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季塔连科院士
尊敬的李辉大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在莫斯科气候宜人的时节，我们在这里会聚一堂，举行“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际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一件盛事。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叶选平会长，向为举行这次会议卓有贡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致以诚挚感谢！向与会的学者朋友们表示热忱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取得成功！

　　中俄都是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伟大国家，也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在千百年来的相互交往中，留下了许多珍贵记载和友谊佳话。

　　从16世纪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将中国儒学为主干的历史文化典籍传播到欧洲开始，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止，在欧洲兴起并延续了200年的“中国文化热”，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近代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

　　当时欧洲一批著名学者，成了中国儒家和诸子百家思想的热心研究者与传播者。其中有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歌德，法国的培尔、伏尔泰、魁奈、狄德罗、霍尔巴赫，英国的坦普尔等，他们大都是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

　　17世纪以后，在俄罗斯的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不少热心研究与传播中国儒学及其他历史文化的学者，许多中国文化典籍被先后介绍到了俄罗斯。在中国清朝康熙年间，俄国曾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1715年到1860年间，俄国先后派出了13批传教士到中国。在这些留学生和教士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对儒学传入俄国起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俄罗斯发表的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就有120种之多。19世纪更是俄罗斯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一个世纪。东正教派驻北京的传教团修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成为汉学家中出色的代表。比丘林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社会都有深入研究，并把中国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俄文，被称为俄国汉学的鼻祖；瓦西里耶夫所著的《东方的儒释道》、《中国文学史纲》，在世界汉学研究史上可谓建树非凡。这里，我们更应追忆起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俄罗斯文豪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十分景仰中国的历史文化，他遍读了俄文、法文、德文版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典籍。托尔斯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儒家及其他诸子的许多著作。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在读儒家著作。难以想象，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我沉湎在中国的智慧之中”；“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托尔斯泰晚年在给中国一位学者的信中，还深情地提出过这样的希望：“在人类生活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方面发挥伟大的作用。”

　　17、18世纪，欧洲正处在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进程中，社会思想界正在兴起倡导道德伦理、反对残暴政治，主张自然理性、抨击神学迷信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一经传入欧洲，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一是他们用儒家的道德思想来批判教会和封建主的残暴统治；二是他们倡导儒家的理性思想，反对教会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神秘和迷信，促进了欧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改变了欧洲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明，那么也就可以说影响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儒学文化，也为参与塑造近代欧洲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类型的文明，从来都是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和障碍，实现相互传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并相互影响的，而且在互为比较、融合、借鉴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发展各自的优势并促进共同进步。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将儒学等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之时，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同耶稣会士们合作，将欧洲的哲学、历法、宗教、军事、地理和自然科学的一些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教士和来华的留学生，向俄罗斯介绍中国文化之时，中国了解、研究和学习俄罗斯文化的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100多年间，中国派往俄国的使节、学者和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不少人回国后著书立说，介绍俄罗斯的文化与风物，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例如，一个叫图里琛的学者写的《异域录》、署名“七十一”所写的《西域见闻录》，以及著名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俄罗斯国总论》、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都曾帮助中国人增进了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和近代发展情况的了解与认知。

　　1840年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中国从古老的封建帝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场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当西方国家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华民族从彷徨与屈辱中警醒了，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掀起了一个了解、研究和学习西方的新浪潮。那时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洪秀全、严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代表了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然而这次学习并未找到救国图强的真理。直至十月革命爆发以后，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才出现了光明的曙光。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面貌，也开创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只有到这时，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于西方的科学真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它来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从而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崭新结论。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以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因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面貌。总之，从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人民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给予的影响、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和历史性的，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从20世纪初叶到现在的100年间，中俄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情谊；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和水平。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历史、哲学、政治、文化典籍。中国文化名家鲁迅一生中就译介了47位俄国作家的作品。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等许多俄国古典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使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中国文化名家郭沫若曾深有感触地说：俄国和苏联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真是浩浩荡荡像洪水一样向我们中国奔流。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翻译儒学文化典籍最多和研究儒学文化的水平位列各国前茅的国家。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由季塔连科院士领衔、卢基扬诺夫教授等专家学者编纂的6卷本巨著《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大典》，已经出版发行，并荣获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级奖励。我要借此机会，向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表示衷心祝贺和感谢！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尤金、费德林、齐赫文斯基、嵇辽拉、罗高寿、魏德汉等为绍介、传播和研究儒学文化及其他中国文化，推动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卓越贡献的所有俄罗斯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中欧、中俄文化和文明交流的历史及其经验，说明了什么呢？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深刻启示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在同别的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通过吸收其一切有益的进步的东西，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只有相互开放，才能实现交流；只有相互交流，才能增强各自的发展活力与动力。

　　二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不可能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各种思想、政治、经济因素的阻碍和抑制，致使彼此的文化和文明交流受到影响、破坏甚至出现中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应放弃交流对话，因为只有通过交流对话，才能重续和增进相互理解与共识，才能促成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得以继续下去，并开创出“柳暗花明”的新生面。

　　三是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其所长也会有其所短，有其精华也会有其糟粕。因此，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应通过相互比较和鉴别，善于扬长避短，善于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同时，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和优势，学习别的文化和文明，务必在坚持自身本色的基础上进行，并以增强自身的优势为目的。

　　四是坚持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文明和学习别的文化与文明，目的都是追求真理和进步。学习别人，把别人的真理性东西学来了，把别人的“好经”取来了，还要善于运用，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同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唯有这样，才能变成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精神素养，也才会真正发挥好的作用。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由于互联网通讯等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空前紧密起来。这为加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条件和便捷高效的平台。一切致力于推进各国各民族不同文化、文明交流和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人们，更应为之作出新的努力。

　　世间的事物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同一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存在的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如同太阳光是七色的、自然界从来都是万紫千红的一样，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也是异彩纷呈的。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出访墨西哥时所说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开明开放的态度相互包容、和平共处，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各种文化要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吸取养分，才能在时代进步中根深叶茂。”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并存共处，也就是中国儒家的思想家们所说的“和而不同”。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是多样性的、千差万别的，但它们又是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和”谐相处，相互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发生转化，由此又产生出新的事物。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而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辩证法。我们坚持不同文明并存共处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完全符合这个辩证法思想的。正如江泽民同志2002年访问美国时所指出的：“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儒学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已经传播并影响到了世界的广大地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难题，诸如新自由主义到处泛滥、经济风险和危机此起彼伏、贫富悬殊空前加剧、高消费奢华无度、霸权主义恃强凌弱、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伦理道德崩溃沦丧、资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国家的政要，都希望能从儒学文化中找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的思想资源与智慧借镜。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而道德却在崩溃，希望把儒学传统与西方司法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坚固的伦理道德制度，这种制度围绕的中心应该是人，而不是金钱资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发展和治理，要得益于大部分人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孔汉思说：“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伦理与道德的坍塌，这也说明人们急需一种举世公认的伦理与道德标准”，“在中国传统中，伦理道德优先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尤其可贵”。美国社会学家伯格提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现在东方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非要依靠个人主义不可。1988年，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在巴黎举行的诺贝尔获奖者集会期间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吸取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智慧。

　　这些国际社会的政要和学者大都看到了人类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风险的症结，他们呼吁和倡导进一步发挥儒学文化在当代的应用价值，这是值得一切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深思与仿行的。

　　最后，祝中俄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锦上添花！祝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