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与此相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这就是，近代西方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由传入到播开，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流。
进化论作为一种进步的、比较系统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和介绍《天演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乃至再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思想家们都曾积极地宣传过进化论学说。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巨大又深远。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进化论思想在取得了普遍性的指导地位，成为近代中国许许多多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观察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产生后不久，在西方便用来为殖民主义诸列强瓜分弱小民族作论证，从而形成了一股宣传侵略扩张、鼓吹民族压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而在中国却用作为革命找根据，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唤起民族觉醒、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武器，在哲学上成了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进化论思想的改造过程中，章太炎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章太炎接受、改造和宣传、运用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阶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自然进化论
章太炎在接受进化论学说之初，便用进化论来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在自然观上，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进化不已的，有机物是从无机物变来的，人是从低等生物变来的。他说：“赭石赤铜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猓然、玃、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訄书·原人》）又说：“上古之颠木，迹层之枯鱼，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趋化，以有吾侪之今日。”（《儒术真论》）进而，他在《菌说》一文中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体地论述了各种元素和合而成空气金铁、空气金铁转化为草木、草木变成蜃蛤水母、蜃蛤水母变成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再由鱼变成鸟兽和猿猴、最后变成人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
至于整个世界进化不已的动因，章太炎认为是“欲恶去就”。他说：“各原质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恶去为离心力、驱力，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菌说》）这是说，各原质（原子、元素）之间都存在着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它们的分离和结合形成了事物的不同种类。然而，“有种类，则又有其欲恶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渐化为异物。……则于是有蜃、哈、水母。彼又求明，则递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同上）
章太炎还着重宣传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他在《訄书·族制》中明确指出：“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他更在专门论述进化论的《訄书·原变》篇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会引起生物形体、习性和功能的改变。经过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的生物得到保存和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生物之所以进化的原因。
从以上的自然观出发，章太炎批判了上帝创世说。他说：“今天庶物莫不起于细胞。……凡细胞诸种，皆自原形质成立。原形质似卵蛋白，赫胥黎氏称之曰生命之本原。……是即生物之所以灵运，然非有神宰畀之矣。”“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菌说》）他还运用形式逻辑论证上帝创世说的荒谬，说：“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谓犯无穷过者，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已。”（《无神论》）章太炎的结论性意见是：“夫非有上帝之造也，而物则自造之。”（《菌说》）这是对上帝创世说的有力批判。
章太炎在用进化论说明人类社会现象时，非常强调发挥主观精神力量。他把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加以运用和发展，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动物，主要是靠智力。他说，人的智力经常使用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反，“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訄书·原变》）正因为如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有不同于动物的特点。人类在生存竞争中使用的手段是工具和武器。他说：“人之相竞也，以器。”（《訄书·原变》）为此，他很重视生产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作用。他把生产工具的改进，看作是衡量人类进化程度、划分不同进化时期的标志，说：“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同上）这种见解虽还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提并论，却确已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章太炎在论述人类进化时，还十分强调“合群”的重要性。他认为，凡生物都是离群者灭，合群者存。他举例说，古代的金马、碧鸡等动物由于不懂得“合群”而遭灭亡，今天只能看到它们的化石，蜜蜂则由于“能群”，所以“虽细不败。”（《菌说》）而人类生存是强者存弱者亡，弱小者要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就更需要采用“合群”措施。他说：“天无威庆而人有报施，一人则成亏前定，而合群则得丧在我。”（同上）这表明章太炎高度重视人群的力量。在此基础上，章太炎提出了合群明分论，并把它作为自强保种的根本大计。他说：“彼人之自保则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则无不自主。譬之蜜蜂，虽细不败。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譬之狮子，为罗马所杀者，四月至万一千头，虽大而亦绝矣。”“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同上）由此可见，章太炎宣传进化论，也还具有保种御侮的用意。
章太炎是个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他宣传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借助“民兽之辨”、“夷夏之别”，论证汉族是和欧美白种人一样的优秀民族，完全有资格统治中国，而不应受异族的统治。他说：“化有早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訄书·原人》）他认为，在亚洲，只有汉族与日本民族，才是“礼义冠带之族。”他们和欧美白种人一样，都是“德慧术知”的贵种。而其他民族则是“狼鹿”之类，只可“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也。”（同上）为此，章太炎号召汉族人民起来，积极投入到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族统治的斗争中去。说：“由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偶俱，奚偶俱无教之狼鹿！”（同上）章太炎这些言论虽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确又起了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进步作用的。
