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中国近代早期倡导改革开放、致力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前驱，也是倡导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人的近代化的先行者。他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的两大命题：其一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二是“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祛除“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他认为前者是“有形之兵”，是“兵机”；后者乃“无形之兵”，是“兵本”〔1〕。 魏源在近代之初提出的“制夷”与“平人心之积患”的两大主张和甲午战争以后日益明确的“救亡”与“启蒙”的两大主题是前后呼应、上下连贯的。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陈腐观念，显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家的睿智。然而，他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为主导潮流的阶段便提出心的改造，似乎更足以显示出他的思想的超前与先进。尽管后世更注意的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在他自己看来，“平人心之积患”应该是更根本的举措。本文对其“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略加评析。
一
魏源生逢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停滞时代。用他的挚友龚自珍的话来说，当时的封建社会已如同“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清王朝已置身于盛世已去、乱世将临的衰世之中（《乙丙之际著议》，《尊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魏源和他同时代的同胞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振衰起弱，使陷于困境的清王朝重新振作，使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渡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呢？
有意思的是，昧于时势的昏聩官僚与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家都相信立政之本在乎风俗人心，都选择了诉诸人心人性的道路。封建顽固派一再发出“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的呼声。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龚自珍、包世臣等人也认为封建制度的衰败，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风俗人心堕落尤其是士林风气卑下造成的，也主张明耻、正心。既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东方文化派才主张以东方精神文明救济世道人心，也不是到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才想起要改造国民性。文化救国论是近代中国许多新旧人物共同拥有的一个梦想。
魏源自然也未能摆脱道在器先、人心为本的泛道德决定论的束缚。但是，他与旧道德家空言正人心、厉风俗有很大的不同。封建道德家极力维护纲常名教，维持闭关自守，拒绝任何文化变革，以“天理”抑“人欲”，取消人们个性解放的一切要求。魏源则深刻揭露当时社会风俗人心，尤其是吏风士习的恶浊，批判封建政教学术对人心人性的摧残，讲求实学与西学，呼唤学术风气的变革，倡导新的价值观念。他与龚自珍、俞理初等从传统中开掘出新的思想因素。但俞理初死于1840年，龚自珍暴卒于1841年，而魏源得享天年，看到了鸦片战争的败局，也更具备讲求西学的条件。因此，与龚自珍等人相比，他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以更加开放的心灵谈论“平人心之积患”的问题。
不过，他在说明为何“平人心之积患”是立政根本，是克敌制胜的兵本时，并无多少新意。他从传统“正人心”说，从道德决定论出发，强调人心是客观事物及其法则的本源。除了《海国图志叙》，魏源在其他重要论著的叙言中，也都强调了人心为本。《大学古本叙》指出：“知本之要，致知、诚意而已。”《皇朝经世文编叙》提出：“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物必本夫我”。认为“心”、“人”、“我”是事物的根本。《圣武记叙》也提到：“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他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论证了以人心为根本的思想：
1.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宣扬心力决定论。魏源年少时即“究心于阳明之学”，深受陆王心学的薰染〔2〕。 他根据王阳明“吾心即宇宙”、“万物皆备于我”的学说，把主观世界的精神意志说成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他极度夸大精神的作用：“‘万物皆备于我’，是以神动则气动，气动则声动，以神召气，以母召子，不疾而速，不呼而至。大哉神乎！一念而赫曰，一言而雷霆，一举动而气满大宅”〔3〕。 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解释历史、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
2.通过强调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进而强调风俗人心对振衰起弱的重要作用。魏源多次强调人才对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他比喻说：“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4〕。山川没有草木， 便没有生气；国家没有人才，就不能兴旺发达。他指出人与法相比，人比法更重要，“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 得其人能立法矣”〔5〕。又指出才与财相比，才更重于财。“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6〕。至于人与武器比较，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 “器利不如人和”。因此，《海图国志》虽重视武器，提倡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却更重视人的作用，以“平人心之积患”为克敌制胜之本。
总起来看，魏源重视武器，与顽固派空言人心而完全排斥技艺相比，更有可取之处。他重视武器，但不唯武器，重视人的因素，也有合理的地方。但他的“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难以摆脱道德决定论，存在着过于夸大人心之作用的偏颇。
二
魏源着重批判了当时社会风气的两大弊端，即“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也就是蒙昧无知和空虚不实。
首先是蒙昧无知。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茫然无知。魏源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他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也深刻了解清朝统治阶级昧于“夷情”的陋习。他揭露清政府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7〕。 揭露封建顽固派愚蠢到“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8〕道光皇帝也竟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9〕魏源明确否定了顽固派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 他指出“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10〕。
其次是空虚不实。魏源把当时的一帮汉学家和宋学家斥为“腐儒”，指责他们“托玄虚之理”，沉溺于“浮藻饾饤”、 “心性迂谈”，以农桑为俗务，以政事为粗才，标榜清高而脱离实际。指责他们侈谈修齐治平而实际上对治平天下毫无用处：“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用”〔11〕。他又把当时昏庸腐朽、明哲保身的官吏斥为“鄙夫”，指责他们“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酖毒为培元气， 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安为保明哲”〔12〕。指出鄙夫祸国，其害在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之上。
