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与之相应的档案工作呈现出竹帛并行、学术下移、官私并举的局面。置身于这样环境中的孔子，与档案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利用档案编修历史方面多有创新。为此，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全面、客观的论述。
一、改进创新的条件
孔子在档案文献利用工作方面的改进创新离不开主、客观条件，其中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孔子晚年自身条件的成熟至为重要。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涣散，档案文化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史官专司典藏编辑，成为文化的代表。据文献记载，夏、商、周均有史官，周初史官已较完备。这些史官地位显赫，不仅垄断所有与文字有关的档案文献工作，而且还通过占卜祭祀参与最高统治阶层的咨询与决策活动。可以说，他们是以国家官员的身份运用文字来协助君臣治国。春秋时代，宗教祭祀官不再参与军政大事的决策，史官职守仅限于掌管历法、记载国家大事、搜集整理文化典藏。而且各诸候国自主史官，利用自己的记年来记载历史，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史官，如晋国的董狐、史墨，齐国的齐太史、南史氏，楚国的左史倚相。这些史官一身正气，秉笔直书，令孔子感佩。孔子曾盛赞董狐不畏强暴、坚持直笔的行为为“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二是档案流散民间，文化传播社会，周王室东迁以后，许多史官抱典载籍投奔到各诸候国，学术文化也随之流传到社会。例如：畴人，原是世世代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史记·历法》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原来畴人所管的档案文献也自然随之带出，并被用于国家的管理中。于是乎档案文化冲破了王室藩篱向外传播。孔子曾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这一变化意味着学术文化有了代表社会要求的客观条件，孔子利用档案文献的编史修书的愿望有了现实的可能。三是“百国春秋”编年史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当时的文书档案正处于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演变发展出许多新形式新内容的档案文献；另一方面，众多史官秉笔事君，君举必书，留下了大量的史书。《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3]孔子对这些文书档案及史官著述极感兴趣，并且率弟子不遗余力的进行收集。“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4]对此，郭沫若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作了详尽的考证：“儒家典籍如《尚书》之周代诸篇及《诗》《雅》《颂》，余谓殆亦有琢镂于金石盘盂之文为孔子所辑录者”。孔子也曾对自己的收集工作颇为满意，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5]这些档案典籍不仅为孔子的研究营造了文化学术氛围，而且使其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具备了客观条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孔子自身所具备的思想素质和文化修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说：“《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与此”。这话提出了要完成“传世行远之业”必须谙熟古代文献，具有“圣哲神明”的思想素质和殚精竭虑的决心。综观历史，孔子具备了这些条件。首先，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后逃到鲁国。宋是商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地，两国都保存了较多的商周文化典籍，孔子从小喜爱古代文化，在学习中不耻下问，常常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6]从而造就了孔子渊博的学识。其次，孔子早年积极投身于政治，推行仁政学说，但官运不佳，任职未能长久，最终失意回到鲁国，不得不静下心来收徒讲学、整理古籍，希望通过弟子来宣传他的仁政思想，完成未竟事业，政治上的挫折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促使他成熟。第三，孔子利用档案的根本目的仍是修史治国。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7]司马迁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孔子所处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8]从前人所记中可看出孔子的一番苦心：把自己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深沉的社会理想寄托于收集整理档案、编修史著的活动中，视治史为治国。
二、改进创新的内容
在主客观条件齐备的情况下，孔子在利用档案治史治国中有了许多的改进创新。
第一，整齐划一编年体例。
我国上古记载人物、事件皆先记以时间，但是对时间的表述却极不规范，有的先日次月次年，有的先月日后年代。考古研究证明，商代甲骨文开头便用干支记日，卜辞当中或最后才有月份。王国维考证：“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9]孔子则把这一成例改了过来。他通过删定《春秋》，最终确定了按年、月、日顺序编次档案的统一格式。这一改进更符合人们叙事的习惯。司马迁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10]晋人杜预则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孔子的这一改进使后来利用档案修撰历史的学者脱离了以往史官刻板记录政事的方式方法，把档案文献的排列、研究置于一个较开阔的时间坐标中，赋予文字以时间生命，使过去的死的记事变成活的档案文献。孔子对这一体例的厘定，使他成了可考的编年体宗师。
孔子对《尚书》的整理仍是按时间顺序将地点、人物、事件有机地贯穿起来。但是，由于《尚书》的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因而篇内时日简略难明，记事顺序缺乏条理，史料残缺，内容各异。孔子整理时难以归类，更不可能按时间顺序排比档案，因此只能从朝代上大致划作虞夏商周四代加以汇集、删定，成为一部定型的总集。这是孔子的贡献。
第二，直面现实，取舍档案。
