裂变

   范曾（以下简称范）：王阳明在他母亲郑氏的肚子里 14 个月。有一天，他的祖母岑氏做梦，梦中仙人奏乐浮着祥云捧着一个孩子来了。岑氏一觉醒了，正好这时王阳明生下来了。这个体验，王阳明本人不知道，可是他在生死关走过一趟。这小孩果然怪物，五六年不会说话。另一次死亡体验就是在贵阳修文县龙场悟道之时，朝廷宦官刘瑾为人歹毒，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王阳明做了一口棺材，放在身边，然后沉思。结果他悟道了，他欢喜腾跃，像发了神经病一样。王阳明的癫狂宛如发疯的样子，有点像尼采。尼采往往是在两次发疯之间写出哲学的杰构，譬如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想王阳明或尼采之发狂和真的神经病还不太一样。是一种思想的裂变，在这个过程里去掉了很多东西，留存了一些东西，还生发出一些东西。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的死亡体验，又是他的精神裂变、升华。两次死亡体验造就了一个不朽的王阳明。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范先生提到了体验在思想创造中的重要性，我非常认同。王阳明曾经说他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确，他的几个重要思想，每一项都得来不易。譬如说“知行合一”的观念，当时他相信远离尘世会帮助他在修行上达到更高境界，但他一直不能忘怀抚养他长大的祖母，有了这个真正的体验，他就选择了回到凡俗世界，开始真正进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磨炼中去。所以他后来提出“事上磨炼”的观点，这种对磨炼的体验可以说是王阳明的学问得以深入的基础。这个经历和孔子在《论语》里所谈到的“为己之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学问是为了自己。孔子说“为己”有非常深层的意思，他认为学问的根基不是吸收知识，不是了解外在世界，而是培养人格、培养自己内在的精神资源。王阳明通过这种为己之学的修炼，积累了非常多的精神资源。他在经过百死千难以后，认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导，这就是良知。对于这个方向性指导的了解过程，也就是“识其大体”。王阳明常常鼓励人要先“立志”，只有在“识其大体”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志”后，才能发展人格。这个基础就是自我精神的挺立，让自己的人格培养获得一个内在基础，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学”的目的定位在他人、国家、社会。一心放在外在的目标上，只会导致人之为人基础的丧失以及人格的扭曲。王阳明后期最重要的观念是“致良知”。“致良知”的观念，他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其实最难的就是“致良知”那个“致”的悟得。他之前也提到良知，但这个“致”，他却总讲不出来，一旦道破之后，便有“洞见全体，真是痛快”的感觉，以前种种假面、牵缠、回护，到此一起斩断，后面的观点有如决堤江河，马上就能发展出来。这也和王阳明的切身体验息息相关。

   因为王阳明曾经带兵平乱，曾经经历所谓的剿匪，所以有人说王阳明的思想是分裂的，一方面，他讲尽心、讲个人的修养；另一方面，又在实际军事行为中做了一些大家不能理解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到明代中期的匪乱是典型的社会问题，要理解到他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回避王阳明采取军事行动平乱的事实。平乱的时候，也一直有一大批学生跟着他。有一次请学生吃饭时，他说，其实诸君对我有很大启发。大家觉得非常惊讶。他解释道，我在平乱时，每一次不管做了什么事情，我总问自己，到底我回来面对诸君时是不是能感到心安？王阳明对于自己的行为以及驱动行为发生的每一刻细微的心灵动机都有深刻反思。同时，王阳明思想的深刻内在性，并不妨碍他对外在世界的关注。内外两方面齐头并进，使得王阳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甚至是最杰出的思想家。

   范：对王阳明思维的生成，刚才杜先生讲得很清楚了，他的“合内外之学”应该是在龙场顿悟之后，他彻底地悟到这一点，而他过去却一直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因为他早年非常推崇朱子。他曾经和一个姓钱的学生，称钱子或者钱生，作格物之试验，对着竹“格”。这钱子坐在那里“格”了三天，“格”病了，后来王阳明讲你还是耐力不够，没“格”到。王阳明“格”了七天，结果也病了。这对王阳明是个教育，这种探究之法是内外不合一，不能够达到合内外之知。当他龙场彻悟，真正地悟到与万物一体、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又一次和学生游南镇，看见山野里花开了。学生讲这个花自己在山里就这样开了，你怎么说它不在心外呢？王阳明说，当我没看见这个花的时候，我和花都归于“寂”，当我看到这花的时候，花的颜色渐渐明白起来了，这就说明花不在心外。他讲的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王阳明所理解的“为己之学”，根本目的是利他。他对《四书》里面的《大学》《中庸》曾非常透彻地做过解释。致知，然后格物，然后知至，然后意诚，然后心正，这五点是指内心之修为；然后身修，然后家齐，然后国治，然后天下平，这四点则是为己之学的目的。内心修为和济世是一体的。王阳明为什么对内圣外王之说那么重视呢？就是既要有深层的体内感悟，又决不会忘怀身在世事之中。王阳明的内圣外王之学，可验于他在平江西、湖南的土匪的作为之中。王阳明关注社会，连小学教育他都关注，他多么希望能够国治天下平。

