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是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包括家谱、族谱、宗谱（又称通谱或世谱）等。近年来，不少地方加强了对王阳明谱牒的搜考工作，这对深入研究王阳明，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罗钦顺曾把修谱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指出：“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亲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宗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谱牒以联属之。”（《整庵存稿》卷九《南安林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第1261册，页120）“王化”即儒家理想化的社会秩序，这属于谱牒研究中的社会学范畴。然本文并不关涉谱牒学研究，而只试图透过对近年来王阳明谱牒搜考工作的调查分析，以纠正其中的错误，提出正确的思路。
一
作为研究王阳明世系及家世的基本资料，除了记述其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年谱外，家谱（又称家乘、家牒、房谱）无疑最为重要，族谱次之，宗谱再次之。然王阳明家谱，修或没修过，本身就是个历史之谜；与阳明有直接关系的王氏族谱，也已难觅其踪[①]；现存于世的若干种王氏宗谱，仅与阳明及其家族存在间接关系。然此类宗谱，经初略统计，有十余种之多。从史料上说，这些宗谱都不能作为王阳明家族的直接证据，况且它们大都修纂刊刻于晚清以后，对阳明先祖的事迹与迁徙过程的记载较为清晰，而对其六世祖王纲以后的家世谱系及相关史实的记录，则远不如阳明胤子王正亿所编纂的《阳明先生家乘》（后钱德洪将其更名为《世德记》，收入《王文成公全书》）来得详细和完整，其中大部分材料，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家乘》及其它正史。因此，此类宗谱大都只有辅助参考价值，实在没有渲染之必要。
然而，近年来随着各地修谱热的兴起，对所谓王阳明家谱、族谱（实为王氏宗谱）的炒作，却显得异常热火。2007年上半年被国内诸多媒体接连报道的有关王阳明家谱的“新闻”，就是其中一例。对这一“新闻”的报道或转载，据笔者初略统计，至少有十余家国内外的报刊、网站参与，其中包括国家级的《光明日报》、《文汇报》，省级的《浙江日报》、《钱江晚报》、《宁波日报》、《东方早报》，市县级的《绍兴日报》、《余姚日报》、《上虞日报》，以及美国《侨报》和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比如登载在3月16日《浙江日报》上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上虞市陈溪乡七十多岁的退休历史教师王岳峰在一位亲戚家里发现了两套家谱，一套是《虞南达溪王氏宗谱》，淮泽堂版，共9册，成稿于清光绪十五年，为第四修；另一套是《达溪王氏宗谱》（上宅王氏谱），共10册，成稿于民国年间，为第六修。并称通过对二谱的研究，获有两大发现：一是王阳明祖籍是上虞；二是王阳明与王羲之是宗亲[②]。3月16日人民网则报道说：上虞陈秋强专门收集了许多王氏家谱，他说：据现身上虞的同治和光绪年间修辑的两部《王氏宗谱（永思堂）》记载，王导系王羲之的堂伯父，根据这一记载，王阳明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3月20日《东方早报》也报道说：上虞近日在国内首次发现了“王阳明家谱”，从而证实了“民间一直流传王阳明家谱在上虞”的说法。3月25日《光明日报》又报道说：据王岳峰介绍，他在一位亲戚家里看见了这两套家谱。“家谱显示王阳明祖籍是上虞，此外家谱还显示王阳明与王羲之是宗亲”。4月5日《文汇报》进一步报道说：王阳明的“祖上家谱”日前在余姚市大岚镇阴地龙潭村村民王沛万家中被发现。家谱不仅显示了王阳明祖籍的来龙去脉，谱中所记录的《王阳明书扇一则》等文章，更属传世轶文，对研究王阳明学术和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两套家谱均系木刻本，字体清晰，图文并茂。据王沛万说，这两套家谱是从他太公手上传下来的。4月24日《宁波日报》的报道更为详细：据59岁的王沛万说，2004年王到其妻邵东梅的上虞哥哥家做客，闲谈中说起上虞陈溪乡要为世医“昌二太公”立碑的事，但陈溪乡苦于查不到“昌二太公”身世，想找老家谱一查。王沛万表示，自己家有两套王氏宗谱（共19本），可供一查。2005年王岳峰通过邵东梅哥哥的介绍，找到王沛万家查看王氏宗谱。凭着多年搞收藏的经验，王岳峰觉得这是一套值得研究的资料，便写下借条，借去一读。这一借就是整整一年，至2006年5月10日才还给王沛万。此前，在余姚发现有《姚江开元王氏宗谱》、《余姚孝义官人宅王氏宗谱》，与《虞南达溪王氏宗谱》同属王阳明的旁支谱牒，真正是王阳明直系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宗谱》，却至今未见。
