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陈献章(白沙子)在哲学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哲学家,他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在心学的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陈白沙又着实是一位很有特点、很有分量的诗学人物。他的著述里,有那么多的诗学言论,《陈献章集》存各体诗2000多首,而且他的诗作有着很独特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应看到,白沙子的诗学观念与诗风,对明代中后期的诗坛有着虽不算直接、却很深刻的影响。陈白沙的诗学与他的心学联系甚密,乃至可以说不了解他的心学思想,也就无法懂得他的诗学观念,也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风。
一
明代心学的崛起并取代朱学成为学术主流,陈白沙是其间的开山人物。其实,王阳明的心学并非在明中叶突兀而至,而是有着一个从朱学到白沙之学再到阳明心学的过渡。《明史·儒林传序》论明代学术思想之演化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揭出明代学术走上与朱学相背驰之路,白沙乃是首开其宗的。
白沙曾自叙其学云:“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语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如水之有源委也。”[1]由此可以看出白沙离朱入陆的学术变化轨迹。白沙因“寻书册,累年未有得”而转向“求心”,也即返心自求,正是对陆学的认同。陈白沙进一步发展了南宋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张大“吾心”的作用,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哲学命题,他说:“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2]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人物,把“心”作为万物根源性的实体,并且提出了“心即理”的著名论断。“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4]把“心”抬到和“理”一样的本体高度,为心学一派的学理发展,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陆九渊把他的心学思想概括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5]的命题,这是一个无所依傍、响彻千古的理论口号。陆氏的理论思维越出了社会伦理的层面,而以整个宇宙为思索背景。白沙与陆九渊一样,也以“宇宙”为自己思索的背景,而且还进一步扩充主体的能力,强调万事万物皆是“心”的创造,把“心”作为万物的本源。在这里,心是充满了开创一切的创造力的,也强调了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他说:“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6]“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7]“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8]这种思想,充满了强烈的唯我主义色彩。
陈白沙的心学思想中还有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他说:“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9]从二程、朱熹、陆九渊到后来的王阳明,这条理学脉统,并未见谁明确提出“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树立这个命题,是有相当大的创造性价值的。他所谓“自然”,乃是指万事万物素朴的、不着任何外力痕迹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没有任何负累的、没有人为矫饰的心灵境界。这个目标或宗旨实际上乃是企图从自然(如生死)和社会(如得失)的束缚中超脱出来。他又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10]“能以四大形骸为外物,荣之、辱之、生之、杀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11]“灵台洞虚,一尘不染,浮华尽剥,真实乃见,鼓瑟鸣琴,一回一点,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12]这都是白沙“以自然为宗”的内涵。以“此心此理”为其本然而摆落外物与欲念之束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庶几乎可谓“自然为宗”矣!
白沙还标举“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提倡“自得”而不受外在的影响,不依傍他人门墙。陈白沙的心学认为,万物万理具于一心,为摆脱负累,识得心之本体,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心”,是具有神秘作用的宇宙本体,它不能通过理性的、逻辑的途径来认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内省的方法来觉悟。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静坐中养出端倪”。他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13]如其在《复赵提学》中所说:“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他既以“静坐”内省来悟求本心,就反对为书所累,认为应该“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一再提倡“自得”的体认方式。“以自然为宗”的宗旨,其落脚点在于“自得”。所谓“自得”,也就是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不受他人的束缚影响,悟出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批评当时的治学风气:“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14]他对“自得”也有正面的阐述:“自得者,不累于万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15]白沙的“自得”充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又顺其自然之性,在诗学中白沙强调自然与独创,便是由此生发而出的。