诚然，章太炎这一阶段的进化论思想，大体上仍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强调变法要循序渐进，依次而行，说：“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事势之决塞，必有先后，皆出于几。……今也骏特俶觉之士，丁时未至，盱衡厉色，悍然而为之，志固不遂，且危其身矣。”（《变法箴言》）当然，这除了章太炎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外，也和达尔文进化论原先就有的否定“激变”，宣扬“自然界没有飞跃”的缺陷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章太炎在用进化论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自然发展史的时候，把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看作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基础，从而否定天命论、神创说。这毫无疑问是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的。但是，当他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时，他的思想便开始陷入庸俗进化论和历史唯心主义，并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政治上来讲，又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一面，对于启发人民的觉悟、激励人民的革命热情，产生了比较良好的影响。所以，这一阶段，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从总体上说，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积极意义，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推波助澜、扩大影响，使之深入人心的作用。
二、革命进化论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次年9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极大地震动和教育了章太炎，使他的“容帝”幻想彻底破灭，而反清排满意志则愈益坚定。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解辫发说》的文章和所作的“断发易服”的行动，标志着他正式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章太炎一旦从改良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精神便大大为之一振。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犹如钱江大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康、梁的保皇言论猛烈冲击。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组织保皇党，鼓吹光绪皇帝复辟。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就撰写了不少文章，散布大量保皇言论，以此蛊惑人心。章太炎看了后，非常愤慨，便在1901年3月10日出版的《国民报》第4期上发表《正仇满论》，对梁启超的保皇谬论逐条予以驳斥；并且尖锐地指出：“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批驳改良派保皇政治主张的第一枪。接着完成的《訄书》（修订本）则是系统论述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深入批判康、梁保皇言论的理论专著。
初版《訄书》是章太炎早期的一本重要著作。它是章太炎于1899年初避居台湾时把他过去发表的和新撰写的政治学术论著辑订而成，并于当年冬天付梓，次年上半年出版发行，其主要倾向是改良主义的。初版《訄书》问世不久，章太炎就已感到，这部著作的许多观点，已经落后于自己思想的进展。为此，在1902年五六月间，他从日本回国后，即用半年多时间对这部面世不久的著作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删去了有改良主义倾向的14篇文章，又增添了充满反清革命内容的27篇文章，对保留的各篇则作了篇幅不一的重要修改。这样，修订后的《訄书》成了一部集中反映他思想上新飞跃的论著，其最大特点和给人印象最深之处是，章太炎在书中大量引述芬兰威斯特马科的《婚姻进化论》和日本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等进化论著；并且以《订孔》等篇章为代表，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孔子和儒学作了比较切合实际和击中要害的批判。这在推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进一步肃清康、梁保皇言论，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近代民族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訄书》（修订本）是一部系统地阐明章太炎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以及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观点的综合性著作，也是集中论述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的专门著作。这些无疑都为他在此后提出革命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一部著作。
章太炎的最光辉的论文和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最重要的文献，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的革命进化论也主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冲突开始激化。针对康有为1902年写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所宣扬的鼓吹立宪、反对革命的保皇论调，为了从理论上对保皇派思想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清算，并详细阐述走革命之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1903年的五、六月间，章太炎满怀激情地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首先论述进行以反对满清政府为直接目标的民族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又分别驳斥了康有为关于中国不可革命、没有能力革命等一类论调。其中，以下数条批驳，尤为淋漓尽致，读来颇感精彩。
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康妄图以此反对革命，主张立宪。对此，章太炎认为以是否“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谈论革命和立宪是荒谬的。他指出，中外各国的历史充分证明，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政府统治，即使实行君主立宪，流血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英、奥、德、意、日等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无一不是“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而说明，以“避免革命之惨”为借口来反对革命，主张立宪是徒劳的。
康有为又说：“中国人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以此断言，中国人没有能力革命。对这一谬论，章太炎以李自成、义和团等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论证了革命实践本身，就是提高政治觉悟、树立革命观念、开发人民智慧、挖掘人们潜才的有最有效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他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之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心进化，孟晋（猛进）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同上）因此，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预言也。”（同上）在文中，章太炎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告之世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上）这就彻底驳斥了康有为以“中国人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为由不准中国人民革命的言论。
康有为为进一步论证他的立宪主张，还捡起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说光绪皇帝“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便为自己的立宪主张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对此，章太炎在痛斥了康有为所宣扬的天命论的种种无稽之谈后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尤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依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说：“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同上）他认为，革命既“恃万姓之合意”又不乏“一人之才略”，因此必定能成功。
