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晚清时代，应对欧化大潮的拍岸而至，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兴起了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思潮，而章太炎、刘师培无疑是这一思潮中的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二人领域相同，志趣接近，造诣深厚，影响深远，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个人关系也有过一致和较为友善的一段时光。本文以晚清国粹思潮时期为断限，围绕二人的交谊、学术、思想等问题一抒浅见，以教正于学界师友。
一、章太炎与刘师培交谊论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声名煊赫的人物，而刘师培则因政治表现上为人所不齿和学术造诣的艰深难索，长期受到学界冷落，故先对其作一介绍：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幼承家学，饱读经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开始接触种族革命思想，结识章太炎，改名光汉，成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派，又入国学保存会，成为国粹派的重要人物，后入同盟会，还宣传无政府主义，旋因革命党内部矛盾等原因，接受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投向清朝阵营，民国初年，他参与“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力。其政治品格多不足道，但国学造诣深厚，著述宏富，对文化建设颇有设想，为晚清国粹派中坚人物，时人曾一度以之与章太炎并称为“二叔”①。在晚清国粹潮流中，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关系最为复杂。在此，着重探讨刘师培的变节与章太炎的关系。
在二人的关系中，最令笔者困惑的就是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宽容。平心而论，章太炎并不是宽厚豁达之人，他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学术上门户森严，对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均心存芥蒂，仅因学术旨趣的不同，就对并无瓜葛的廖平耿耿于怀，而对清政府更有着近乎偏执的反感情绪，即使对业师俞樾，因其早年出仕为官，就指斥为“尝仕索虏”，“授职为伪编修”[1](P121～123)，但他偏偏能谅解放弃革命立场投向清朝阵营的刘师培，这是为什么呢？
章太炎与刘师培订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这年章太炎36岁，刘师培20岁，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二人一见倾心，订为至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立场的一致外，就章太炎而言，主要是仰慕刘氏家学并敬佩刘师培的学问。刘师培的年纪虽小，但国学造诣极深，令自视甚高的章太炎也赞叹不已，曾说过：“国粹日微，赖子提倡”之类的话语[2]（《与刘光汉书四》）。章氏一生敬佩刘的学问，可以肯定这是一再宽容刘师培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们的友谊不会长久，因为二人个性迥异，一位学问渊博、孤傲独行；一位才华横溢、功名心盛。有人评价刘师培曰：“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持，悁急近利”[2]（卷首，《亡侄师培墓志铭》），极为恰当。当然，在定交之初，处于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二人只能同舟共济，分歧尚未暴露，况且相处不及数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清政府告进了租界当局的大牢，二人书信往还，探讨学术，抒发离情，自然无从龃龉，相反感情更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夏，章太炎刑满出狱，为同盟会迎至日本，三年牢狱之苦使章氏声名大振，所至人们趋奉追随，风光无限。章氏得意之余于次年春招其忘年故友刘师培来日，不料刘师培赴日不久，就投入了端方幕府中，背叛了革命②，二人交谊也告一段落，这是为什么呢？
对刘师培的背叛，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是刘氏夺权不成所致：“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3](P214)。但以常情度之，当时刘师培不过是二十出头的一介书生，又甫至日本，无甚资历，纵有夺权野心，也不会立即施行，因此，此说非夸张之词，即为诬人之语。此外，还有受其妻何震诱惑、刘师培本人迷恋功名利禄以及受传统学术影响等种种说法，总之，人们往往忽略了章太炎的责任。
当然，章太炎应对刘师培的变节负多大责任，涉及个人隐私，至今无人能确断，但可以肯定，刘师培的变节，与章太炎确有关系。首先，刘师培初到日本之时，章太炎正为革命战略问题和《民报》的编辑经费问题而与孙中山等人闹矛盾，一度十分紧张，虽经人调解，没闹出大的恶果，但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末，他“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4](P21)。总之，章太炎想去印度出家，苦无旅费，穷极之下居然想向张之洞借款，于是托张之洞女婿卞某捎信给张之洞，但“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5]。端方答应借款，章太炎派刘师培回国接洽，刘师培回国后，叛变了革命。
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私下交往之事在刘师培变节之后由刘公之于众，刘氏目的无外乎以此减轻罪恶感并离间革命派，故有人怀疑是刘师培捏造，但经学者考证，确有其事[6]。应该指出，刘师培到日本后，章刘二人亲如一家，同居一楼，章太炎对革命悲观，暗中与清廷大吏通款，刘均知之。在革命处于低落之际，这对于年仅二十余岁的青年人来说，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言自明。况且章太炎还托刘师培回国包办这一不光彩的交易，难怪有学者断言：此事“客观上是加速了刘的堕落过程”[7](P409)。
