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年谱》是记载明代心学家王守仁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由于王阳明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因此，其《年谱》写得也是有声有色，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现存《年谱》一开始就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之中，《王文成公全书》是于明代隆庆六年，由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汇集钱德洪等编订的关于其师王阳明的各种文字材料而刻印成书的，俗称隆庆刻本，其中《王阳明年谱》占了三卷。清代乾隆时期，清廷所编《四库全书》中的《王文成全书》，就是依据隆庆刻本而载录的。到了当代，由研究阳明心学的专家吴光、钱明等编校，经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一书，也是以隆庆刻本为底本编校而成（2006年4月第五次印刷，内容、文字上与第一版无不同之处）。是书一出，反响颇好，对于学术界同行和一般对王阳明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有了一部权威的当代版本的《王阳明全集》，是一种莫大的便利。不过，笔者熟读之余，发现在《年谱》中，存在着某些史料或刻印上的错误，在此，一一摘录、辨明，以方便学术界同行和哲学史爱好者在研读此书时能够不被误导、去伪存真。
一、史实性错误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著名学者陈来先生在其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1]一书的第十二章《附考》中，专门有《年谱笺证》一节，其时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尚未刊行，其所据者，是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本中的《阳明全书》。陈来先生的考据精严详实，指出了《年谱》中存在的许多史实和刻印上的错误。但是惜乎一人之眼力有限，《年谱》中尚存的其他错误，陈来先生无意之中放过了。因此，笔者不再重复陈先生之论述，仅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阳明全集》中《年谱》[2]中的史实和刻印错误尽量撷出，一一勘正。
首先，今本《年谱》第1267页记载，平宁王之乱时，王阳明率军攻克南昌。“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开中门，令可见前后。对士友论学不辍。报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须状，暂如侧席，遣牌斩之。还坐，众咸色怖惊问。先生曰：‘适闻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闻濠已擒，问故行赏讫，还坐，咸色喜惊问。先生曰：‘适闻宁王已擒，想不伪，但伤死者众耳。’理前语如常。傍观者服其学。”
由上述记载可知，在与宁王进行鄱阳湖决战时，王阳明身在南昌城的都察院中。可是在《全集》的第1473页，同为钱德洪撰写的《征宸濠反间遗事》一文中，却记载：
“又尝闻邹谦之曰：‘昔先生与宁王交战时，与二三同志坐中军讲学。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自若。顷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
在此，所载的是鄱湖决战时王阳明身处前线，坐于中军。那么，鄱湖决战时王阳明究竟在哪里呢？此不难辨明。《年谱》记载：明军与宁王部先后战于鄱阳湖周边的黄家渡、八字脑，最后在樵舍，生擒了朱宸濠。笔者是南昌人，比较熟悉南昌周围的地理环境，上述地名中，离南昌最近的樵舍镇距省会直线距离尚有40华里以上，遑论其他更远的黄家渡、八字脑？如果王阳明只在省会南昌城中摇控战局，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且在水网密集的河湖地带），那么，决不可能有“谍者走报前军失利，……顷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的速度，如果在南昌城里“遣牌斩之（指退卒）”，那么，等到传令兵返回阵前，恐怕前线已经败退至不可收拾矣。况且据《年谱》所载，宁王叛乱时，王门高徒邹守益就在王阳明的幕府中赞襄军务[3]，因此，他对钱德洪所说的话是更可靠的。且钱德洪亦亲闻于王阳明曰：“昔与宁王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在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4]
可见，无论是从王阳明还是邹守益的话中，都可以得知与宁王决战时，王阳明本人身在前线，决不会安坐在南昌城里遥控指挥。
其次，今本《年谱》第1269页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称病，欲坚卧不出，闻武宗南巡，已至维扬，群奸在侧，人情汹汹。不得已，从京口将径趋行在。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会奉旨兼巡抚江西，遂从湖口还。”