总之，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在把康有为那套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的同时，有力地论证了革命合乎进化公理、顺乎历史潮流，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最佳法宝，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暴力革命，才能明公理、去旧俗、开民智、增才干，并由此改造中国、救亡图存，使之走上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之路。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与此同时写成发表的邹容的《革命军》，就像投枪和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给了清朝反动政府以致命的一击。不仅如此，即使从思想发展史和学术上来说，章太炎以上的革命进化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这主要是，他的包含着革命观念的进化论，是他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作的首次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根本改造。这就在哲学上把进化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也正是由于章太炎开创了积极改造达尔文进化论的先河，才使后来者从中受到很大的启迪，进而把“骤变”、“飞跃”（孙中山），继而又把“民众”（李大钊），最后还把“科学”、“民主”（陈独秀）融入进化论，从而完成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根本改造，创造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所特有的进化论哲学体系，以此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而这种革命进化论也就成了由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三、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于1906年到达日本以后，更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此背景和基础上，章太炎提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集中体现在他出狱东渡日本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专论——《俱分进化论》一文中。该文刊登于1906年9月5日出版的《民报》第7号上。此后，章太炎又在1907年的《五无论》、1908年的《四惑论》和1910年的《国故论衡》等论著中继续阐发他的俱分进化论。
所谓俱分进化论，说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在道德方面是善与恶同时并进，在生活方面是苦与乐的同时并进的理论。章太炎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俱分进化论》）在这里，他虽然认为善与恶、苦与乐双方同时并进，但还承认智识是单独进化的。然而，到了1910年，他在《国故论衡·辩性下》一文中，却又把“文教之国”与“蠕生之岛”相比较。首先，他认为，文明人具有理性认识，而蠕生者（未开化之人）则只有感性认识。“然诸有文教者，则执名以起愚，彼蠕生者犹舍是。”为此，“文教国固多智，以其智起愚，又愚于蠕生之人。”接着，他分别从神教、学术、法论（国家制度）、位号、礼俗、书契等六方面论证文明人比蠕生者愚蠢。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由是言之，见与痴固相依，其见愈长，故其痴亦愈长。而自以为智者，诚终身不灵哉！”从而认为，智与愚也一样是双方同时并进的。
此外，章太炎还对之所以产生善恶并进、智愚并进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认为，善恶之所以同时并进，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熏习性，即阿赖耶识被善恶意识所熏染，“以执我之见现于意识，而善恶之念生。”（《五无论》）二是由于我慢心，即末那识执阿赖耶识以为自我，念念不舍，于是生出好真、好善、好美、好胜之心，“其所好者，不能有善而无恶，故其所好者，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俱分进化论》）至于智愚并进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受意识熏染，我见与我痴俱生的结果。他说：“以无明不自识如来藏，执阿赖耶以为我，执此谓之见；不识彼，谓之痴。二者一根，若修广同体而异其相。意识用之，由见即为智，由痴即为愚。……痴与见不相离，故愚与智亦不相离。”（《国故论衡·辩性下》）由此导致智愚并进。
正因为善恶、苦乐、智愚双方并进，所以章太炎认为进化的事实不可否认，而进化的作用却不足取。他说：“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不可取。”（《俱分进化论》）进化既然如此不足取，那么进化倒不如不进化。他说：“善恶、苦乐二端，必有并进兼行之事，世之渴望于进化者，其亦可以少息欤。”（同上）然而，怎样才能使人类从并进中解脱出来，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呢？章太炎提出了“五无之制”这一最高理想。所谓“五无”，就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章太炎认为，为要实现“五无”，大致须经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完成无政府、无聚落，第二阶段完成无人类、无众生，到第三阶段才能最后完成无世界。因为“人为万物之元恶。”“而世界为之消弭，斯为最后圆满之期也。”（《五无论》）所以，其中的无人类是关键，无世界是根本。这里，章太炎在革命高潮中，在他积极主张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又极力散布了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五无”论调，这对当时的革命起了有害的影响。
尽管这样，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也有正视现实问题的一面，即：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道德却普遍地堕落这一事实。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曾指出，从历史上出现阶级和私有制一直到今天，“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别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又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61页、第173-174页）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确实也看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包含的这种互相对立的正反两种趋向，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中国民主革命是否一定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走欧美各国的老路？而且对于我们当前提出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也不无启迪作用。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论证、思维方法和最后结论。例如，他在论证善恶、苦乐双方并进时，没有把人和动物加以区别，而是把人和动物混为一谈，甚至把人和阿米巴等低等动物加以比较，从而得出善恶、苦乐等是同时并进的结论。这种论证方法和结论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又如，他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惯于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来看待善恶、苦乐问题，甚至用佛教阿赖耶识（藏识、种识）的理论来说明善恶等双方并进的原因。这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善恶、苦乐等的根源。还有，他也不能始终一贯地彻底坚持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正确观点，在现实问题面前看不到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总趋势。这就导致他的俱分进化论不是向前看，而是朝后退，由此对社会进化的前景悲观、失望，从而走向“五无”的虚无主义。这些当然都同他的政治立场和整个思想倾向的变化有关。但是，他在理论思维方面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确又很值得我们回味、深思。
总起来说，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很丰富，意义也很重大。其中，自然进化论，对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革命进化论，更是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进化论积极改造之先河，使进化论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使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哲学形态——进化论哲学体系逐步确立起来，乃至成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过渡的桥梁；俱分进化论，虽有种种错误和缺陷，但也不乏合理因素，而这些又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应很好地吸取他在理论思维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学习、发扬他根据革命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造外国文化（如进化论）为我所用的精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丰富中国当代文化，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