魏源还进一步分析了官僚士大夫们道德堕落、人心衰坏的原因。他认识到人心风俗的衰坏与封建专制制度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人才与言路的关系时曾指出：“世昌则言昌，言昌则财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财愈幽”〔13〕。当时不仅言路不通，而且满清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极端残酷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官僚士大夫只知献媚取宠，保官求荣，全无廉耻之心。“圜孰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14〕。
他揭露了科举制度禁锢天下智慧，颓坏士人志节。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诱使知识分子钻研八股，以为进身之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问真才实学，而以内容空疏的八股时文取士，“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15〕。这种制度只能造就醉心功名利禄而不关心民众疾苦，只知舞文弄墨而不懂得国计民生的昏庸空虚的鄙夫。
他还抨击了当时在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对风俗人心的摧残。他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声音，瓜剖鈲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6〕。又指出宋学一味空谈心性，“托玄虚之理”，耗费人们的精力时日，诱使人们追逐名利，毒害人心，殆害国家。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与学术风气有很大的关系，社会风气可以通过学术风尚反映出来，而学术思潮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清代繁琐考证的汉学和空谈心性的宋学对近代前夕吏风士习以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污浊无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在封建政教制度和学术文化的束缚下，当时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道德堕落，而官场作风与士林风气则尤为混浊。与魏源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都对当时吏治、士林风气、社会习俗全面败坏深为不满。如龚自珍、姚莹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足见当时人心之积患，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封建专制制度和学术文化对人心人性的摧残，不但魏源感觉到了，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其他先进思想家也都有深刻的感受。
三
如何祛除“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魏源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并作了切实有效的努力。其中，以下几方面更值得注意：
第一，提出以“愤与忧”作为“祛二患”的推动力。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材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愤与忧”的确是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动力。“愤”就是对于中国当时失败的愤慨。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外国侵略者的烧杀淫掠，凶恶残暴，中国人民的惨遭蹂躏，血海深仇，使近代中国先驱者充满悲愤。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大声疾呼“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近代史上，每次战败后爱国者都抒发出“切愤”、“愤悱”、“忧愤”、“感愤”、“孤愤”、“冤愤”、“悲愤”、“忠愤”等情绪，无不涉及一个“愤”字，这正是对于中国失败的愤激之情，驱使人们发愤图强，致力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
“忧”就是对于中国将来前途的忧虑。近代中国面临的空前严重而深刻的民族、社会、文化三大危机，孕育了空前炽烈而深厚的忧患意识。“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魏源所抒发的忧国忧民之情，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共有的炽烈情感。这种忧国忧民之情促使先驱者们消除了对于中国现状盲目乐观的思想，并立志献身于创造祖国美好未来的工作中。
发愤精神与忧患意识催促魏源从沉沉酣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成为走出中世纪与开眼看世界的前驱先锋。《海国图志》也正是忧患而有所讲画，发愤而有所述作的划时代巨著。他深信“愤与忧”也将是使整个中华民族走出蒙昧与虚骄的推动力。
第二，强调“必知夷情”以祛除“寐患”。当时“人心之寐患”的主要表现是举国昏睡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为冲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牢笼，魏源积极主张“立译馆，繙夷书”，“刺夷事”，“悉夷情”。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反复强调“悉夷情”的重要性，他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筹夷事必知夷情”〔17〕。只有“悉夷情”，才能使中国人冲破传统的束缚，面向先进的西方文化，驱除蒙昧。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国人“悉夷情”。它是当时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他充分相信中国人的智慧，认为人们的“寐患”是由于实行闭关锁国造成的，只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中华民族就会大有希望。他还相信，随着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生产技术，随着人们对外国史地等方面的了解和眼界的开阔，人们的观念和社会风气也将随之变革，届时“风气日升，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18〕。这可说是后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提出的“采补其所本无”，学习西方文化以新道德的新民途径之嚆矢。
第三，强调“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提倡经世实学以祛除“虚患”。魏源既然认为“人才之虚患”是与脱离实际，无实无用的汉学与宋学分不开的，因此，他主张祛除“虚患”应从转变学术风气，使学术面向社会现实入手。他继承陈亮、叶适、顾炎武的经世传统，一反“浮藻饾饤”、 “心性迂谈”之学，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经世致用学风，要求关心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事务。他在道光五六年间（1825——1826）代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收集清初至嘉庆朝论述经济世事的有价值文章，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该《文编》之后，从晚清至民初遵其宗旨，仿其体例续编而以“经世文编”名目辑成的书籍有十几种之多。这说明魏源、龚自珍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挽回空虚不实的士林风气产生了巨大作用。
第四，突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倡导新的价值观。魏源认识到封建观念、封建纲常名教对人心与人性的摧残。因此，他非常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显示了力图以现代意识变革人心的趋向。他除了摒弃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代之以对外开放的观念外，还在以下主要方面超越了传统价值体系：