这里有一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即把“杨廷和”误写成了“杨一清”。据清代张廷玉等人奉旨编撰的《明史》记载，杨一清在明武宗时曾“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成为大学士，但是受到武宗倖臣江彬的陷害，“一清乃力请骸骨归”，[5]结果致仕归田。宁王叛乱前后，他正在家赋闲。其实，此时明武宗身边的首辅大学士乃是杨廷和。杨廷和在明武宗时期多年担任大学士、首辅之职，直至嘉靖三年正月方去职，[6]因为忌惮王阳明的才智和功勋，所以对王阳明赶赴行在向明武宗述职报功之事一再设法阻挠，因为一旦王阳明为皇帝信用，入阁成为大学士，那么他的地位和权力就将大受影响。对此，《年谱》中数次记载，只不过多婉言曰“辅臣”、“宰辅”等，惟一一处明言其名的，却误写成了“杨一清”。杨一清于明嘉靖四年再次被新君明世宗起用，“召一清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7]，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费宏已去，一清遂为首辅。”[8]诚然，杨一清后来也与权臣桂萼一起，出于妒忌而排挤王阳明，使其带病出征两广而不使之入阁共事[9]，但是，宁王叛乱前后妒忌、阻挠王阳明的权相，是杨廷和而非杨一清，这是确凿无疑的。顺便说一下，今本《年谱》中的这一史实错误，并非自己所犯，而是沿袭了古刻本中的固有瑕疵。笔者查过《四库全书》[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中的《王文成全书》（集部二O五），四库本亦误作“杨一清”，其页码在1226（册）—43页。
第三、今本《年谱》1270页记载：平宸濠之乱后，许多奸臣构陷、诋毁王阳明，包括张忠、许泰、江彬等人。“江彬欲不利于先生，先生私计彬有他，即计执彬武宗前，数其图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偿天下之忿。徐得（张）永解。”这一段话，在四库本《王文成全书》中所载亦同，页码见1226（册）—44页。但是，无论是四库本《年谱》还是今本《年谱》，都犯了一个史实性错误。那就是，自平定宸濠叛乱前后，直至明武宗北归晏驾后，王阳明根本没有见过皇帝本人，因此，“（以）计执彬武宗前，数其图危宗社罪，以死相抵”的举措也就无从谈起了。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平定宁王叛乱后，明武宗出于巡游玩乐的目的，“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掀起了一场亲征的闹剧。王阳明为止其骚扰民间，“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他行至钱塘遇到太监张永。张永其人在掌权太监中尚称忠义，于是将所获宁王等犯交给张永。《明史》说“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之命，乃还南昌。”这一次他没有见到明武宗就回来了。后来，张忠、许泰等奸佞“谗毁百端”，并“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11]由是可见，王阳明第二次应召前往明武宗行在，也没有见到皇帝本人。他一直在江西处理宁王叛乱后的抚民、赈灾等善后事宜。因此，《年谱》说王阳明“（以）计执彬武宗前，数其图危宗社罪，以死相抵”，纯属误记。王阳明虽然足智多谋，但是没有见到皇帝本人，又岂能与江彬对质于圣躬之前？《年谱》其他地方关于王阳明应对张忠、江彬等奸臣陷害的记载与《明史》基本一致，唯独此处突兀而出这么一段文字，却是明显的失误。如果说《明史》所载恐不足全信的话，那么，由王门高弟黄绾[12]所作、比《年谱》早出的《阳明先生行状》中也明确记载：
“既而彬等果诬公无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试召之，必不来，则可知其无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龙江关。将进见。忠等皆失意，又从中阻之，使不见。公乃以纶巾野服入九华山。永闻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实忠臣，今闻众欲争功，欲并弃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13]
由是可见，《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亦证明了王阳明没有见到明武宗本人，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明武宗面前揭发江彬的罪恶。第四、今本《年谱》中第1322页记载道：“又与邹守益书曰：‘随处体认天理，勿忘勿助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缪矣。……’”