其次，笔者认为刘师培的变节还与他同章太炎关系恶化有关。前文提到他们二人个性迥异，但由于无暇深交，故矛盾尚未出现，此时同住一楼，朝夕相处，日久自生矛盾。1.章氏每以师长自居，好为人师，“勤攻君过”，刘氏年纪虽小，但国学造诣并不在章氏之下，19岁即中举人，少年得志，也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二人相处，文人相轻，矛盾日深。2.章太炎还曾冒失地向刘师培揭发其妻何震的男女关系之事，惹得刘师培大怒。章太炎的揭发当属疑似之间，非有确凿证据，由此结怨于刘师培，也算咎由自取。
刘师培变节后，章太炎心存悔意，曾致信刘师培，劝其回心转意。信中有言：“申叔足下：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并解释以往“勤攻君过”并非出于“雍蔽之志”[8](P157)。蔡元培也指出：刘师培“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2]（《刘君申叔事略》）。凡此均说明刘的变节确与他同章太炎的矛盾有关，从太炎的忏悔来看，其应负一定的责任。刘师培变节后，公布了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搞得章太炎十分狼狈，算是报了“睚眦之仇”。附带说明，由于刘师培的变节，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即告结束，我们无意求全责备，晚清督抚中出于各种用意与海外立宪派或革命者暗中联系者不乏其人，但大多没有产生什么较大的恶果，因此，对这一问题也不宜夸大。
可悲的是刘师培的变节不但未能换来功名富贵，而且险些为清王朝殉葬。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在四川被拘，章太炎此时刚返回祖国，即奔走营救，临时政府总统府、教育部分别致电四川，指令保护。但刘师培自觉无颜再见故旧，故在四川不出，直到1913年方归上海，国粹派人士不念旧恶，奔走往还，刘师培感念世道沧桑，时运不济，尚复何言，于是，“申叔殊感枚叔厚谊，复言归于好”[9](P447)。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刘师培投入袁世凯阵营，列名筹安会，发表了《国情论》、《告同盟会诸同志》、《君政复古论》等赤裸裸鼓吹复辟的文章，重刊《中国学报》，在创刊号上无耻地署“洪宪元年”，因此深得袁氏赏识，任命其为参政院参政，拜上大夫。相反，此时章太炎因反对帝制而被拘北京，生死难测，刘师培不闻不问，章氏门生对刘氏恨之入骨，但令人称奇的是章太炎虽骂遍附逆者，独不及刘师培。
袁世凯死后刘师培一度被通缉，虽是通而不缉，但从此难以立足士林，加之生活贫困，性情急躁，望之已似疯人。1917年蔡元培援手于困顿，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尚引起国粹派旧人的抗议。此时刘师培身体坏到了极点，上课也是有气无力。1919年11月20日去世，临终遗言以入政界为悔，以坏祖先清德为耻，终年36岁。
纵观章刘交谊，令人颇生感慨，可以肯定，刘氏的一误与再误之间确有因果关系，假设他当初不投入端方幕中，民初也是风光无限，未必非到袁世凯门下讨生活不可。刘师培“英年早逝”，其妻何震削发为尼，一代学人，得此下场，令人感慨唏嘘。联想到章太炎的责任，就不难理解其对刘师培的宽容了。
二、章太炎、刘师培学术之比较
国粹派两健将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学术造诣难分伯仲，而且，他们二人的研究领域、学术思想颇为一致，于经均宗古文，于《春秋》而重《左传》，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诸子学等方面颇多建树，比较而言，刘氏学风较为平实客观，不似章氏那样门户森严。另外，也应指出，由于刘师培背叛革命后生活境遇并未改观，反而陷入愁苦之中，学术上的高峰期已过，而章氏于民初学风亦变，故若对二人学术加以比较，只有晚清时期可作选择。
（一）章太炎与刘师培的经学思想与经学成就之比较
章太炎与刘师培都是书写中国经学历史最后一章的人物，在晚清时代，他们共同致力于驱散笼罩在经学上面的神圣光环，为经学加以理性的定位，因此，在经学思想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
什么是“经”？古代学者赋予了神圣的含义，有解作“常”的，有解作“径”的，而章太炎、刘师培则认为经字本意为连缀组织之意，因为古代书简须以绳贯连，经字以此得名③。而且，经是古代官书的泛称，也有农书、医书称“经”者，这样一来就剥夺了经字的神圣性。他们又发挥李卓吾、章学诚的“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拉平了经与史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经学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儒学和孔子进行了批判，章太炎指出：“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10](P291)。刘师培也表示孔子不是素王、教主，儒学没有民主思想，相反，孔子学说迎合专制政府以压制学术、思想，“学术专制与政体之专制相表里”[11]。此外，他们强调古文经的真实，贬低今文经的价值，认为古文经优于今文经，今文经的衰落是其自身的弊病所致。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20世纪初年，学者们难免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章太炎、刘师培贬低儒学经典，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贬低今文经是为了压制康有为的改良派，现实用意十分明显。当然，随着时过境迁，章太炎又重抬孔子，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这是后话。应该承认，在晚清时期章刘二人将儒学降为先秦诸子中的一种，开了近百年间理性的研究经学之路。
章太炎、刘师培不仅经学思想基本一致，而且在经学研究的领域上也大致相同，二人均于《春秋》、《左传》用力最深，心得也多。出于现实政治的用意，他们都注重发挥《春秋》中的内中国外夷狄思想，尊民抑君的思想。其略有不同的是章太炎不赞同通经致用的观点，认为通经的目的应是“求是”，“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8](P151)。章太炎之所以如此认为一方面是继承了乾嘉学者的求实作风，一方面是看到很多学者在致用的招牌下奔竞利禄。而刘师培经学研究的特色在于，他一方面以经书作史料研究上古时期的社会状况，一方面将进化理论引入经学诠释。他经过研究认为上古时期远不像先儒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较为落后的时期，尽管这种观点古人已有提出，但刘师培在晚清时代重提此说，则是别有新意。
章太炎中年以后改治《易》，后又治《礼》，刘师培背叛革命后长期陷于政治漩涡中，学术研究已感力不从心。在晚清时期，章太炎的经学论著不多，经学见解多散见于讲义、书信、政论中，他早年撰写过《春秋左传札记》（又名《春秋左传读》）。另外，著名的《訄书》中也有经学见解。而刘师培著有《周末学术史序》、《经学教科书》、《群经大义相通论》、《孔子真论》、《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