通过对上述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出，《光明日报》、《浙江日报》、《东方日报》、《上虞日报》以及人民网等都是根据上虞方面的消息来源作的报道，而《文汇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等的消息来源则是余姚文保所和乡贤研究会。2007年4月下旬，笔者出席在余姚举办的“国际王阳明学术思想讨论会”时，余姚方面的学者就已经指出了新闻媒体在有关王阳明家谱报道中的严重失误。于是故，《文汇报》、《宁波日报》等才在各自的报道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这两套谱牒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的两篇王阳明“传世轶文”，而且明确指出该谱只是“王阳明的祖上家谱”，而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王阳明家谱”。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正确的说法。对此说法，笔者想再作些补述与阐释，一方面以明辨这两部谱牒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则欲搞清与其它王氏宗谱的相互关系。
二
第一，类似或相同于这两部宗谱的谱牒，上海、浙江等图书馆均有藏，所以不能称之为“新发现”。比如清同治四年王世学主修、王佩旋等编纂的三槐堂刻本《余姚官人宅王氏宗谱》，民国二年王兆朗主修、王庆堂等编纂的三槐堂刻本《余姚孝义官人宅王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刘敝廷主修，王忠桥编纂的存本堂刻本《姚江开元王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王仁水主修，王仁开编纂的孝义堂刻本《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光绪年间王尧功、王尧德编纂的嗣槐堂稿本《余姚上塘王氏宗谱》（记至光绪二十四年，本支名人：王守仁、王寿、王尧阶），民国二十三年王钦安主修嗣槐堂刻本《余姚上塘王氏宗谱》、以及王锡璋纂修的《余姚三山王氏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存卷一、卷二）等。而像《上虞达溪王氏宗谱》，上图亦藏有王德太、王德有纂修的民国二十二年淮泽堂木活字本（谱序题“达溪王氏续修下宅宗谱”，六卷，首一卷），相近的还有上图藏的清王云逵等纂修的道光二十九年齐寿堂木活字本《达溪虹桥王氏宗谱》、清王鼎新等纂修的光绪十六年齐寿堂刻本《达溪虹桥王氏宗谱》等。应该说，上述几种王氏族谱与《虞南达溪王氏宗谱》、《达溪王氏宗谱》具有同等价值，从这一意义上看，二谱的“发现”并无太大价值。
据搜寻和研究王阳明谱牒多年的褚纳新先生说，近年来他几乎查阅了所有能够查到的姚江王氏宗谱，但一直没有寻访到与王阳明关系最近的秘图王氏本支宗谱。后从2006年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发现了两部分别刻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和民国三十七年的《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其中清刻本由王仁水主修，王仁开编纂，孝义堂木活字本，四卷，封签题为“龙桥王氏宗谱”，为三修本（民国刻本由王仁林纂修，为四修本）。《提要》记：始祖纲（阳明六世祖），明代人。始迁祖怀，字居安，号静养，行春三十五，明成化年间自四明郡城（今宁波市）凉风冈迁居余姚上菁李家塔村（今属鹿亭乡）。本谱始修于清同治七年，世系修录至第二十三世，排行字为书。本支派排行自七世起：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忠孝传家远，诗书绍泽长；功德千秋在，渊源百世宗。