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梁漱溟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思想革新和文化改造方面，他们都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主张。本文拟从两人微观的关系考证、宏观的思想比较和综合的分析判断三个方面，作些探讨与阐释。
一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在陈独秀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战士，他们共执牛耳，向封建专制与愚昧迷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梁漱溟晚生十四年，也不曾沐浴过欧风美雨，而且读过的最高学府仅仅是顺天中学堂。然而，少年时代的梁漱溟奋发有为，刻苦自励，具有悟性极高的天份，又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青云之志。经过几年的顽强探索，终于写成《究元决疑论》一长篇论文，“研习佛典，归心佛法，遵从佛戒”①，论述人生道路与生死苦乐，颇有大彻大悟、济世救人的释家风度。这篇文章造就了梁漱溟的学术声名，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广泛注意。据说，蔡元培先生“看了此文就商同陈仲甫先生以印度哲学一课相属”②。
陈独秀是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职以后，他有职有权，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③。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量才录用，使北大新旧荟萃、中西并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究元决疑论》成为梁漱溟进入北大任教的敲门砖，蔡元培、陈独秀也就成了善用人才的伯乐。到北大讲课，也使梁漱溟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涛，为他思想观点的完善和学术功底的加深，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环境。
蔡、陈破格录用梁氏为北大讲师，委以印度哲学一课，除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推荐、《究元决疑论》的影响之外，还应该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其一，梁漱溟亦曾有过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历史。早在18岁那年，梁氏就由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同盟会员甄元熙介绍，置家庭和舆论于不顾，毅然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被编入由汪精卫担任支部长的京津同盟会，并做过一些站岗放哨、传递书刊等革命工作。不久又阅读了日本近代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辛德秋水著、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的《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情宣传者和实行者。他曾提出：改良社会，“拔本塞源，只有废除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产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生存竞争—一这就是社会主义”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江亢虎辈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憎恶，梁漱溟在理论上未能深入探索下去，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反而“对社会主义隔膜了”⑤。否则，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梁氏恐怕比陈独秀要早出七、八年。
其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漱溟与陈独秀还具有近似的性格和气质。陈独秀曾为个性耿直的梁父梁济的自杀而大发感慨，其中不乏钦叹和赞赏，认为他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⑥。在陈独秀看来，梁济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德、真诚的精神和铮铮的骨气。为此，陈独秀曾专门写信给梁漱溟，以示哀悼。梁漱溟亦复函答谢⑦。
梁漱溟与陈独秀同样个性刚烈。少年梁漱溟就特立独行，独立思考，不迁就或轻于附和别人的意见。尤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讲西学成为一时之盛，梁却独树一帜，为倡印度哲学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虽遭西化学者的攻击和非难，仍不改初衷，自行其是。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漱溟确实是个难得的敢于坚持己见、不畏任何强权的刚直学者。这恰恰又是陈独秀性格的写照：“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⑧。即便在批判梁氏文化观点时，陈独秀仍多次表示：“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⑨反观梁漱溟，即使在受到陈独秀的误解和批判，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时，仍然坚持“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11)”。在这里，人格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
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解答：陈独秀断言，非输入西学不足以革新中国文化；梁漱溟坚信，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看似针锋相对，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梁两人的东西文化观是殊途同归的。
所谓“同归”，是指两人都感到东方文化有缺陷，有加以变革的必要。
陈独秀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的伦理纲常。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深感专制与迷信根深蒂固，民主和科学无由发展。他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仅仅是枝叶，文化思想的变革才是根本，因而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必须对“中国伦理政治之根本”的孔子学说有“彻底的觉悟，猛勇的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3)。如此才可求得“国民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坏迷信，思想自由”(14)。毋庸置疑，封建的文化思想确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国社会一切变革失败的根源。陈独秀的这个认识比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一味追求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加深了一层，切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