（二）章太炎、刘师培的诸子学研究
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主要作为儒家经学研究的参考而保存下来。咸同年间，曾国藩倡导诸子研究，此后攻治者日众，其中曾国藩的学生、章太炎的业师俞樾的成就最大。附带指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诸子研究是与其儒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其心目中，无论是儒学、还是墨学、道学，都是先秦学术中的一种；无论是孔子、还是墨子、老子，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员。
章太炎、刘师培的诸子学研究其思想成就要大于其学术成就，其研究对于打破传统，拆散偶像，重建近人眼光之下的古代思维世界，功绩巨大，但在建立学术体系上尚嫌不足，当然，这与当时对古代社会情况了解不多有关。直到民国初年，中国上古新史料的发掘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取得突破之后，才为诸子学的深入提供了条件。
在诸子学研究方面，章太炎著有《原儒》、《原道》、《原名》、《原墨》、《明见》、《订孔》、《原法》、《论诸子学》等文。刘师培在晚清时期著有《周末学术史序》、《荀子补释》、《晏子春秋补释》、《白虎通德论补释》、《墨子拾补》等。这些著作很受学者们的称道。
在晚清时代，章太炎治荀子，重法家、道家，这些研究又与其儒学研究相联系，刘师培治墨家、法家、道家，二人各有千秋。他们都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论，但章氏更强调诸子学说的独创性，刘师培强调诸子学说的文化特征是礼制。在研究角度上，章太炎多从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并多运用实证的方法，而刘师培则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从事研究，降端方后，刘师培也转而注重考证，做出了一些成果。另外，他们由诸子研究而推及秦汉学术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
（三）章太炎、刘师培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国粹派重国学，而历史又是国学中的大宗，故章太炎指出：“国粹以历史为主”[12]。他希望以历史来激励人民的爱国心，以历史来启发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史学思想上，章刘二人大同小异，但若论史学成就，则刘师培要略胜于章太炎。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界掀起“史界革命”，批判封建旧史学，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对此，章太炎、刘师培均是赞同的。章太炎撰写《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一组文章，开始构建其史学理论。他认为封建史学缺乏理想，文明史不详，真实性可疑，主张改革史体，扩大史家视野，提高史学理论水平。他认为史学可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培养人民的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8](P371)。刘师培对此基本上是赞同的，他也注意以历史来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情绪，强调以进化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和章太炎不同的是，他强调以史致用。
在史学成就上，章太炎是支离片断的，他曾有一个宏大的规划，拟编《中国通史》100卷，但一直未动手，只留下了《略例》和《目录》，附于《哀清史》之后，从《目录》中可见他的“中国通史”分表、典、记、考纪、别录五部分，分别相当于纪传体正史的表、志、本纪、列传。可见他在史体上也没有突破。另外，因光绪末年在日本发现《南疆逸史》，他又想编《后明史》，最终也未动手。章太炎的史学对后人的影响不外三点：其一，学术史的研究；其二，他做了一些“翻案”的努力，如肯定太平天国；其三，在史法上注意考据、索引、钩沉等。他对典制史较为重视，也写过一些史考。总之，章太炎有过宏大的治史计划，并主张变更史体，强调论史要客观，不妄论古人是非，但实际上均未做到。
比较而言，刘师培倒是留下了一些史学作品，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他撰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讲上古史事，断限到西周，是书晚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影响也不及该书，但它首次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另外，他以经书作史料，强调重视考古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与章太炎不同，他能尽量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如进化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汉民族西来说等。刘师培也作过史学考证文章，如《秦四十郡考》、《辽史地理考》等。他的《周末学术史序》也堪称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推动之作。
三、章太炎、刘师培思想解析
无论是在文化思想，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章太炎、刘师培都有着一致的立场。在此，主要探讨二人如何将属于文化保守的国粹与激进主义的无政府思想结合起来的问题。