一是对传统“本末观”的超越。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信奉“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本末观，并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经济国策。魏源提出了“缓本急标”、“货先于食”的重商观点，开始把发展工商业和货币问题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他多次公开表示要维护商人利益。在海运问题上，他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19〕。很有远见地把商人利益与国计民生并重。在票盐问题上，他宣称倡行票盐的目的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货请运之商”〔20〕。魏源的重商观点为冲破传统本末观的束缚作出了贡献。
二是对传统“义利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标榜“重义轻利”，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魏源一反罕言利、不言利的迂腐态度，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谆谆于《易》。《易》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21〕。他把利与仁及命并列，并作为天人相合的关键。他又从正面肯定了“小人喻于利”，肯定了庶民追逐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22〕。在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批评了以读书作官为唯一取利手段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商活动去求利。
三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黜奢崇侈，重价值的保持，而轻价值的流通。在魏源看来，这也是应改变的观点：“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吝啬于一己也。车马之驰驱，衣裳之电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奕而金帛不出户庭，适足损有余以益不足。如上并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俭生爱，爱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23〕他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出发，反对以黜奢崇侈要求处在社会中层的富民，主张允许和鼓励富民实行一定程度的“奢”。魏源提出的崇奢的观念，意味着他反对做守财奴，鼓励适度消费，赞成把货币财富投入流通过程。
四是对传统“理欲观”的突破。封建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鼓吹“存天理”、“去人欲”的僧侣主义。魏源提出了适当满足人们的生活欲望的要求，他说：“常人畏学道，畏其与形逆也，逆身之愉而使重，逆目之冶而使闇，逆口之荡而使默， 逆肝肾之横佚而使平，逆心之机械而使朴，无事不与形逆，矫之，强之，拂之，阏之，其不终败者几希矣。语有之曰：‘惩忿如催山，窒欲如填壑’。焉有终日推山填壑而可长久者乎？君子之学，不主逆而主复”〔24〕。他反对一味窒欲，主张“反情复性”，有某些人文主义的倾向。
魏源倡导新的价值观，并试图以此重塑人心，迈出了呼唤人性的近代化的第一步。他坚信“平人心之积患”将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产生深远的影响，断言：“寐患除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人们在论及魏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时，较多地注意了“师夷长技”的主张对洋务派、维新派的启发，也注意了其今文经学和革新政治的主张对维新派的震撼，但相对忽视了他的“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其实，他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阶段提出不同于传统“正人心”说的变革人心思想，这是很深刻的。如果说洋务运动是魏源最先倡导的“师夷长技”主张由思想观点发展到实践操作的产物，那么，可以说清末民初蔚为大观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是魏源等人的“平人心之积患”思想的进一步展开。魏源的“平人心之积患”思想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人心为本的道德决定论，人心之积患及它的病根，提倡西学和变革传统以祛除人心之患，倡导新的价值观念等。这些问题也正是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所关注的。鲁迅早年关心的三大问题是：“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5〕不难看出改造国民性思潮与“平人心之积患”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
当然，由于“平人心之积患”思想是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改造国民性思潮明确地提倡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人的观念，而魏源的“平人心之积患”虽也包含价值观念变革的因素，但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是模糊的。魏源不仅没有明确提出以科学启蒙，甚至还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张继续以迷信愚弄人心：“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26〕这种思想局限也是必须正视的。
注释：
〔1〕《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209页， 以下凡引此叙者不再注明。
〔2〕《邵阳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847页。
〔3〕《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五》。
〔4〕《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九》。
〔5〕《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四》。
〔6〕《圣武记叙》，《魏源集》上册，第166页。
〔7〕《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二》卷52。
〔8〕《古微堂诗集·都中吟十三章》之一首。
〔9〕《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三》卷53。
〔10〕《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卷76。
〔11〕《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一》。
〔12〕《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一》。
〔13〕《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三》。
〔14〕《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二》。
〔15〕《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5页。
〔16〕《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第359页。
〔17〕〔18〕《海国图志·筹海篇》卷3。
〔19〕《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魏源集》上册，第418页。
〔20〕《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21〕《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八》。
〔22〕《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
〔23〕《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四》。
〔24〕《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四》。
〔25〕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9页。
〔26〕《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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