梁漱溟虽然是抱着替释迦说法，又替孔子说个明白的本意来北大任教的，但他对于东方文化，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像守旧派文人黄侃、辜鸿铭等人简单地固守传统文化和章士钊、梁启超等主观的调和中西文化。他真诚而坚定地相信中国文化已经撞到南墙无路可走，认为中国社会的再发展，必须有待文化上开辟新局面，去寻找新的生机，即“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15)。他坚信中国文化必须进行新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的改革做起。(16)可见，梁漱溟并不是什么守旧派，而是文化的革新派。在中国文化必须进行革新的问题上，他同陈独秀的见解是一致的。
梁漱溟不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的赞赏。梁说中国人普遍感觉迟钝，欲望偏低，前进缓慢；陈说“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人们欲望低下，不思进取。陈说“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17)；梁说自己同陈独秀是难得遇见的好朋友。面对胡适等人的责难，梁辩解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大家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一正是相需的。(18)”
所谓“殊途”，指的是陈、梁两人在如何评估西方文化以及如何补救中国文化问题上所存在着的较大的分歧。在中西文化比较上，陈独秀认为西优中劣，梁漱溟只承认中西文化有别，但反对西优中劣说；在中国文化革新方向上，陈独秀力主重新开辟新的途径，探寻、移植西方文化以取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明；梁漱溟则倾向于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新创造，主张加强中国的文化的自我更新，以弘扬中国文化。
首先，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决不相容。他严格地区分了东西文化，指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体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19)”就民族性而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20)就教育而言：西洋教育是自动的，启发的，中国教育是被动的，灌输的；西洋教育是世俗的、直观的，中国教育是神圣的、幻想的；西洋教育是全身的，中国教育则是单独脑部的。(21)就伦理道德而言：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之大原是儒家三纲学说，其实质为阶级制度，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近代西方的道德政治，是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这是东西文明的一大分水岭(22)。就文化而言：支配中国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孔教的伦理道义，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文化里缺少宗教的情感；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美的情感和信与爱的精神。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明明白白。
与陈独秀相比，梁漱溟承认中西文化有别，但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落后，因为中西文化在文化体系、思维路向和人生态度上根本不同。就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是由中国民主与西洋民族生活的样法不同，用力之所在不同造成的，换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对于一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就思维路向而言：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同一路线，它们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面上去了。就人生态度而言：西方人积极向前进取，中国人安分、知足、寡欲、摄生，绝不提倡物质享乐；西方文化呈现出征服自然的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反抗权威争取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异彩，都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向前奋斗的态度；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中庸调和、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因此，梁漱溟坚持中西文化只有性质特点不同，绝无优劣高下之分，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中国文化无必要也无可能转向西方文化。(23)
其次，对于如何革新中国文化。陈独秀坚信，只有取法西洋，“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24)，才能革新中国文化，舍此无他。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西学东渐以降，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25)。西洋已经输入中国的文化有学术、政治、伦理，即由文化的物质层面逐渐深入到观念层面和心态层面。
具体而言，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必须取法西洋，即使宗教也要取法西洋。他号召国民“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酥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26)，以重塑国民。他甚至“放胆一言”：“无论是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27)。这实际上是要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承受外来西方文化。矫枉过正，这正反映出陈独秀采纳西学以变革中学的坚定信念，也暴露出陈氏东西文化观上的幼稚心理。
梁漱溟承认西方文化有独到之处。他归纳其优点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人的个性的伸展，社会性发达。他指出，民主和科学是西学的两大异彩文化。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是西方近代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可见，同陈独秀一样，梁漱溟也渴望中国文化能走上民主与科学的大道。然而，梁漱溟坚决反对照搬西学以革新或取代中学的观点。他根据中国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精致内省的特点，以其敏锐的直觉感到：陈独秀一班人的路走不通，中国文化可以通过自我更新而求得生存并焕发青春。为此，梁漱溟在北大开办了一个由志同道合者参加的孔子哲学研究会，并相继发表《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学说》等重头著作，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在于“主功利”、“主知识”、“主绝对”(28)的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功利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精神的严重缺乏。这些都表现了梁氏的东方哲人的睿智和冷静，是难能可贵的。梁氏最终认定，对西方文化只能既吸引又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既排斥又再创。这些观点的提出，使得他既不同于西化派分子，又不同于调和派代表，更不同于守旧派文人，而自成一家之言。由此出发，梁氏终于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宗师，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三
