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道光两朝共55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中古时代走向近代的转折时期。斯时清朝统治已从百年鼎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内乱外侮，使社会迅速陷于衰败、动荡。从对外关系来说，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最终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大门，东西方冲突和文化撞击的严峻局面陡然摆在面前，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迫使中国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先进分子起而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时代的剧变反映到嘉道年间的学术风气上，必然表现为新旧推移的深刻变化。不少有识之士转向关心社会现实，慷慨论天下事，呼吁外御其侮和“师夷长技”，成为学术史上一大转捩点。龚自珍和魏源正是开一代风气的出色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们的主张和著作堪称是大转折时代绽开的绚烂之花。
一
最能显示出这两位卓越学者紧扣时代脉搏之治学特色的典型例证，是他们都曾深入学术研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非凡的预见，成为嘉道时期交相辉映的学术特色。
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29岁青年的敏锐见识和豪迈之气，写成《西域置行省议》这篇名文，提出了巩固国家辽阔版图、加强边防的一项根本大计，这一在近代史上为此后客观情势的发展所完全证实的预见，其重大意义可从三方面来认识：一是治学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扣准了时代的脉搏；二是他考察新疆问题有更高的着眼点——国家的长治久安；三是他为这项周密的建议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清朝建起空前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系统地研究西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乃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清中叶以后，沙俄和英国不断侵扰我西北边疆地区，至道光年间边疆危机更加突出。晚清学者关注西北地理蔚成风气，龚自珍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写有《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误缺漏，共有18项之多。这些都说明龚自珍对于边疆史地的渊博知识。
龚自珍在上述学术氛围和本人精湛研究基础上撰成的《西域置行省议》，是向清政府建议并规划对治理新疆实行根本性改革，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巩固边防。新疆地区自清初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100多年间， 朝廷对新疆的管理却一直采取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且保存原有各级“伯克”统治人民的世袭制度。这显然落后于形势的需要，不利于有效地开发、管理新疆，不利于巩固国家统一。龚自珍在应进士试的朝考中，曾“直陈无隐”，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覊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家统一、实现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在新疆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御试安边绥远疏》）这篇《西域置行省议》的中心主张，是新疆建立行省，行政、军事制度与其它行省划归一律，任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废除以前委派将军、参赞大臣“镇守”的办法。实行郡县制，取消过去保留的“伯克”制度。龚自珍所规划的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又是同他着眼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冀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更高目标相联系的。他对清朝统治已到“衰世”，社会矛盾尖锐、危机深重的书面看得很清楚，尤其对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变成流民，和城市游荡人口日众的现象感到严重不安，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艰难倍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因此他把开发新疆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提出迁内地无业游民和移民开发新疆的办法：“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按，“损西益中”即开发新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之意。）“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均见《西域置行省议》）既解决内地人口过剩、游民无以为生、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又解决开发新疆、加强边防的问题。他认定，这项重大建议和规划反映了历史发展和客观情势的必然进程，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利于新疆的建设和加强边防，又利于中原内地，兼顾了全局和局部利益。龚自珍为撰成这篇《西域置行省议》，苦心经营了三年之久，表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崇高的责任感！
龚自珍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著名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预言：“五十年中言定验”，确信他的建议反映了客观情势，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龚自珍的预见是正确的。1876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沙俄和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工具阿古柏反动政权。1877年，收复南疆之后，左宗棠从统筹全局出发，主张建立行省，设置郡县，削减地方头目的权力，省兵节饷，树立长治久安的基础。清政府表示赞许，1884年，任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正式建立新疆省。此距龚自珍建议的提出不到50年。左宗棠这位晚清重臣成为龚自珍预言的执行者。另一晚清重臣李鸿章则对此评论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李鸿章称龚自珍的预见是由“忧患而得”的“雄伟非常”之设想，倒是很中肯的。
魏源是龚自珍的挚友，治学旨趣相投。魏源在道光年间，对于同样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治理黄河问题，也提出了卓越的预见，断言“黄河将自行改道北流”。事隔13年后，他的预见完全应验。这两位经世派魁杰所论的领域虽然不同，而同样出于关心国家利害、民生疾苦，规划天下大计，同样令人惊叹地得到事实的充分验证，宛如花开并蒂，为嘉道学术增辉生色。