《年谱》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于嘉靖七年戊子（公元1528年）的十月，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就在同一版本的《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01页）《文录三》的第一篇，全文载录了王阳明的这封《寄邹谦之》之信，时间明确无误地注明了是丙戌年（1526年）。而且，此卷按时间顺序排列，将王阳明始于嘉靖丙戌至戊子的书信一一载录，并标明时间，其中，这一年给邹谦之的就有五封之多。关于王阳明生前最后一封论学的书信，应当是于戊子（1528年）十月的《答聂文蔚》（二），这封书信，全文被收录在《传习录》卷二（亦即《王阳明全集》卷二，第82页），《年谱》第1322页亦有相应记载。将《寄邹谦之》放在此时，显然是《年谱》编者粗心之误。笔者查对了四库本的《王文成全书》，《寄邹谦之》一书的全文在1265（册）—164页，而《年谱》亦错录此段文字于1266（册）—90页，与今本相同。可见，今本《年谱》的错误是沿袭古本《年谱》的错误所致。
二、古本刻印错误
首先，《年谱三》第1284页中记载：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十二日已丑，海日翁[14]年七十，疾且革。时朝廷推论征藩之功，进封翁及……，俱为新建伯。是日，部咨适至，翁闻使者已在门，促先生及诸弟出迎，曰：‘虽仓遽，乌可以废礼？’问已成礼，然后瞑目而逝。”
在此，古刻本《年谱》犯了一个估计是刻印之误的错误。是年，王阳明之父龙山公王华的年龄应该是七十七岁，而不是仅仅七十岁。在《全集》卷38《世德纪》中，收录了王华任主考时录取的儒士陆深所作的《海日先生行状》，其中明确记载：“二月十二日己丑，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七。临绝神识精明，略无昏愦。”[15]在《全集》卷26，还收录了王阳明的《又与克彰太叔》一封家信，其时王阳明之祖母已去世，其父王华在家守孝，恪守礼制，王阳明信中说：
“闻此时尚居丧次，令人惊骇忧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孙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处或有未宁，岂有复堪孤疾劳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礼制，则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宴饮从于游可也。况今七十五岁之人，乃尚尔茕茕独苦若此，妻孥子孙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毁，如此孤苦，将何如为心？”[16]
可见，即使此时，龙山公已经七十五岁，因此，去世之时记作“年七十”，无论如何是个明显的疏漏。这一点，清代四库本编者亦有所发现，因此，在“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之后加上了一个“阙”字，但未作更正。其页码在1266册—57页，或许是因袭旧作，慎于更改之故，否则，依清代学者的考据功夫，查出阳明之父龙山公的享年，应该是不难的。
其次，在今本《年谱三》第1319页，记载着平定思恩州、田州的土酋叛乱之后，王阳明上疏曰：“凡为经略事宜有三：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仍立土官知府以顺土夷之情；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四库本《年谱》亦是如此书写，其页码在1266册—87页。然而，古本《年谱》在此出现了一个刻印错误，那就是误将“土官知州”刻成了“土官知府。”这篇奏章的全文收录在《全集》的第482页（四库本收录在1226—389页），其中明确记载着王阳明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包括：“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481页）；“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482页）；“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483页）。土官知州是从属于流官知府的，这一点治史者不难搞清。可是四库本编者因袭旧作，没有发现隆庆刻本中的这一刻印错误，而今本《年谱》编者更未察觉，使这一刻印错误延续了下来。
又次，今本《年谱》第1308页，记载王阳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九月西征两广，戊戌日过浙江常山县时，所做诗曰：“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深历，悠悠鬓生丝。……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四库本字句皆同，在1266册—77页。）这里有一处刻印错误，“名山遍深历”中的“深”字，原本作“探”字。原诗在《全集》卷20，第796页，题为《长生》，是阳明诗作中很有名的一首，显然，“名山遍探历”比起“名山遍深历”来，要通顺流畅得多。在四库本中，原诗亦作“名山遍探历”，其页码在1265册—600页。此处的刻印错误，古人未发现，今天的编者亦未察觉，于是错讹延续至今。
第四、今本《年谱》的第1272页，节录了王阳明的《答罗整庵少宰书》，其中有这样一处：“来教训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四库本中此一句文字完全相同，页码在1266册—45页。但是，这里有一个疏漏，即原文乃是“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年谱》少了一个“为”字。《答罗整庵少宰书》一文很有名，原文全录在《全集》卷二第75页（即《传习录》之卷中），四库本全录在1265册—68页。显然，多了一个“为”字，文理就要通顺流畅得多了。
