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97？），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人。他是东汉时代杰出的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思想家。我们把王充的哲学思想放在东汉那个特殊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东汉前期的社会如何产生了王充的哲学思想，王充哲学思想又如何影响了东汉末期乃至三国、魏晋的社会。从此又可以探讨哲学思想与社会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哲学家、哲学思想与社会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呢？
一、社会繁荣与《宣汉》、《须颂》
王莽新朝在农民起义中崩溃，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作为战争结束的标志，那时是公元25年，过了六七十年，进入章、和时代的全盛时期。东汉前期是上升发展的时期，是充满希望的时期。王充就生活在这个上升发展的时期。
现实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汉代的繁荣决定了王充对朝廷的歌功颂德。汉朝确实有可歌颂之处。首先从疆土方面讲，“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论衡·宣汉》），下引《论衡》，仅注篇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其次，从人民生活的提高来看，汉代也远超前代。“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整个社会也从野蛮变成文明，“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宣汉》）“以盘石为沃田”，指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以桀暴为良民”，指改变社会风气，也指对有暴行的人的一种改造。“夷坎坷为平均”，指修路铺桥，改善交通条件，促进社会交往。“化不宾为齐民”，指那些原为戎狄的人民不能够来中国作客，现在由于汉疆域的扩大，使他们也成了中国人。周代时，越常国来献白雉，被视为外交上了不起的事件；而汉代，匈奴、鄯善、哀牢等国送来优良品种的牛马，价值大大超过白雉。这说明汉代的外交比周代也有了很大发展。
王充认为统治者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就是道德高尚的表现。汉代统治者使人民生活超过前代，就是证明了道德高尚，用不着什么祥瑞来证明。即使讲祥瑞，汉代也比古代盛世周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在灾荒年代，如何对待人民，就成为重大问题。汉朝统治者能够关注灾民，从无灾区调运粮食到灾区救济灾民。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出现大旱灾，灾情十分严重，牲畜死亡，百姓逃荒流浪。汉章帝在司空第五伦等官员的协助下，采取“转谷振赡”的救灾措施，把收成较好的地区的粮食运到灾区去，救济穷困的灾民，使他们能够在半饿的情况下度过灾年。灾民虽然食不裹腹，由于感激政府的雪中送炭，没有出去抢劫，治安仍然很好。外出逃荒的人也赶回家乡，接受救济。这样，第二年就恢复生产，经济很快好转。不像过去那样，一年大灾荒，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王充认为，在大灾之年，社会稳定，很快恢复生产，很少死人，这是过去三王五帝也都难以做到的。这种为百姓谋利的德政不是很值得歌颂吗？
汉代的政治斗争，也说明了统治者的仁政。在夺权斗争中，互相残杀是必然的，但这里也有分别。例如，殷纣王作为君，把作为臣的周文王囚禁，相比之下，王莽作为臣把作为君的平帝毒死，纣王罪轻而王莽罪重。周武王攻进殷都时，纣王已赴火自尽。武王还把已烧焦的纣王的头砍下来，悬挂在白旌上示众。而光武帝入长安并没有砍王莽的头示众。秦夺周国，王莽篡汉，都是臣篡君，按邹伯奇的说法，桀、纣之罪恶不如秦王，秦王之罪恶不及王莽，周武王对待殷纣王“何其忍哉！”（《恢国》）而汉高祖不戮二世和子婴的尸体，光武帝也不对王莽尸体再加兵刃，可见汉代的仁德显然高于周代。
对于叛将乱臣，如何处置，也可以看出政治文明的不同程度。管叔、蔡叔等怀疑周公篡位，流言惑众，起而作乱。周公出兵镇压，诛来管、蔡。《春秋》提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对君王有作乱的念头，将要作乱，就一定要处死。这是周朝的规矩，也是公羊家阐述的一条政治原则。但是，重视施仁政的汉代就不同了。广陵王荆和楚王英谋反的事实都很明显，汉明帝还再三宽恕他们。后来，他们二人服毒自尽。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封阴兴子阴傅（《东观记》同，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傅”均作“博”，形近而讹，未知孰是。）为隐强侯。（见《后汉书》卷三二，又见《后汉纪》卷九）《后汉纪》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隐强侯阴博坐骄溢，免为庶人。“骄溢”究竟指什么？王充说：“隐强侯傅悬书市里，诽谤圣政。”（《恢国》）原来，“骄溢”是指他“悬书市里，诽谤圣政”，是贴了大字报，批评朝政。但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内容。封建时代，在中央集权制下，不管对朝廷提什么意见，都是不允许的。诽谤朝政，都可以判死罪。但是，东汉章帝并没有处死阴傅，只是“免为庶人”。“今上海恩，弗夺爵土”，又封阴兴子阴员为隐强侯。为此，章帝还下一道诏书：“盖褒德赏功，兴亡继绝，所以昭孝事亲，以旌善人。故仁不遗德，义不忘劳，先王之令典也。故特进胶东侯复佐命河北，列在元功；卫尉阴兴忠贞爱国，先帝休之。今兴子博、复孙敏顽凶失道，自陷刑以丧爵土，朕甚怜之。其封复子邯为胶东侯，兴子员为隐强侯。”（《后汉纪》卷一一）让阴员继承隐强侯，就是“弗夺爵土”。王充认为，根据阴傅的罪行，汉朝廷即把阴氏灭绝，也不能算不义，但是，汉朝廷还保存阴氏，可见恩惠滂沛。这样的恩惠，连唐尧、虞舜也不能超越。驩兜、共工、三苗和鲧，都是犯了过失的人，尧、舜都把他们流放到不毛之地去，并死于边远地区。而阴傅犯上作乱，罪恶大于上述四人，明帝加恩，只是罢职为民，流放边疆。章帝登基后，更加宽惠，让他还归州里。“开辟以来，恩莫斯大。”（《恢国》）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大的恩惠。