卷一谱序、渊源、像容、传，卷二世系图，卷三、四世传。本支名人王守仁、王正亿、王承恩。此谱可谓目前所知的与王阳明关系最为密切的余姚秘图王氏之支谱。据收藏此二谱的海宁市图书馆沈先生介绍，二谱是解放初在硖石本地征集到的。清顺治年间，有一支王氏从余姚迁至硖石经商，从清代至民国，硖石王氏每年都会派人回乡祭祖，这部宗谱就是当年从余姚族里获得并保存下来的。谱中记有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阳明门生赵锦撰于万历十年的《姚城王氏族谱序》。序中写道：“姚江之王莫著于旧城，其分派自宋文正公旦之后南渡居浙，其后有质庵公者复自浙上虞之达溪徙姚江，居秘图山后，称秘图王氏。”质庵公即王补之曾孙王季，是余姚王氏的始迁祖[③]。此支王氏以王纲为第一世，彦达为二世，与准为三世，第五世王豪自县城徙居四明山凉风岗，其子王怀再徙至上菁李家塔。王豪是王与准第三子世昌之子，世昌即王阳明父亲王华的叔祖父。由于与王阳明一支的关系如此接近，而王阳明又是受朝廷赐封的新建伯，死后由王正亿世袭，所以此谱还录有王纲、王彦达、王与准、王世杰、王伦、王华、王阳明、王正亿八世祖像[④]。可能是因为同治年间始修此谱时，王氏后人对王先通、王业泰世袭新建伯爵位以及先字、业字辈的情况已不太清楚，所以没有录入先字辈和业字辈的名人。不言而喻，《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才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王阳明家族的余姚秘图王氏之支谱，所以对该谱的价值发现，才真正称得上“新发现”。
第二，这两部谱牒，皆非家谱，亦非族谱，而是与王阳明世族存有旁支关系的宗谱。一般来说，只有以某人为中心的谱牒，才能被称为某人之“家谱”。比如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的《刘基家谱》抄本（由刘基十六世孙刘廷梁手抄，二十世孙刘耀东补抄并捐赠，共四十八叶），录有“彭城郡世系”八代，起北宋刘延庆至八世祖刘基（其中第八世除刘基外，还有刘舒和刘陛），又录有“永嘉刘氏世系”二十世，起刘基至刘耀东，皆有传略。而“永嘉刘氏世系表”，则对主要人物的世次、排行、字名、官爵、迁徙、生卒、妻小、坟墓等项都有明确记载。将此《家谱》与《明史·刘基传》比较后发现，《刘基传》是以《家谱》各传为基础，后者的内容要大大丰富于前者[⑤]。因该谱完全以刘基为中心，故而称其为《刘基家谱》是没有问题的。然上文所提到的王氏诸谱，皆无此特征，故而不仅不能称作“王阳明家谱”，甚至称“王阳明族谱”都有些勉强，而只能称作“王氏宗谱”。只是由于各谱与王阳明一支的关系有远有近，故而对王阳明及其先辈、后辈的记载亦有疏有详。
第三，把王阳明祖籍上虞说成是一大“发现”，实在不值一驳。发现者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既然王阳明所属的余姚秘图王氏是从上虞达溪迁徙而来的[⑥]，那么由此得出王阳明祖籍上虞的结论不就顺理成章了吗？然照此逻辑，若径直往前追溯，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王阳明祖籍是浙江嵊县、余杭甚至山东瑯琊的结论。因为上虞达溪的这一支王氏是从嵊县迁徙而来，而嵊县的一支又是从余杭仙宅界迁徙而来。可见，这样的“发现”和推断，其实毫无价值可言。
于是故，此说一出，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指出由此来认断王阳明祖籍上虞“是不够严谨的”。且不说《达溪王氏宗谱》所记载的内容准确与否，即使照此谱所言，从千四公王寿[⑦]始居余姚以来，传至王阳明己历10代，那么王氏也至少在余姚生活了二百多年。而所谓“祖籍”，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一般都不会超出父、祖之籍贯。因此，说王阳明祖籍上虞，至少是用词不当，说他“根”在上虞，倒还说的过去[⑧]。
第四，说王阳明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明嘉靖四十三年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年谱》中就有类似记载，明清文献及诸多谱牒中，可以证明王阳明是王羲之堂伯父王导之后而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的说法，更是人所共知。