水利问题对于农业社会，尤其对于中国这样水灾频仍的国家，是关系国计民生之极其重要的问题。魏源对水利问题早就悉心研究。道光六年（1826），他33岁时，代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即选有不少论述水利问题的文章、奏议。他阅历甚广，足迹遍及两湖、江浙、鲁皖、冀豫大地，所到之地，必对当地水利问题作调查访问，证之于历史记载，探求问题之所在和兴利除害的办法。他写有《畿辅河渠议》、《与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湖广水利论》、《江南水利全书叙》等文，对华北、两湖、江南水利问题均有卓见。
研究治理黄河，尤其花费了魏源大量的心血。在当时，黄河的祸患，同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漕运、盐政一样，都是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大患，而黄河造成的灾害最大，国家每年耗费的财政开支也最巨。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呕心沥血写成《筹河篇》上、中、下三篇，上篇痛切地陈述清代200年间治河策略的失当和河工管理的种种弊端； 中篇总结自汉代以来治河的历史经验，论证黄河改回北行旧道的六大利处；下篇驳斥各种阻挠实行正确策略的错误主张，指出治河方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与利用治河巨额费用中饱私囊的腐朽官吏的斗争。魏源的中心主张是“改河”，即“筑堤束河，导之东北”，令黄河改回北行，由山东入海。魏源指出，开封、兰考以东，地势南高北低，每次黄河北决，要徙之重新南行都是难之又难，因为这是违反地势水性的错误做法。北决，则符合水势向下的规律，而每次从北岸决口，河水必定贯穿张秋运河，再沿大清河入海，这正是黄河的天然河道。治河的根本策略，就是利用黄河自行北决，或是用人力使之北行，沿这条天然通道入渤海。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之不可移易，他又滔滔雄辨，纵论历史，缕举自周定王以来2000年黄河河道的变迁，分析自东汉王景至明代靳辅等著名治河专家策略的得失，最后得出结论：“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势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以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这一结论，实是魏源研究水利问题的科学发现，是元代以来治理黄河历史经验的精到总结，是嘉道学术史上又一闪耀着智慧之光的预见！
魏源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治河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提出种种阻挠借口的人，骨子里是企图利用黄河祸患频繁、国家麋费浩巨，而从中贪污中饱，发国难财。他们反对让黄河改道北流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他们多年经营的巢窟被一朝扫荡。（以上均据《魏源集·筹河篇》）
魏源提出的具有宝贵决策意义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这在那个时代不足为怪。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像魏源所预见的，“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13年后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从兰考境内的铜瓦厢向北冲开决口，滚滚黄水沿着故道，从大清河流入渤海。那班拼命阻挠魏源正确主张的人，再也无力阻挠黄河按地势水性之必然向东北奔流，从此100多年黄河不再改道，直至今日。
龚自珍、魏源提出的预见，与客观事实的发展如此若合符节，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是龚、魏真正做到把精湛的学术研究与深切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二
研究者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否有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衡量其见识所达到的高度之重要尺度之一，在清代奠定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版图，和进入近代以后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团结不断加强的时代，此事尤有重要的意义。分析龚自珍和魏源的民族思想即可看出，他们关心民族间和好团结的主张难能可贵，其中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思想营养。
龚自珍通过总结新疆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所提供的教训，论证民族间“安”和“信”的重要性，突出地体现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卓识。对于乌什事件，他谴责原清朝驻乌什领队大臣素诚“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的暴虐行为，认为这次事件是平日“扰回”引起的“激变”，素诚虐待回民，“死有余罪”。对于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他既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是统一国家、稳定边疆所需要，谴责噶尔丹、阿睦尔萨纳等辈的罪恶；同时又指出，长期战争使大量无辜人民死亡，“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万亿成群”。他恳切要求驻新疆的大臣将领记取这些教训，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责任，整肃下属，建立民族间安定、信任的关系：“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讽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他殷切希望由于吐鲁番的安定而带来整个天山南北路的安定，以至于整个西北地区安定和平的局面。
魏源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主要见于他的历史著作《圣武记》。这部书共14卷，约百万字，通过记载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探索清朝的盛衰变化，涉及了大量边疆民族问题的史实，表达了魏源的进步观点。本书可贵之处在于，魏源不仅记载民族间的战争，更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于密切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有：喀尔喀蒙古三部因受噶尔丹进攻东奔时，清朝中央政府立即“发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仓储并赐茶、布、马匹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草地使游牧”，使几十万部众得到安顿。（《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再如乾隆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的安置。书中《乾隆新疆后事记》一篇记载：土尔扈特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因邻部所逼投俄罗斯。康熙间，其首领阿玉奇取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即遣使远道前往答礼。乾隆时，土尔扈特苦于屡次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土耳其打仗，大量死伤，整个部落辗转来到伊犁。廷臣中有人不赞成接纳，说：“降人中有舍楞，前逃往俄罗斯，今来疑有奸诈，且我受俄罗斯叛藩，恐启衅。”乾隆回答说：清朝接受土尔扈特“理直有词”，不存在什么“启衅”；“且土尔扈特既背其上国来，倘复拒于我中国，彼将焉往？”于是隆重接纳，妥善安置，召其酋长到热河人觐，各封为汗、亲王等，赐给大量物资。在国外艰难备尝的土尔扈特，回到祖国后得到政府如此款待，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了。魏源的记述洋溢着赞颂国家统一、民族间亲密友好的感情，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欣慰而意义深长。