陈白沙的诗学思想是与他的心学思想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的。
二
陈白沙以著名的理学家的形象著称于史,而不以诗人或诗论家名世,但他的诗文中有许多精彩的诗学观点,在当日诗界独标一格,对后来的文学思想解放思潮有深刻的影响。尽管目前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著述罕及于此,但白沙诗论其实是明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环。
陈白沙虽是著名的理学家,却不事著述,他长于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诗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须臾离开的。在某种程度上,白沙可以说是以诗为教。他的大弟子湛若水(甘泉)评其诗云:“夫白沙诗教何为者也?言乎其以诗为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谓也。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16]白沙的族孙陈炎宗亦言:“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鸣天下,不著书,独好为诗。诗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为教也。”[17]都指出白沙“以诗为教”的特点。白沙也在不少的篇什中以诗的形式、诗的意象来表述他的心学观念。但这并非全部,白沙对于诗的艺术问题也是相当内行的,他十分重视诗的地位与功能,对诗歌艺术规律谈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
白沙以诗为“道言”,高度评价诗的功能,他说:“先儒君子类以小技目之,然非诗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若是若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小技云乎哉?”[18]对于诗为“小技”的观点,白沙是持反对意见的,在这点上,白沙是与二程等理学家那种“作文害道”的文学观大相径庭的。诗的功能是大是小,关键是存乎其人。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诗是无往而不可以表现的。诗可以“枢机造化,开阖万象”,在人伦日用中以见鸢飞鱼跃之机。这是超越于“载道”之说的。主要是说诗应有言语之外、达于“天道”的形而上的意蕴。在白沙诗学中,相对而言,理学的那种伦理道德色彩是很淡的,他所言之“道”,与其说是“孔孟之道”,勿宁说是天地自然之道。
白沙认为诗应该是率情而发,而反对人为矫饰。这是与他的“以自然为宗”心学宗旨同出一辙的。他说:“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于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自唐以下几千年于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黄陈,其余作者固多,率不是过。乌呼,工则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遗意欤!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赞毁欤;发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欤!明三纲,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不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诗之工,诗之衰。”[19]也许,白沙这里提出的“诗之工,诗之衰”的观点是一种偏激保守的诗学观。他认为唐宋的李杜黄陈,也不过都是《诗》三百之“遗意”,形式美感愈加工整考究,却是走向衰落之征。但他的创作论却是“率吾情而盎然出之”,声韵不一乃是情感变化的自然产物。那些“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文学作品,在白沙看来,是最为违背诗教的。这也就是诗歌创作中的“以自然为宗”,出自于诗人的真情,不惑于功利,不计人赞毁,一切都是胸中自然流出,他因此又说:“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而诗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尚可谓之诗乎?晋魏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其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20]白沙认为诗应是受之于天,发于七情,一切出自于本真,出自于自然,诗歌在形式上的“旬锻月炼”是无补于世的。而且,他还由此出发,对唐诗评价很低,并说李杜亦未达至境。这当然是很偏颇的。而他认为发于真情即是好诗,“匹夫匹妇”的吟咏,也合于六经。这又是通达之卓见。白沙倡导“自然”,在诗中便是“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21]。
白沙论学贵乎“自得”,即自家体悟,而非人云亦云。论诗也多申“自得”之意,即非言语可述的独特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家风格,决非摹仿影随他人,翻出古人窠臼,显出自家面目。白沙云:“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近代之诗,远宗唐,近法宋,名曰‘俗作’。后生溺于见闻,不可告语。安得铁崖生并世,予将叩之,其亦有以复我耶?”[22]对于当时那种模唐仿宋的复古之习,白沙非常不满。“溺于见闻”,更为白沙所不屑。而对元代后期一反前人窠臼、开创“铁崖体”的大诗人杨维桢,白沙倒是赞赏有加,但也并非要仿效铁崖,而是“有以复我”,大张“自我”本来面目。白沙主张以“本心”为主,读古人之书,是要“以我观书”,与之契合,摆脱“影响依附”,这也便是诗之“自得”。他批评模仿之风说:“学人言语,终是旧套。”[23]这对于明代中期公安派、性灵派反对复古,大张性灵之帜,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不要以为白沙提倡诗的“率情为之”、“浩然自得”,就是认为诗可以粗豪放佚,散乱不葺,其实白沙非常注重诗人的艺术修养,他只是反对迷失本真,伪饰造作,其实他颇为主张诗的艺术安排,只是这种安排应该不露痕迹,他说:“诗之发,率情为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伪也已。”[24]虽是“率情为之”,发自本心,但却不可“苟”,也即不能草率粗放,相反,则应以深厚的艺术造诣“专心致志而得”,才能写出好的诗作。认为好的诗歌应是“貌似”不安排,“不见安排之迹”,实则深刻“理会”了艺术法则之后的精心之作。“率情为之”与艺术法则之间并不彼此排斥,“直说出本意”未必是好诗。