汉代兴盛，政治清明，一切都比过去任何时代的“盛世”好，难道不值得歌颂？王充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朝都比前代好，所以，他主张应该歌颂当代。他为此写了《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总之，汉代盛世，产生了王充颂歌，而王充的颂词反映了他重视人治的思想。
文人对于当代政府，有批评，也有歌颂。有三分成绩，夸大为七分，乃至十分，进行过分的歌颂，是阿谀谄媚；有七分成绩，只说三分，甚至贬得一无是处，就是诽谤。另有一些文人对当代政府不卑不亢，有几分成绩，就说几分成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王充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的文人。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王充的真诚也容易被误解，特别是那些与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文人。徐复观反对政府的专制，就极力抨击从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于是也批评王充对汉朝的歌颂。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王充在汉代批评先秦诸子不歌颂朝廷，也是由于处境不同而产生的误解。王充没想过，战国时代的六国之君究竟有多少功绩值得歌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战国之君多似齐景公，无德可以称颂。徐氏误解王充，也像王充误解先秦诸子，都在情理之中。哲学需要理解，一旦真正理解，就无可厚非。古今许多人有胆无识，有气无量，虚无历史，否定一切，结果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句）。
二、虚妄盛行与“九虚”“三增”
虚指不合事实的虚假说法，妄指不合逻辑的谬妄言论。王充说，当时社会风气流行虚妄，“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对作》）。“伪书俗文，多不实诚”，“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自纪》）。
王充那个时代为什么虚妄特别多呢？这恐怕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分析探究。首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温饱，自然就要歌颂朝廷。歌颂一旦过头，就成了虚妄。例如，光武帝时代，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为了歌颂汉文帝，夸大事实。光武帝纠正说：“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艺增》）王充对此发出感想：“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艺增》）当代人的夸大说法，一旦写入书中，后代人就以为是真事。根据这种情况，以前书中所记，也未必是真事。这就导出第二种原因。
其次，古代典籍中所记的事本来就是有真有假的，无碍生活。但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说法就带法典性。西汉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按《春秋》说的道理来判案，就是儒学法典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儒家又是信师而好古的，对于古代的各种记载、老师的各种说法都信以为真，一点不敢怀疑。这样一来，古籍中的所有记载，对社会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来无碍生活的虚妄内容，却变得十分重要。当时谶纬多以经典的形式宣传虚妄的内容，桓谭按儒家精神，拒斥谶纬迷信，却被定为非圣无法的大罪，被迫害至死。这是显例，社会上因虚妄导致各种不切实的迷信，所造成的危害，更不计其数。有鉴于此，需要探究的虚妄说法就显得特别多。
再次，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王充对此有所分析。他在《艺增》中说：“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写文章总要夸张，称赞美德超过善行，揭露作恶超过罪行。为什么要这样呢？世俗人好奇，不奇的话，没有人爱听。因此，作文者要投世俗所好，赞誉一个人总要说得比实际更好，这样，听众才高兴。说谁不好也要加油添醋，这样，听者才满意。世俗好奇，就是人们对精神方面的需求，而说好说坏都加以夸张，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社会安定以后，精神需要提高，虚妄言论也就盛行了。
称赞现代的人物和事件，要受到现实的检验。前面提到的贲光想歌颂汉文帝，说他断狱三人，被汉光武帝所否定。歌颂古代圣王盛世，就像画鬼那样，随便怎么说，也没有人出来纠正。因此，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被高度夸张，乃至神化。“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儒增》）经过加油添醋，又层层加码，“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宣汉》）把圣人吹得太高，脱离实际。把古代太平盛世也夸过了头，使后世怎么努力也达不到。