第五，笔者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王沛万所保存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和《达溪王氏宗谱》之价值。众所周知，修谱之风盛于宋，谱谍的修撰亦由官修而转变为民修，到明清时，已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大多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谱牒都是明清以后始修的。但一般来说，古人修谱只重本支而少触旁支，更少有去祖源实地考证者，后人追根溯源，往往会有所出入，所以任何一套谱与祖源谱相对接或者宗谱与宗谱之间，都会有所不同，而通过对这些不同内容的分析比较，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史实信息。另外，且不说此类宗谱在经济学、社会学、地域史等研究领域所具有重要价值，即使就王阳明研究而言，因王阳明无家谱（详见后述），直系族谱又没找到，所以借助对这类旁系宗谱的比较研究，至少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旁证材料，以填补家谱或直系族谱缺失所造成的“空白”。至于在《上虞达溪王氏宗谱》和《达溪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王阳明的两篇佚文《阳明公书扇一则》和《伯三公像赞》，其研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其中《阳明书扇一则》所言“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居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为臣而傲必不能忠……”[⑨]，就清楚地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格个性和对儒家五伦的崇拜心理。
三
其实，对所谓王阳明谱牒的炒作，前些年就有过，只是由于“发现”时的严重失察，才导致了一些人对明显伪作的过分轻信和对无关谱牒的任意联想。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所谓“过分轻信”，可以1987年在重庆市巴县南龙乡发现的《王氏族谱》为例。据王希古《略谈黔北、渝南的王阳明宗亲后裔》（《谱牒学研究》第二辑）一文介绍，该谱中有这样的记载：阳明世家不居绍兴府余姚，而居金华府兰溪，由琅邪王氏的分支三槐王氏派衍而成。阳明父王华当年共生八子，除文献中提到的守仁、守俭、守文、守章外，另有守让、守恭、守身、守良四子。当年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驿时，其父王华也挂冠归田，并率领四子北上另觅安全居处，终于在当时川属遵义军民府的桐梓县坎沟卜宅落脚。后阳明复职调至江西，而王华因念成家立业不易，故不愿再作长途跋涉，于是便在当地生息繁衍，后遂形成今川黔一带的王氏族姓。阳明这一支王氏，四传至其玄孙王藩臣，复于清初“携二子运宏、运泰自黔迁蜀，插业于卫家坪（今重庆巴县南龙乡卫家坪）”。王运宏传嗣三代至尔德、尔琮等兄弟三人，又分为三大房族，后各立宗祠，繁衍迄今，三百余年来已传了十多代。这支随王阳明入黔的王氏后裔，至明清之际便已繁衍至二千余家，散布于仁怀、绥阳、桐梓等地，今天黔北、渝南一带世居的王氏族人，即多属这支王氏的后代。
不难看出，这本《王氏族谱》破绽百出、荒谬可笑，伪造嫌疑十分明显。其一，王华有四子一女，这是其同代好友陆深、杨一清等人的一致说法，当为信史。其二，守恭乃阳明叔父王衮之子，这是被阳明高足薛侃等人明确记录在案的，不会有误。其三，王守身在《横山遗集》中虽称徐爱为“姐丈”，但此处是指“族弟”，而非“胞弟”，这可从守身所撰的徐爱祭文中看出痕迹[⑩]。其四，谱中所记王华之史迹，皆经不住文献史实之考问，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极不可信。所以王希古认为“该谱所记不可信，当是四川王氏依托攀附而成”，是完全正确的。后香港学者张克伟在引述该谱时，未作考辨，实失之轻信焉[11]。王阳明生前最为痛恨的就是“士大夫不务诚身立德，而徒夸诩其先世以为重，冒昧攀缘”的行径，认为这样做必然会导致“绝其类，乱其宗”的恶果（参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6页）。但他没想到的是，这种恶果居然会发生在自家门内，而后人因缺乏科学分析，所以才出现了此等笑话。