在诗的风格方面,白沙主张含蓄不露,而又推重雅健诗风。他反对议论为诗,嘲笑“宋头巾”气。他说:“作诗当雅第一,忌俗与弱。予尝爱看子美、后山等诗,盖喜其雅健也。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本体,便是宋头巾也。”[25]白沙认为诗可说理,但必须是发自性情,一唱三叹,方为“诗之本体”,如果以议论为诗,那就离诗愈远了。其实,白沙“以诗为教”,自然少不得在诗中言理,他的诗作本身也多是在“鸢飞鱼跃”、“人伦日用”中生发出形而上的哲理意蕴。但他认为“理”必与“性情”融合为一,方能成其为好诗。白沙一再推尊严沧浪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的便是诗之辞语之外的“自得”之意。白沙还向往诗中“子美”与“尧夫”兼而得之的境界。尧夫即宋代理学家邵雍,其诗以擅长言理著称;子美诗以性情动人,子美与尧夫的得而兼之,也正是道理与性情的兼得。从这些诗论中不难看出,陈白沙主张诗要率情为之,本于自然,从性情中流出,却不废诗之艺术法则。
三
陈白沙的诗作留存至今的有2000多首,可谓产量颇高。他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明代中期诗坛那种以拟古为尚的风气之中,白沙诗是以卓荦特异的面目呈现给人们的。明初诗家在诗学上深受严羽影响,“诗必盛唐”,复古风气浓厚。却未悟得《沧浪诗话》的真髓,徒以声口毕肖而自矜。白沙诗则以诗为心法,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全然出于诗人之性情。白沙在《示湛雨》中所说的“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26]倒是可以很生动地形容出白沙诗的特色。
白沙诗出于性情,发乎自得,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在风烟水月中流溢出一派天机。然而,白沙诗也有品第较杂的问题,动辄“以诗为教”,在诗里露出道学家的圭角。《四库全书总目·白沙集九卷提要》评价白沙诗云:“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亦毁誉参半。”说得有些过分,因为《白沙集》中“粗野不可向迩”之作是很难见到的,倒是有一些篇什近于邵雍《去壤集》中那种“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以较为直白的语言来说理的。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道出了白沙诗作不够精纯、良莠参杂的特点。
白沙诗中有很少的一些篇什是较为直接地道出诗人的心学之思的,如《示黄昊》:“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霸柄在手。”《答张内翰廷祥书,括而成诗》:“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传。渺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亦有非积累,源泉自涓涓。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渊泉。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诸如此类的作品,较少诗味,以诗的形式道出作者悟得的“理”。但此“理”基本上是诗人“自得”之物,是其独特的心学观点的告白,而非人云亦云、祖述六经之语。
白沙以“心”为万物之宰,扩张主体的创造性地位,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27]他在其诗中往往是以我观物,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来体察宇宙时空万物万象的纷纭变幻,在物象中升华出超越的哲思。如《卧游罗浮四首》其一:“马上问罗浮,罗浮本无路。虚空一拍手,身在飞云处。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风雨,蓑笠将安之,徘徊四山暮。”《梦后作》其二:“见月时一吟,夜凉天称心。回头望东川,流水无古今。”等等。这类诗作迥然不同于“议论为诗”、直白言理之作,而是气象高华,立意遥深。
白沙为诗既不标榜门户,也不依傍前贤,而是以抒写性情、本于自然为宗旨。诗人在大自然的山光水态中感发诗思,撷取诗材。而描写物象并非诗人之目的,而是借物象寄寓自己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他的心学观念息息相通的。如他这样一些诗作:“柳渡一帆秋月,江门几树春云。来往一时意思,江山万古精神。”(《六言》)“翠裙白领眼中无,飞上木樨还一呼。乾坤未可轻微物,自在天机我不如。”(《木樨枝上小鹊》)“小雨如丝落晚风,东君无计驻残红。野人不是伤春客,春在野人酒杯中。”《春日杂兴》其二)诗人随机捕捉自然界中的一些物象进行点染,很能表现出事物当下的形态特征。但是,诗人并不粘滞于物象刻画,而是把眼前事物的描写,与宇宙万物的生化联系在一起,使人神观飞越,得到的是一种反思性的体验。白沙自评其诗说:“他人读拙诗,只是读诗,求之甚浅,何足与语此也。抑犹有未尽者,更讽咏之。千周灿彬彬兮,万变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灵忽自悟。虽拙作之浅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处,非言语可及也。”[28]确乎是自知之语。就诗而读诗,对白沙诗来说,真是“求之甚浅”,差之甚远;只有涵咏出白沙诗的“自得”之处,体会出其“非言语可及”的形上意蕴,方可为白沙之知音。
既是大哲学家,又是诗人,陈白沙算是很典型的。他的心学思想,不以哲学著作的形式来表述,却以诗来显现。哲学与诗,在白沙这里是直接的同一。陈白沙不是一个蹩脚的诗人,而是一位迥异流俗、独开生面的大匠。在明代初期,复古模拟之风遍于诗坛,而白沙则以“浩然自得”的精神自我树立,给当日诗坛带来的是清新卓异、令人警醒之风。王世贞论其诗这样说:“余少学古,殊不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醉,不知其所以然也。”[29]世贞乃“后七子”之魁首,本是醉心于复古拟古,晚年则悔其少作,于是对白沙甚为醉心。白沙作为从朱学到王学转变中的关纽人物,有些心学观点,超越了王阳明,而成为泰州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的诗论、诗风与其心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可视为明代哲学与文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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