虚假的反面是实事，谬妄的反面是实诚，是合符情理。王充写《论衡》，就是“疾虚妄”而“求实诚”。
《佚文》表明了王充写《论衡》的宗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用“疾虚妄”来概括写《论衡》的宗旨。他在《对作》中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辨真伪虚实的目的又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同上）也就是“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同上）“疾虚妄”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归实诚”。
王充为了“疾虚妄”，写了“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又写了“三增”：《语增》、《儒增》、《艺增》。这些篇章所批评的内容包括天人感应说、民间迷信、古代传说等，主要有儒家经传中的言论，先秦诸子以及秦汉时代流行的书籍，包括《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史记》等重要典籍。也包括汉代新出的一些书，王充称为“儒书”、“传书”、“短书”。
王充的“九虚”“三增”，反映了当时社会习俗，虚妄盛行，也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实诚的追求。有识之士是先觉者，他们的识见代表了社会思潮的新趋势。一百多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玄风盛行，强调真情，讥笑虚伪，成为一种新风气，有的学者认为这股风是王充吹来的。
社会稳定日久，自然形成某种风尚。风尚一成，人们就随着风尚行动、说话，社会上形成了风尚观念。对同于风尚的，不以为非；对反风尚的，不以为是。是非由风尚观念所定。当多数人为风尚所驱使的时候，少数哲学家参较实验，逻辑分析，理智地作出新的判断，而视那些被众人熟视无睹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为虚妄。经过几百年，风尚变了，风尚观念也改了，哲学家的理智才得到承认。魏晋时代，汉代的经学大师乃至圣人贤者都受到贬斥，而王充及其《论衡》却得到赏识。从中可以看出，风尚的变化，对于理论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所谓“大江东去，泥沙俱下”，大趋势总要裹挟一大批虚妄。先见虚妄者难免受到众人的讥笑，但是，历史是先见者的丰碑的排列，丰碑就立在无名的土地上。
三、大一统国家与儒、吏之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按法家的理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法家理论以皇帝为政权的集中代表，以法、术、势来驾驭整个封建国家机器。所有官吏都要忠于皇帝，按法令办事，做到令行禁止，其他如人情、文学、道德等均不得妨碍执法。各个官吏都有自己的职责和权力，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像一部机器，各个零件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协调关系，机器才能正常运转。秦代建立、汉代完善的大一统国家，各官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协调关系，国家机器也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的时候，国家是巩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生产和文化都得到发展。
大一统国家是一部庞大的、复杂的政权机器，各级官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某一部门、某一官吏，一旦违反预设的规则，越位和越权，都会影响全局，甚至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严重的破坏后果。因此，各级官员都要监视政权机器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某处运行不正常，或有不安定因素，就要千方百计加以排除，协调关系，恢复正常运行。
我们介绍大一统国家政权机构的这些特点，就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政权机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都要服从整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的活动。协调活动就是服从法令。“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为了整体的利益，各级官员都必须“顺上”、“从主”，“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同上）。主上就是唯一的圣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大一统国家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大一统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它不是哪一家的专利。应该是融合了儒、道、墨、法各家的思想形成的综合观念。