二、重视体证、有所担当是中国思想的宝贵资源

   杜：王阳明的思想或多或少源自孟子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从同情心出发，认为整个外在的世界不只向某些人展开，而是向所有的人，包括最无依无靠的一批人展开。此外，他在接续从孔子、孟子、程颢到陆象山的道统上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的使命感的体现，也体现了他的思想认同。他的“致良知”，不只是在人伦日用之间展开，“致良知”的过程还涵盖了天地，所以他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个人的为己之学、身心修炼，同时和外在世界乃至所有的人、物都有密切关系。“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观念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生态观念、人和自然应该有一种持久和谐关系的观念完全相配。这种深具强烈的历史感和超越感的主体性，代表着一种非常全面的人文思想。这种人文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界、文化界非常值得重视的传统。这个重视体证的传统和西方特别突出理性的传统有所不同。在儒家的传统里，心学比较重视同情、联系、关怀、责任以及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这和西方推崇强烈的个人主义，以理性之光来照耀世界，只有将知识向外推，黑暗才逐渐地被消除的想法不太一致。但是我们可以对话，可以在最核心的价值层面上进行对话。不要认为我们的传统资源已经过时了，不要轻易地认为我们的传统是一个和现代精神，特别是和科学精神不符合的神秘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对话，应该可以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一个新的天地。

   范：我觉得杜先生讲得非常好。学问一事，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它倘若好，不管多少年以前的，它还是好。学问不是因为“新”了，我们就讲它好。如果它真的好了，新就在其中，它本身会包含思维所要求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知识分子，肩上所担待的道义，他时时都会想到。从范仲淹、胡瑗、张载到程颢、程颐、周敦颐、朱熹、陈亮以至于王阳明，他们内心都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大愿。而这个治国平天下的大愿，从内圣的修为“为己”开始，最后达到的终极目标是“利他”。这种正义感，我认为是宋儒和明儒所共有的。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抱负是宋代理学家所共有的。把王阳明的学问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荒诞可笑的。他没有一处不是由于自己的修为，而达到一个济世的目的。他提出了“大公”，提出了“无私”。私念一动，良知会在这点泯灭；私心之动，你错误之行就开始了。行和知是没有间断、没有区别的，它是知行合一的。在谈到性善性恶问题时，王阳明主“致良知”之说。他首先充分认定孟子所说的“根本善”，在认知孟子所说不学而能是为良能、不虑而知是为良知的前提下，王阳明进一步阐明了“致良知”，“致”一字，不光是达到的问题，而是使这个良知能够发扬之。王阳明是最好地承继了中国传统学说的精华而发扬光大之人，而且他更重视使内在的深思和广大的同情了无间隔地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格力量。

   杜：我觉得可以从王阳明的思想出发重新回顾中国早期的传统。从孟子以来，就没有把身和心分成完全不相管束的方面，因此中国传统里没有绝对唯心或唯物的观点。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同时认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王阳明在考虑知行合一时，他认为知本身是一个决断的行为。我们如果在内心决定要做什么，假如这个决定是真的，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是行为。念的本身不是静态的。甚至观察，也不是只对外在的事物做静态的把握，而是一种体悟。这个体悟本身也改变了一个人包括知识和修养、内心的价值等层面的内容。从这条思路发展出来的心学，是将心灵与身体、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所有的存在者联系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致良知”的“致”，和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的“推”有密切关系。假如良知只是内在的，像灵光一样，能够偶尔表露出来，但不能持之以恒，这良知是不够的。王阳明重视的是良知良能随时随地存在，它与世界其他事物的关联不是内在意识对外部实在的机械反映，而是与世界的一切处在一种本质的恒常关联中。这让我想到西方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他谈到过一种“我和你”的关系。但是他用的这个你，是西方所谓的 Thou，和通常所谓的 you 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对话不是针对一个外在对象，而是两个人内部体证的交流，这是一种真正深层的对话。这种对话，首先要能够互相容忍，有了容忍才可能互相承认互相的存在。但是容忍只是对话的最基本要求，这是不够的，还要能够互相尊重。有了尊重以后，才能互相参照，然后才能互相学习，那么最后到达的是对于“他者”表示完全的尊重，不再把他者当作外物。如果用马丁·布伯的观点来看，王阳明所做的正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对话，既和任何别人对话，同时也和天地万物有一种深层的对话。所以说，良知一方面是道德主体非常深刻的自我认同，同时又与天地万物有着内在的普遍关联。