所谓“任意联想”，可以2006年在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乡王家庄发现的《王氏宗谱》为例。据《兰州日报》报道：该谱共3册，书写于光绪十三年榴月（即1887年阴历5月），谱中共记载了王氏家族十七代人的生平与事迹，另外还有一本《王氏墓图》，记录了王氏先祖的墓葬所在地。谱中记言：明宣德元年（1426），余姚王阳明古北口（据传为山西太原）分支迁至兰州（今七里河区王家堡村），后家人在秀川一带放牧，遂形成袖川（今秀川）尖山同派的王氏家族。因此，王家庄的老人们都认为，分布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家堡村和黄峪乡、安宁区孔家崖乡王家庄等地的近万名王姓，都是王阳明的后裔。于是，从2004年11月开始，村民们便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商议筹建王阳明纪念馆。后村民们共筹措资金二十余万元，在兰州交通大学后面的北山上建成王阳明纪念馆。在建纪念馆时，七里河区王家堡的村民发现一块刻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两米高的石碑，现为保存而移至纪念馆内。另据保存此谱的王坤升说，这套《王氏族谱》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上面记载着老先人宣一公、宣二公从古北口迁到兰州袖川的全过程，共记载了十七代人，依次是宣、宗、连、永、文、绪、谒、三、之、立、乾、坤、大、本、始、足、称字辈。谈到现在公布此谱的目的，王坤升说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
很显然，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乡王家庄村民这种以王阳明后裔自居而盲目兴建王阳明纪念馆的做法是相当荒唐的。因为我们可以从该谱的记述中随便找出一些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以证明此支王氏与王阳明无任何关联。比如明宣德元年（1426）时，不仅没有王阳明，就是其父亲王华也要到1446年才出生，把那时迁至王家庄的王姓一支说成是“余姚王阳明的分支”，实在令人错愕。再比如，谱载这支王氏是从太原经由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密云县）迁徙而来的，如果这都算作王阳明后裔的话，那全中国的王姓就都能与王阳明沾上边了，因为王姓追根溯源皆起源于山西太原而分支于山东琅琊，故可通称太原王或琅琊王[12]。更何况，在该谱及后来发现的清代石碑上，亦无任何文字可以证明兰州王氏分支与王阳明的亲缘关系。由此可见，若不对王氏各分支细加甄别，而只要看到《王氏宗谱》，就拿来攀附王阳明，甚至任意联想、胡乱猜测，这是很不严谨，也是相当有害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村民们误认自己为王阳明的后裔，乃是出于对王阳明的崇拜和对史实的无知，那么一些媒体不加甄别的随意报道和炒作，则不能不说是对新闻真实性以及科学精神的严重违背。
四
那么，王阳明家人或后人究竟有没有修过家谱呢？至少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至于其同族人是否修过族谱的问题，据笔者分析，其直系家族即后来迁居到山阴的一支估计没有修过，而留在余姚的其叔祖父、叔父辈这支是否修过则不好说。因为目前所知的《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是王阳明曾叔祖父王世昌的父亲王豪一支的谱系，而真正接近于王阳明直接谱系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宗谱》，因至今没有找到，所以对王阳明一支修谱情况的所有推测，都显得证据不足、说服力不够。
而要回答王阳明一支为何没有修谱的疑问，则或许要从王家的过早衰微以及户籍关系等原因中去寻找答案。阳明虽然十岁就随父迁居山阴，但余姚户籍并未改变，后来其子孙们也似乎一直保留着余姚户籍[13]。户籍不改，山阴一支修谱就名不正言不顺。若要与余姚同族人一起来续修姚江秘图王氏之系谱，估计又难以得到余姚秘图王氏传人的响应和支持。要知道，续修家谱或族谱这样的大事，若得不到余姚同族人在人力、财力和观念上的全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余姚同族人对王阳明死后葬于会稽而不归葬余姚，以及王正亿被托养给阳明弟子而不是余姚的叔侄兄弟等等做法，也可能是心存不满的，所以王阳明后人即使想续修家谱或族谱，也不会得到余姚同族人的大力支持。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王阳明一支未修谱的更直接原因，可能主要还在于其后人没有修谱的需要和动力。