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容不得不协调成分。王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智思想家，进入稳定时期的大一统国家机构中，就成为不协调分子，他自己也感到不适应。他很有学问，对古今典故能记诵很多，对诸子百家都能融会贯通，说起道理来，逻辑很强，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程材》）。王充因此很不服气，一定要跟文吏论个短长，连篇累牍地讨论儒生与文吏的优劣。为此，他写了《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一组文章。
他在《程材》篇提出：“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他主要反驳“儒生不及文吏”的观点，认为他们不知道儒生和文吏。在王充心中，儒生和文吏是什么样的呢？二者区别略有以下数端：
（一）儒生学道，文吏理事，道重于事，因此儒生比文吏高贵。如果当政者“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则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
（二）儒生以学问为力，有仁义之文，古今之学。文吏以理事为力，没有学问。学问比理事深奥复杂，“文吏之能，诚劣不及；儒生之不习，实优而不为。”
（三）儒生学经书，受圣人教育，有忠良道德，敢于直谏，有匡救作用。文吏从小在官场上混，没有接受圣人教化，“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文吏对于上级的行为，“一则不能见是非，二则畏罚不敢直言。”总之，“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
（四）儒生分许多等级，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一级比一级高。最高级的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鸿儒。文吏在一般儒生之下，属于俗人之列。一位鸿儒的才能千万倍于文吏。
（五）贤儒方节而行，无针锥之锐，不善于钻营，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需要别人推荐才能出仕，常有大器晚成的情况。文吏善于钻营，虽然进锐，“轻躁早成”，必将退速，“祸害暴疾”。
王充讲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还有一些。《程材》认为儒生才高，节优：《量知》认为儒生知虑光明，见是非，审尤奇；《谢短》揭示儒生与文吏各自的短处，有些儒生知古不知今，或者知今不知古；《效力》指出，儒生的知力大于筋骨之力；《别通》认为必须博览通明，才称得上儒；《超奇》以能著书立说的鸿儒为“奇而又奇”的超奇人物，是“世之金玉”。孔子、董仲舒都是这样的鸿儒。
王充讨论儒生与文吏的关系时，总是站在儒生的立场上，说“彼文吏”如何如何。因此，他讨论时总是比较偏袒儒生，对儒生的优点、长处、作用，总是估计得比较充分，有时还过了头。有的可以说完全出于论证的需要而加以曲解。例如，他把萧何当作儒生的代表，事实上萧何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文吏，别人与王充辩论，就可以用萧何、曹参的例子驳王充。王充常用好的儒生跟坏的文吏相对比，乃至把好文吏也拉入儒生队伍。当然，他也把一些儒生追随文吏而堕落，列入批评对象。
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文吏有更多的个性，最重要的是服从。王充看到许多无德无才的文吏受到上级的赏识，得到百姓的赞誉；而包括自己在内的儒生有修养有学问，却得不到重视，心理很不平衡，发了许多不平的议论，但他没有认识到自己与大一统政治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到了晚年尚未认识，还以为是命运、机遇的问题。
大凡人有两种类型：善与人同、善与人异。如果一个人善与人同，那么，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就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想说的正是大家都要说的。这种人做学问没有什么独到见解，很少创新，而从政，当个文吏，一言一行，都跟上下右左一致，上级赏识，下级拥护，左右响应，一切都会十分顺利。如果一个人善与人异，当个文吏则比较困难，他的想法得不到上级认可，也得不到下级支持，左右也难以协调，寸步难行，还怎么能开展工作？让这种人做学问，却经常能提出新见解，新问题，即使有偏激之处，也可以给人以启迪。王充和徐复观可能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他们在官场上是失败者，而在学术思想上都是成功者。他们生前苦难备尝，死后却能永垂千古。
四、尊师重教与世儒、文儒之争
儒是有各种不同分法的，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也有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的等级区别，还有世儒与文儒的不同。按王充的说法，“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书解》）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解说儒经的是世儒。
汉代独尊儒术成为时尚，解说经典的世儒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朝廷上立了经学博士，说经者可以入太学教授诸生。整个社会也都重视经师，因为明经者可以入仕为官，这是获取利禄的捷径。在利禄引诱下，当时社会是尊师重教的。王充概括当时社会的世俗观念：“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同上）世儒解说圣经贤传，是扎实的学问。这种学问又是当政者所提倡的，朝廷常设经书博士官。经师教授一批弟子，自己死后，弟子们可以继续传授自己的学问。文儒没有官位，也没有弟子，自己写的书没有圣贤的依据，对社会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不如世儒。