《左传》记载：“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的确，孔子以前的史官视记言记事为一种政事，只为君主服务。孔子则要把这些记言记事服务于社会。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2]可见，孔子已认识到历史既可以给当政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也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所以，孔子在取舍档案的过程中始终做到采前朝各代之长而避其所短。孔子曾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13]只有在这种批判地继承中，社会才会进步，历史才会进化。孔子整理档案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根源于他的进步的历史观。孔子就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14]“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5]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将零散的古代档案文献用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六经》。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编次删定，实际上是对历史和未来的回顾与审视，把档案文献的编纂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提出了具体处理档案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利用档案文献往往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时间越久远，史料越简单粗陋。孔子对此提出详近略远的处理原则。孔子在《尚书》与《春秋》的整理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尚书》史料跨度长近二千年，而《春秋》只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采用的史料与时间比较，前者少而后者多，因此孔子对《尚书》只作汇编，而对《春秋》却作了一番删削，并赋予了作者的褒贬。孔子对《春秋》的重视胜于《尚书》。
历史的发展由粗到精、由简到繁，而档案文献的流传则是由多到少，由齐全到损坏乃至残缺，以致档案文献的可信、可用程度随之递减。孔子就曾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5]为此，孔子提出“多闻阙疑“[12]的原则，即把疑难问题留下来，不作轻率判断。具体的做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6]孔子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尚书》的整理中，则是避开无可证实的传说人物，断自尧舜而迄于周，从上千篇古文献中仅选百篇成书。孔安国《尚书·序》中概之为“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这一原则运用到对《春秋》的删订则更加严谨。孔子删去荒诞无稽之谈和占卦卜筮之辞，存留有教化意义的文献；对于把握不准、多有怀疑的文字则原样保留，绝不妄行校改。顾炎武对孔子的这一做法曾研究说：“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比其所以为异辞也”。[16]正是由于孔子在处理史料上的审慎行为，使《春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更有史料的可信度和史著的学术价值。
孔子处理档案文献的原则和方法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并从中生发出考证、辨伪、校勘等学术活动，使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体现出相当的科学性与严肃性。这一点，那些固守陈规的史官是不可能达到的。
三、几点思考
对于以上的改革创新，孔子虽未明确道出，却以自身的实践向后人展示出来。这给人以启示：从古至今，如何批判地继承历史档案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应该说，孔子独创编年体和史料处理原则是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然而，时至今日，历史在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既适合描述历史事件又能表现自己的历史思考，并能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档案利用方式呢？应该说近年档案学界的同仁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因袭多而创新少的问题。为此，我们仍需继续探索，勇于开拓出档案利用工作的崭新领域。
孔子一生虽官场失意却不失志，反而以“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8]的大无畏精神投身于利用档案、编修历史的工作中。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需要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相比，而今虽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但利用档案为国服务的责任依旧不变。我们在经济浪潮下应该有一种抱负，那就是潜心挖掘档案工作的潜力。赋予档案文献以更加旺盛的生命，以此来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当然，孔子毕竟生活在二千多年以前，由于受时代、阶级的局限，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却是不可取的。如：《论语·为政》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排斥一切与编者观点对立的档案，按主观需要宰割剪裁反映历史事实的文献的做法，容易使人主观臆断，误把史观当成史实，对于今天编纂选材来说是不适用的。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孔子在档案文献利用方面的同时，也要改进创新，在批判中继承。
参考文献：
[1]《左传》宣公二年。
[2]《左传》昭公十七年。
[3]《史通通释》卷一《六家》。
[4]《春秋》，《公羊疏》卷一《隐公》。
[5]论语卷五《子罕》。
[6]《论语》卷四《述而》。
[7]《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8]《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9]《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
[10]《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
[11]《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12]《论语》卷一《为政》。
[13]《论语》卷七《卫灵公》。
[14]《论语》卷三《雍也》。
[15]《论语》卷二《八佾》。
[16]《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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