   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才能达致人与自然的和谐

   范：王阳明不仅讲和有生命的同体，和没有生命的也同体。这个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之。有一次我客次山东，有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要经过一个村，村口有棵大槐树。村民商量要把它锯了卖劈柴。可这槐树是有 1200 年的唐槐。当时这个唐槐并不甚美，就是两个硕大无朋的杈。农民以为这不过是老树枯干，卖劈柴也不乏是一种收入。我知道了以后，立刻派人把它抢救下来。运到北京后，我请了一位专家到我家来。他说树栽植的方向极其重要，1200 年中它这个面对着阳光，那个面背着阳光，如果反其道的话，这棵树要死。我就按照这个说法种植了。对这棵树我完全倾注了对生灵的爱心。这棵树五年以来欣欣向荣。草木有情啊。它如今繁茂之极绿荫蔽空，两个人合围都抱不住。我再讲，砖石瓦砾难道无情吗？有情。我在日本也好，在德国也好，看他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起的那些建筑，要把废墟上被炸烂的石头镶嵌在里面。这个石块有了生命，能告诉我们很多故事。我想，王阳明是个思想特别活泼的人、绝对不封闭的人，他把自己的身心和宇宙万有连为一体，了无间隔。但凡有了隔就不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讲，达到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我想，在这一方面，艺术、哲学、文学都是相通的。

   杜：范先生所描述的这种境界非常难得。在考虑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时，我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观点和儒家传统中的观点做一个对比。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传统，从 17 世纪开始，甚至更早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当时重要的思想家，像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都是如此，在魁奈的家里，还有孔子的像。这些人确实受到儒家影响。他们认为儒家能够在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建立起秩序，同时也不缺乏社会的理性、观念制度的理性、人与人之间的理性，所以他们非常欣赏。但是西方在 19 世纪以后，工业化进程加速，科学成为工具理性，启蒙以来的文化传统与自然之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分裂。人们在盲目乐观地控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自然。现在的《地球宪章》（EarthCharter），就是试图重新建构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地球宪章》的理念最初形成的过程中，我参与了讨论，并且向他们介绍了儒家心学的观念，特别是王阳明的观念。我们应该和自然展开“我与你”似的对话，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有新的认识。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状况非常糟糕。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做出改变，这背后隐含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最严峻的还是心灵、态度层面的原因。我们始终只能局限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而不能去了解和设计更宽广的天地，人类文明只会越来越局限在庸俗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肤浅的科学主义中。面对人类的困境，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我们能做些什么。

   范：人和自然，庄子、老子都谈。比如，庄子好像在《秋水》里吧，谈到古代有一个氏族族长叫赫胥氏，这个赫胥氏之民和鸟兽、草木同在，“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很快乐，迷不（知）所向，庄子认为这是大道所在。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在老子看来，是因为大道废了以后才有仁义的，因此天地“不仁”，这说明天地是大道所在。“以万物为刍狗”呢，就讲万物像草和狗，它都生活得很快乐。这是老子的本意，而不是讲天地不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呢？为什么要“和而不同”呢？我想，地球出大问题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每一种类型的国家都应该反躬自省。

   杜：我曾经和一位美国政治家谈到，什么时候美国可以突破国家利益。虽然他是一位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政治家，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前途也很关注，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能够考虑国家利益就够不错了，跳出国家利益基本上很难。但是，从中国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难得的资源，像“天下为公”的观念就一再被强调。“天下”的观念不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它不仅突破了个人中心主义和狭隘的家族主义，而且也突破了狭隘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借用儒家的思想资源，多关注人类的共同问题，像保护自然的问题。王阳明有个弟子叫王艮，他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如果从我们的形身来看，我们是父母所生，那么父母就是我们最应该尊崇的对象，所以“父母为天地”；如果从我们的化身来看，我们是天地造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又是生自天地，所以“天地为父母”。高度发展的国家过分的私欲蒙蔽了他们的心灵，这种私欲和政治结构纠缠在一起，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可喜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生态问题的看法比我们这一代人深刻，也愿意付出更多努力。当然，所有这些都起始于人心的变化，人心的变化是最终的基础。

   最近有一个难得机会，德国总统在家里延请 15 位世界知名学者召开一个学术会议，可惜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他准备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为人”；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所以有一些政治家，确实有着长远眼光和深刻思考。

   至于西方对孔子的评价，事实上，1948 年，雅斯贝尔斯提到所谓“轴心文明”时说，人类有四位典范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精神传统一直延绵不断，他们就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和孔子。不久前，考虑到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孔子诞辰日 9 月 28 号作为孔子纪念日。事实上，台湾和香港、甚至新加坡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都一直将这一天作为教师节。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节日，是为了让大家有一点时间来怀念塑造过他们的生命，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生命的这一批人，可能是父母、朋友、兄长，也可能是老师，也就是说，希望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庄严地纪念师道。在内地，我们已经努力很多年，希望把教师节定在 9 月 28 号，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在以后得到赞许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