王充虽然也教授过弟子，但没有出名的，他的主要功绩还在于著述。因此，他就站在文儒的立场，进行这一场辩论。首先，王充认为文儒与世儒一样，都是崇信圣贤、宣扬经传的，只是在方式方面有所不同。“夫世儒说圣情，（文儒著圣意），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同上）为什么说文儒的工作没有社会效果呢？其次，世儒门徒多，并非高明，而是由于世儒那些章句之学容易学。文儒事业没有一定的天赋，是根本学不会的。第三，不是世儒与文儒可以分出等级来，世儒与文儒都有高中下之分，朝廷专门为少数高级的世儒设了博士位置，并不说明所有世儒都比文儒高明。第四，文儒虽然不专门讲哪一本经书，也没有门徒，只要他书写得好，也会流传后世。另外，世儒通过语言，口耳相传，文儒通过文字，进行传播，两相比较，哪一种更好呢？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后来的事实是，汉代经师讲授经传的内容以及经师本人多已不传，而王充著《论衡》而名垂千古。王充以当时人们所能领会的道理和所认可的事实，讲了这么一段很雄辩的话：
案古俊ㄨ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仅）能显其名？（《书解》）
这段话的大意是：著作的文儒靠自己的业绩（指著作）闻名于世。讲授经书的世儒虽然在门徒的崇拜下显得很尊贵，没有得到文儒写书宣扬，也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乐（主要指著《周礼》、《仪礼》等），孔子作《春秋》，他们都以著述而名垂千古。就以汉代来说，陆贾著《新语》、司马迁写《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刘向编《说苑》、《新序》、扬雄著《太玄经》、《法言》，他们都不依赖别人，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著作，声闻天下，名传后世。现在世上流传的著名的讲授《诗》的专家鲁申公，讲授《书》的专家千乘欧阳、公孙，如果不是司马迁把他们写入《史记》，那么，世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事迹。靠自己的业绩显名天下和必须别人宣传才能扬名于后世，二者比较，谁更高明呢？能纪百人业绩，扬百人善名，与仅能传扬自己的名字，二者比较，哪一种更伟大呢？王充这两句问话，都是对文儒的肯定与赞扬。司马迁的《史记》流传2000年后，意义更加伟大。这更证明了王充对文儒的评价。
王充不是经师，他虽学过儒经，后又谢师而专门，不守章句之学。他虽然也回家教授过弟子，这些弟子没有成名者，不值一提。他自己是典型的“著作者”文儒。王充肯定文儒较多，对世儒缺乏研究，有一定的偏颇。
王充所列举的文儒有周公、孔子、司马迁这些典型人物，这都值得商讨。周公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岂是一般著书的文儒？孔子虽然修了《春秋》，同时他也教授弟子3000，培养出了72贤人，应该是大教育家，名副其实的世儒，岂可作为文儒的代表？司马迁是大史学家、思想家，也是文学家，绝非一般文儒可比。对于世儒，王充列举的是鲁申公、千乘欧阳、公孙弘。这些人虽有业绩，显于当时，后来却没有太大影响。而董仲舒这位教授门徒甚众，著名的有褚大、段仲、吕步舒、赢公、司马迁、吾丘寿王等。赢公又教授众多弟子，传至王充时代，董仲舒的公羊学仍有大批信奉者。独尊儒术，在很大程度上尊的是《春秋公羊学》。历史会选择，时间能淘汰。汉世能著书百万言的文儒和教授弟子千百人的世儒，不下千百人，经过历史选择、时间淘汰，能够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可见，文儒并非都那么高明，绝大多数被淘汰以后，只剩下数十人。有一些杰出人物与鸿篇巨著，由于不幸遭遇而失传。多数人身名俱没，多数书淹没不传。世儒为人类的文化传播作出一定的贡献。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都与世儒的教学分不开。民族文化既需要圣贤创造，也需要教师传授。
在王充那个时代，由于独尊儒术，世儒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文儒不受重视。王充替文儒辩护，认为文儒不比世儒差，甚至更高。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以及他的反潮流和求实精神。从现在社会来看，当教师的社会地位被贬得很低的时候，肯定教师的作用，则成为应该重视的问题，需要提倡尊师重教。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不论世儒文儒，也不管教师作家，都是人类文化事业的人才，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只要兢兢业业创造性地工作，做出显著成就，都是值得称道的。
五、复杂原因与逢遇幸命
儒家讲选贤举能，尊贤使能，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受到重用，享有高官厚禄，名满天下，声闻后世。王充受到这种教育，深信这种因果关系。年轻时，努力学习，深入研究各种典籍，探讨人生一切问题。虽然任一些属官，总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因而常感到不那么顺心。中年以后，他又常用古代晚年显名的吕望、百里奚自况：“吕望之徒，白首乃显，百里奚之成，明于黄发：深为国谋，因为王辅，皆夫沉重难进之人也。”（《状留》）又用“大器晚成，宝货难售”（同上）作为自己的精神安慰。一方面自认为学问大，像大木、大石，沉重难进。另方面又埋怨长官无能，“咎在长吏不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同上）“长吏妒贤，不能容善，不被钳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举，道理之早成也？”