应该指出，梁漱溟“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仍未完全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也存在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没有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高下的争执之中，出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他能以哲人的睿智和清醒，一分为二地对待东西方文化。由此可见，他比陈独秀等一批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文化主张要更深刻，更彻底、也更冷静、更理智。他应该是陈独秀等激进的思想家的很好的盟友，或者说，梁氏应该被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右翼”(29)。
然而，梁漱溟的这个观点一直未能得到陈独秀的容忍，“盟友”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倒是梁氏较早认识到他同陈独秀之间的“盟友”关系，一直视陈独秀为知音、盟友，并对陈氏推崇备至(30)。也深沉以陈氏同道自诩，视陈为难得遇见的“好朋友”，大学“都是一伙子”(31)！他严厉贬斥自戊戌、辛亥以来的思想家，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到家。(32)”流露出他对陈独秀的赞颂和敬佩。然而，陈独秀大不以为然，他以严厉口气嘲笑了梁漱溟：“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33)”这话使得一向十分自信、十分认真而又十分执着的梁漱溟十分难过。可贵的是，梁漱溟并未放弃自己的正确见解，表现得坚强不屈。他说：“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只是希望大学“不相为碍”(34)。一场历史的误会，使两个理应成为盟友的思想家反而视同陌路甚至敌人，大大减弱了东西文化大论战的力度，降低了思想启蒙的效用。
尽管陈独秀采用西学以革新中学的文化主张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冲击封建旧学、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促使人们尤其是一代青年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应该指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主张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和简单化的倾向，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和批判精神，对于东方文化，“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对于西方文化，“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35)。这种方法和倾向给陈独秀的文化主张，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给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影响了陈氏文化主张的实践操作，削弱了其战斗锋芒，使他不遗余力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陈独秀也没能给中国开出一个根除病症的药方。如此偏激的文化主张固然可以捺奋人心于一时，但终究难以维持久远，而且极容易受到顽固守旧人物的竭力反对，也易导致另一个极端的出现：民族的、历史的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事实上，后来也真的出现了一批循着陈独秀的思路前行而走上“全盘西化”的一班人，如陈序经、常乃德等。这种方法和倾向还影响到年轻的共产党粉和新一代的文化战士的思想和行为，中国革命之初的“全盘俄化”的倾向正是这种简单化、形式主义方法的延伸和表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许多年后，经过了无数次惨痛的失败后才找到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这种方法和倾向的始作俑者，自有其难以推卸的责任。
东西文化大论战之后，梁漱北过了短暂的彷徨和探索之后，又拿出了当年宣传东方文化时那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慨，宣称“欲替中国开出一条新路”。思想家仍在思考，但主要精力却投入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去了。
陈独秀则由宣扬西化而宣扬俄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政党领袖。这实际上是陈独秀早年西化主张的新发展，并不说明陈氏放弃了此前一贯的西化主张。所谓发展，就是文化取向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政治主张由资本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新路。
注释：
①④⑤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42页、38页。
②⑦《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忌馆1923年版，第47、102-103页。
③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页。
⑥(11)(12)(13)(14)(22)(2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320、144、109、148、108、148页。
⑧《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474页。
⑨(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同上版，第402、403页。
⑩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人物》，1986年第1期。
(15)(28)(3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63、21-22页。
(1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北京大学月刊》，1920年10月25日。
(17)(19)(20)(21)(25)(26)(27)《文选》上册，第485、97-99、219-220、486、97、270页。
(18)(31)(34)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28日。
(23)以上引文均出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29)冯友兰：《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群言》，1988年第9期。
(30)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含义》，见《思想家－－跨世纪探索》，华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5)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第789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