对谱牒学颇有研究的罗钦顺，曾对世族的形成和维持作过深入探讨。他在《上模曾氏重修族谱序》说：
语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长，枝叶蕃衍一也；簪组蝉联，墙屋华润二也；才贤辈出，猷为克敏三也。三者之中，才贤为之本，苟有其人，则所以维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实，其实为家乡之所推重，岂直蕃衍、富贵云乎哉！（《整庵存稿》卷九，《四库全书》第1261册，页129—130）
认为世族存在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悠久、规模较大，二是出仕不断、经济富裕，三是人才众多、立志奋勉。其中第三条是根本，也是人们衡量某一世族社会声望的依据。所以世家大族要在政治上保持崇高的社会地位，除了通过修谱、墓祭、庙祀等途径来维系宗族群体的认同外，还必须依靠自己的文化优势，通过大兴族学、书院等来加强文化教育，猎取科举制下的功名。换言之，是否读书中举、入仕为官以及修谱庙祀，乃是宗族跻身望族之列或维持社会地位的必备条件。只要“三世无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14]。
王阳明的家族，虽其长期“宗江左以来，世不乏贤，自吾祖竹轩府君以上，凡结德累仁者数世，而至发于吾父龙山先生”（王阳明全集，第927页），到了阳明时，更是达到了功名之顶峰，但其后遂一路滑坡除了靠阳明来世袭封爵外，族中再无科第入仕者，更无在学术文化上有建树者。就如同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那些别视为“旧族”、“名族”、“巨族”的著姓望族一样，“富贵之家，远者三十年而一变，近者十年而变，或者七年而一变”，（温璜：《温宝忠先生遗稿》卷六《居家偶像》）阳明家族亦是倏兴倏衰，连续数代人才不兴而于功名无涉，很快使这个功盖一世的名族走向了沉寂，归有光所谓“今世谱学龙废，虽当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孙不知书，迷其所处，往往有之，以谱之亡也”（《震川先生集》卷二《华亭蔡氏新谱序》），以及王士性所谓“缙绅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广志绎》卷四）的论断，的确在王阳明家族身上得到了验证。
其实，不修谱与家族衰微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阳明家族的过早衰微是王家无人修谱的重要原因，反之又可以说，王家无人修谱也是造成其家族过早衰微的原因之一。罗钦顺在《雷冈康氏族谱序》中曾强调指出：
子张子有云：“子孙才，大于文行，诚能汲汲焉用力于此，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谱牒不修，则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穆之风鲜不微矣。前代虽有显者，其亦不复接于耳目，又安知践修之责之在于我，求其能免于卑陋而聿进于高明，岂不难哉！故善观人之家族者，即其谱牒之废举，而其昌大与否亦自可见。（《整庵存稿》卷九，页127）
在罗钦顺看来，修谱可以保族，观察一个家族的谱牒之废举即可知其昌大与否。是故“世久而族蕃，谱不可无作也。谱作而源委明，昭穆辨，戚疏之分著，显晦之迹彰。一展阅间，必将惕然有动乎其中者。仁让之行、诗书之业，相与敦其所未厚，廓其所未宏，则于前为有光，于后为可大，此谱之所系未可轻视也。故凡有志于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尝不以谱牒为重”（《整庵存稿》卷九《龙陂谢氏族谱序》，页126）。总之，看一个家族是否昌大，只要看其谱牒之废举即可。而修谱之成败，又主要看其族人的才干和贤德。只要有了人才，谱就能修成，族亦能昌盛。换言之，若某一大族，只有“功德有可称”的前人，而无“承其后者”（《整庵存稿》卷九《义城黄氏重修族谱序》，页129）的继承者，那么修谱盛族就只能是良好愿望而已。王阳明的后人，才能大都平平，贤德更是差劲，不仅再无登进士者，而且也少有“汲汲焉用力于文行”者。故此笔者认为，如果说王阳明不修家谱，是因为戎马倥偬、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其后人未修家谱，则主要是因为阳明家族的过早衰微[15]。此外，明中后期开始的一些名宗大族对修谱不够重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罗钦顺对不重视修谱的严厉批评，就反映了当时世风奢靡，无“本于尊祖睦族之心”，而置“维持久远无穷之计”（《整庵存稿》卷九，页123）于不顾的严重之程度，他说：