在晚清中西交融的文化大潮中，章刘二人都力图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各种危机，基本文化思路是以中为主，调和中西，确立起适合近代特点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立场，成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在政治思想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信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刘师培到达日本后，思想急剧左转，分别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章太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者）频繁往来，又为张继的译著《无政府主义》作序，于是，世界观中一度出现了矛盾。章太炎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不如刘师培深，他在理智上也承认推翻清王朝后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是不现实的，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信条毕竟难割舍，于是，陷入了思想上的两难选择，处于苦闷之中，写下了悲观的《五无论》等。
相比之下，刘师培则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较远。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在日本以其妻名义刊行《天义报》，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形成了晚清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据点。于是，人们在刘师培身上看到了矛盾情形的发生：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年）间，他做出了很多研究诸子学、经学的成果及《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的文章，但在政治方面则写出了《人类均力说》、《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论中国田主之罪恶》等政论文章。
章太炎，尤其是刘师培将古色古香的国粹和锋芒毕露的无政府主义学说集于一身。众所周知，在晚清的特定国情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激进，而国粹的表现形式则是文化保守，人们不禁要问：这二者该如何协调呢？
其实，若深加推究，可见无政府主义与文化保守在他们的思想中得到了统一。首先，章太炎、刘师培将无政府主义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的思想主张。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本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的无情批判，这不正是晚清文化保守者所希望看到的吗？他们以此抵御20世纪初席卷中国的欧化大潮，不正服务于其文化保守的最终目的吗？联想到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刘师培所说的“中国国粹之存亡，亦视共产无政府主义之实行与否”[13]一语的深意了。
其次，在借助于无政府主义来抵御欧化，保存国粹的同时，还借助国粹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丰富的国粹给了章太炎、刘师培以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信心，如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主义发源于中国，发明家就是老子；共产制度在中国古史上也确然有征；陶潜的《桃花源记》更是无政府社会的典范[14](P278)；至于西方无政府主义的罢工，可从《诗经》中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及其他史籍中找到依据[14](P202)；恐怖活动可从《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中找到根据。为了给无政府主义扫清障碍，他们将传统学术中的专制学说视为“君学”，大加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将弘扬国学与宣扬无政府主义相辅相成地结合起来，于是，保守与激进、国粹与无政府在其思想中取得了较为和谐的统一。
将文化保守的国粹与激进主义的无政府思想相结合，是一个颇具特色并值得深究的问题，这或许反映了其思想的深邃，或许反映出其学说中的矛盾，由此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章太炎、刘师培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示不无意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建设的设想不无价值，但是，他们所作的国粹与无政府主义的简单比附并不科学，给人一种早已过时了的“西学中源论”的印象。在晚清时代，不少思想家试图将西方学说引入传统文化，实现中西会通，效果多不理想。由上述可见，章太炎、刘师培在国粹与西学之间，也未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其文化思想中，不乏矛盾的因素。
章太炎与刘师培处于剧变中的晚清社会，起而搏击时代潮流，其交谊中的恩怨明显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在学术上二人虽师承各异，但均能跳出旧学派系是非，另辟新途；在思想上则努力探寻着杂糅新旧，会通中西的途径。通过上文论述，既可见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又可见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过渡的一个写照。其中成败得失，对于依然致力于探索新旧中西关系的现代文化学者来说，或有借鉴的价值。
注释：
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故有“二叔”之称。
②关于刘师培降清的时间，说法不一，郑师渠先生推断为1907年12月至1908年2月之间；方光华先生认为是1908年底。分见《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408页；《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③刘师培说：“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从丝为经，衡丝为纬，引伸之则为组织之义”，见《经学教科书》，第二课《经字之定义》，载于《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6册，宁武南氏廿五年本（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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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