第五、今本《年谱》的第1295页，节录了王阳明的《答顾东桥书》，其中有这样一句：“圣人之心，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四库本中此一句文字与之完全相同，页码在1266册—66页。这里也有一个疏漏，即原文乃是“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年谱》少了一个“欲”字。《答顾东桥书》一文同样很有名，原文全录在《全集》卷二第54页（即《传习录》之卷中），四库本全录在1265册—50页，同理，多了一个“欲”字，文理就显得更加通顺流畅。
关于古本《年谱》中的刻印错误，笔者还有一些疑而未定之处，如今本《年谱》第1245页记载“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升一级，（赏）银二十两，紵丝二表里，降敕奖励”（四库本在1226册—23页，字句同），第1313页记载平定广西夷人酋长叛乱后，“敕遣行人奖励，赏银五十两，紵丝四袭，所司备办羊酒，其余各给赏有差。”（四库本在1226册—82页，字句同。）这种剿匪平叛的大功，朝廷仅仅赏银二十两和五十两，似乎太少，疑“十”为“千”字之误。虽然笔者对明朝一两纹银的具体币值不甚清楚，但是赏给封疆大吏仅仅二十两和五十两纹银，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多的，恐怕连分赏给幕僚及差役们都不够。就在《全集》卷三十载录的出自王阳明手笔的一些奖赏部下和土司的公移（即公文）中，就有给下属佥事汪溱的“席面一桌银十两”；分别给广西保靖宣慰司宣慰彭九霄、永顺宣慰司宣慰彭明辅的“席面银五十两”，其世子“席面银二十两”[17]，等等字样，封疆大吏给土司和下级的宴席奖励尚有如此之多，朝廷给封疆大吏本人（在广西时王阳明已经是四省军务总制、兼两广巡抚）的奖赏，却也只有这么多，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另有一处疑点，《年谱》第1326页，在王阳明殁后，门人黄绾上书为其辩冤，
其中说道：“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四库本在1266册—94页，字句皆同。）在此，“本先民之言”似应为“本先圣之言”方是，这是很显然的。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没有查到黄绾原著，但猜测《年谱》古本、今本皆误也。
三、今本刻印错误
首先、同样是《年谱》第1272页，节录《答罗整庵少宰书》的文字中，有一段“今读其文辞，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在此，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今本《年谱》中少了一个“改”字。四库本《年谱》并无缺字，其页码在1266册—46页。这一段文字的原文，全录在《全集》卷二第76页，本作“而遂改正补缉之”。少了一个“改”字，这段话念起来语句就不通顺了。这里的缺失，纯属今天的编者审校不精严所致，与古本无关。
其次、今本《年谱》第1276页，有一段文字是“武陵冀元亨为公子正宪师，忠信可托，故遣往谢，徉与濠论学。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与绝。”（按：冀元亨乃王阳明之弟子，濠指宁王朱宸濠。冀元亨是受王阳明之遣去试探宁王的。）这里明显有一个错别字，即“徉”本应做“佯”（假装之意），两者读音相同（音yáng）而含义完全不同。四库本《年谱》作“佯与濠论学”，并无差错，其页码在1266册—48页。
再次、今本《年谱》第1283页有一段话，“制曰：‘王守仁封新建伯，……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两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壹千石。’”
这里的“两京”本应做“南京”才是。明成祖之后，其官吏体制内六部有北京和南京之别，南京的六部纯为虚职，相当于候补队员，北京方为实职。没有一个人兼两京兵部尚书的道理，否则王阳明就不可能归乡省亲赋闲六年之久了。这一点，四库本无误，记作“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其页码在1266册—54页。其实，今本编者校阅《全集》时若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同样在《年谱》稍前的第1281页，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朝廷准令归省，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仅以今本《年谱》自我参照，便可见“两就兵部尚书”本应做“南京兵部尚书”方是。
第四、今本《年谱》第1302页，节录《答聂文蔚》书，其中有一句“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其中“而不假于暖席者”的“假”应作“暇”方是，即“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四库本《年谱》无误，亦作“暇”，其页码在1266册—72页。《答聂文蔚》一信原文全录在《全集》卷二第81页，亦作“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这里的错别字容易辨明，纯由校阅不严所致，故不多谈。