有作于前，有续于后，斯其族为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宠，岂无才且智者，杰出乎其间？然所致美以夸耀一时，不过服食舆马宫室玩好而已，至伦谊所系如谱牒之类，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整庵存稿》卷九《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序》，页121）
阳明后人，先是为争夺家庭财产闹得不可开交，后又为世袭爵位弄得分崩离析；他们大都想着如何分享王华、王阳明所创立的家业，而根本无心“维持久远无穷之计”，因此像修家谱、族谱这类无利可图、劳神费力之事，就自然少有人去关心实施了。王阳明去世得早，修谱盛族原本是其后人的应尽责任，然因其后人不争气，不仅家谱未修成，甚至连有直系关系的族谱都可能没留下来。这就是笔者对王阳明家事、家族、家谱的总体看法，是否得当，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参考文献】
[①]2007年5月下旬，笔者受邀与王阳明第十六世孙王诗棠先生一家共进晚餐，席间听王先生次子王书翔说，他小时候在绍兴王府家中曾见到过“家谱”，但记得书中只记到王华、王守仁父子为止，而阳明以后的内容记得好像是有人手写补入的。遗憾的是，“文革”时，王家因怕抄家受牵连，把此“家谱”给烧了。这与王诗棠先生前些年对笔者的说法相符。不过据王老回忆，该“家谱”连同一幅阳明遗像，都是早年从余姚拿到绍兴王府的。据王书翔所述情况分析，其小时看见的恐怕并非“家谱”，而只能算作“族谱”，疑即与王阳明世家有直接关系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宗谱》（详见后述）。
[②]其实这则消息并非“新闻”，记得早在2005年的《钱江晚报》上笔者就曾看到过。但当时并未标示“发现”，也没说是“王阳明家谱”，所以反响平平。也许发现者觉得还“不够”，于是这次干脆以“上虞发现王阳明家谱”为醒目标题，来吸引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眼球。
[③]王季，字应良，号质庵，南宋淳佑三年由上虞达溪徙居余姚秘图山北，生有四子，第三子子俊生于宋景炎元年，子俊生有四子，长子士元生于元至元二十九年，士元有三子，长子王纲，字性常，为王阳明六世祖；次子王纪，字秉常；三子王维，字敬常。
[④]参见褚纳新：《从谱谍记载看王阳明家世》。
[⑤]参见胡珠生：《刘基家谱的史料价值》，《国际刘基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校2006年编印，页448。
[⑥]达溪位于虞南四明山腹地，东邻余姚境界，此溪源自余姚黑龙潭之龙溪，经徐家塔、岭下、旧宅与浪上溪交汇，沿溪一带为王氏族居之地，人称“生畈十里王”，旧属上虞县十九都（参见褚纳新：《从谱谍记载看王阳明家世》）。
[⑦]按：始迁祖应是质庵公王季。《达溪王氏宗谱》有多处误记，此即为一例（参见褚纳新：《从谱谍记载看王阳明家世》）。
[⑧]参见夏国初：《由王阳明祖籍上虞说谈家谱》，《余姚论坛》2007年4月15日。
[⑨]参见太翼等：《壁立千仞，润泽后世》，《宁波日报·四明周刊》2007年4月24日。
[⑩]对于王华以后“守”字辈的考证，可参见拙作：《王阳明史迹论考》，《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刊，2003年第11卷。
[11]参见张克伟：《关于王阳明世系的一份珍贵文献》，载《张克伟论文著述汇辑》，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年版。
[12]参见拙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2。
[13]参见拙作：《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14]参见褚纳新：《从谱牒记载看王阳明家世》，《王阳明的世界》，第340页。
[15]参见拙作：《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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