（同上）王充到了晚年，生活穷困，身体衰弱，对升官发财已经无望。回顾一生，反思世事，许多无德无才，不贤不能的人，却能步步高升，青云直上，甚至仅仅由于长相，得到当权者的欣赏，而封官授爵。而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却老死山林，或者屈于卑位。王充无法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就认为这是逢遇、偶会、幸偶，而这些偶然性的逢遇又是命里注定的，命也是天决定的。最后，他推导出这么一套理论：天施下气而生万物，星气随天气而下，人禀了哪个星的气，就有了那个星的性命，这就决定了他的智愚、贤否及一生的强弱寿夭、吉凶祸福。天施气，星放气，人禀气，都是自然的、无意志的、偶然巧合的。人禀气以后，性命都确定了，一生祸福就是必然的、不可改换的。如果人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定了，那么，是否不努力，等待命运的安排呢？这是过去反对有命论的主要观点。王充解释说，这是有好运的人，本性就是积极进取的，运气不佳的人，自然有消极懒惰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与命运是相应的，“性成命定”（《无形》）。
王充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企图从社会之外寻找社会一切现象的根据和原因，陷入天气宿命论。
有了人，就有了社会。研究人的问题，就是研究社会问题，这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从总体上看，社会进程是否有发展的规律。认为无规律，是偶然论；认为有规律，则是必然论。在必然论中，又有自然论和决定论的区别。自然论认为社会发展是自然过程，没有什么可以决定历史进程，又称非决定论。决定论认为历史进程是由某种东西决定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在中国古代有各种说法，或曰天命、或曰圣意、或曰时数、或曰气运、或曰势、理势、或曰民心。后来，有人说是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生产力，而科技又是第一生产力，自然科技也成了决定因素。当然，也有人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欲望。王充看到社会的发展，看到汉朝比周朝进步，但他不认为这是有规律的，只觉得由于文化的积累，社会会进步，后世比前世文明繁荣。对于治乱的出现，他认为其中有“时”、“数”，但时数是很神秘的东西，王充自己也说不清楚。
从世界各国历史来看，有许多相似性，说明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因素的作用大小不同，使各国历史具有多样性，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过去，一些学者从某一种因素入手，研究世界历史进程，取得一些成果，也遇到一些难题。各种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从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来看，法家的理论和秦始皇个人素质起了决定作用。如果由秦二世胡亥掌权，不会任用贤才，怎能战胜六国？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又是按人的欲望需要而产生并发展的。穷根究底，似乎人的欲望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最后动力。人不要吃饭穿衣，何必种谷纺纱？人无欲望，就不需生产，哪有生产力？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就是从人欲来研究社会历史的。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生而有耳目之欲”，圣人据此制订礼义、法度，来治理社会。韩非认为人生而要吃东西，古代东西多，人少，自然足以供人享用，所以比较平定。后来，人口迅速增加，自然食品供不应求，这就产生了争夺，同时也有了生产。由于争夺，产生混乱，危及人类生存，所以圣人面向实际，制订法度。“事因于世，备适于事”（《五蠹》）。
总之，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使社会出现纷繁的现象。一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复合结果，一个事件又可以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无数种结果。特别是一种思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后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估量的。复杂的、交错的社会联系，产生出许多社会现象，形成人生的吉凶祸福。古人不知原因，以为其中有命，以为冥冥中有神灵主宰着。王充虽然不承认有神灵主宰者，又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企图以天气、星精、偶然、必然来解释，现在看来似乎天真幼稚，当时却是十分新鲜的想法。我们以为千真万确、天经地义的科学，若干年后也会被后人视为天真幼稚乃至极可笑的想法。
综上所述，王充在虚妄盛行的时代提出了求真的哲学，在科学不发达之时，用时、数、命来填补认识的空白，来构筑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东汉社会产生了王充哲学。王充哲学针对东汉社会的时弊，反映东汉社会的现实，概括东汉社会的思想成果，树立东汉社会的哲学丰碑，成为东汉时代精神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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