在清代，帝国主义分子和某些不法的少数民族“头人”互相勾结，一再制造事端，他们用以煽动当地民众的一个藉口，就是伪称若分裂活动得逞，这些“头人”将会带给民众许多好处。魏源则从确凿的事实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搞分裂，处在反动“头人”统治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将遭受残酷的剥削、榨取，只有生活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新疆民众才能大大减轻负担，改善生活。由于清朝政府对新疆实行进一步的管理，“列亭障，置郡县”，“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这本是大好事情。可是有人却把新疆看成是一个包袱，“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此作了批驳，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的“烽火逼近畿，民寝锋镝”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瓜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百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魏源这些看法也早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三
龚自珍和魏源对于嘉道学术又一重要贡献，是他们改造了今文公羊学说，作为论证封建“衰世”到来、批判专制黑暗统治、倡导变革的哲学思想武器。从此，言进化、求变革的今文公羊学说取代了古文经学，跃居哲学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龚自珍和魏源之所以具有非凡预见和对民族问题的卓识，即因为他们能够站在这一代表智慧的哲学高度来观察问题。
公羊学说，从“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在儒学中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要，对这一主张“改制”的学说大加发挥，使公羊学成为西汉的“显学”。至东汉末何休为《公羊传》作注，撰成《春秋公羊解诂》，进一步推演阐释，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家法”。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242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 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然则，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先是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学，著《春秋正辞》，但他并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其弟子孔广森著《公羊通义》，却抹杀今古文界限，混淆公羊家法。至嘉庆年间刘逢禄潜心公羊学研究多年，撰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著作，且奖掖龚、魏，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至此标志着公羊学“复兴”的到来。
龚自珍目睹清朝统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为“治世——衰世——乱世”，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重要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并且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他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统治集团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大变动就要发生了！（《尊隐》）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于改革的事业。
魏源著有今文经学著作多种，其著述宗旨，是为了推动学术思潮由考证学向重视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学转变，“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其《诗古微》、《书古微》两书，以具有扎实文献功底和新鲜敏锐见解的专门著作，作为学术论争中发动攻势的手段，进一步动摇古文学派的正统地位。把今文经学复兴推向更多的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的声势，遂掀起清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同龚自珍一样，以公羊学说论述“变革”、“除弊”的思想，他有“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名言。（《魏源集·治篇五》）鸦片战争发生后，他进而运用公羊哲学思想观察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的新局势，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他用“天地气运之变”来概括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转变的空前大变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东南洋叙》）因此，他在大力呼吁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对于北美民主政体他表示衷心向往，说：“其章程可垂奕万世而无弊”。并再次用气运说来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均见《海国图志后叙》）预见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取代封建专制，中西制度、文化有可能沟通、融合。他的大胆言论，正预示着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曾一再畅论龚、魏推动晚清思想解放的首创性贡献。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的精华。”（马克思语）龚自珍和魏源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人物处于民族危机时代观察国家命运和挽救危亡的哲学探求。他们大大地推进了公羊学说，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并揭示了近代思想的序幕。龚、魏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无愧是嘉道时代精神的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因此提高到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