第五、今本《年谱》中还存在一些句读错误，一般的句读错误笔者在此就不吹毛求疵了。但是有一处容易引起歧义的句读错误却有必要澄清，其页码在1279页，其文字是“席元山尝闻先生论学于龙场，深病陆学不显，作《鸣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席书，字文同，号元山，仕至大学士。）四库本《年谱》无标点，但与之字句完全相同，其页码在1266—52页。
在此，正确的句读应该是“（席元山）深病陆学不显，作《鸣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
这是因为，如果句读为“作《鸣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那就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了。陆九渊在世之时，朱熹的理学和陆氏的心学都只是民间私学，还没有哪一方占据统治地位。因此，陆学不存在“天下非之而不顾”的问题。相比之下，倒是朱熹的闽学更显招摇，后来方有奸相韩侂胃兴起的“伪学逆党籍”案，而陆九渊生前身后并无此遭遇。在朱陆二人身后，朱学渐渐取得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明代已成为封建士大夫普遍信奉的官学，因此，当王阳明、席元山等人起而提倡与陆学精神一致的心学思潮时，才会引得“天下非之”。席元山深谙陆学精髓，有“身任斯道”的勇气和毅力，他挺身而出为陆学辩诬，又能虚心向王阳明请教，于是“作《鸣冤录》以寄（阳明），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显然，这里的“其”是指明代席元山而非南宋陆九渊，是席元山置“天下非之而不顾”，一意以倡明圣学真谛为务，因此赢得了王阳明的称赞。
或许有人会问：素称可读的《王阳明年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史料和刻印错误？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年谱》的形成费时极长，且经多人之手，因此存在错讹在所难免。《年谱附录一》中记载：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师年谱成。”又详叙曰：
“师既没，同门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谋成年谱，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稿，总裁于邹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应作‘庚子’），同志未及合并。洪分年得师始生至谪龙场，寓史际嘉义书院，具稿以复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遣书曰：‘同志注念师谱者，今多为隔世人矣，后死者宁无惧乎？谱接龙场，以续其后，修饰之役，吾其任之。’洪复寓嘉义书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闻守益讣。遂与巡抚胡松吊安福，访罗洪先于松原。洪先开关有悟，读《年谱》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与考订。促洪登怀玉，越四月而谱成。”[18]
这一段话是王阳明晚年高弟钱德洪写的。大意是，王阳明去世后，其门徒准备为他编撰年谱，由于王阳明一生的经历复杂而富有传奇性，因此，由各位入室弟子“分年分地搜集成稿，总裁于邹守益。”邹守益（1491—1562）是在江右时期就从学于王阳明的弟子，其品德学识颇得王阳明赞誉，《传习录》中亦有记载，由他担任总裁官是比较合适的。然而，由于王阳明去世之后，“有忌者行谮于朝，革锡典世爵”，昏庸的嘉靖帝听从了权相桂萼的谗言，“下诏禁伪学”，[19]王学一度被严禁，后来在众多具有较高官位和社会影响的王门弟子的明争暗抗下才渐渐松驰，但是，终嘉靖一朝，王学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平反。王门弟子、友人的仕途命运也大多曲折多舛，仕宦生涯本来就难免天南地北，各居一方，兼之阳明亲传弟子多忠耿之士，薛侃、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等在嘉靖年间都先后因得罪权相或直接忤旨而被罢官，众人活得都很不易，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搜集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而编著《年谱》，是一件很不容易且要偷偷摸摸进行的事情。因此，王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直至嘉靖二十九年《年谱》尚未完成初稿的统稿汇编工作，邹守益还要向同门表达“修饰之役，吾其任之”的决心。没想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邹守益亦病逝。汇编《年谱》的重任落到了钱德洪身上。钱德洪（1496—1574年）乃浙江余姚人，虽为王阳明之同乡，但是从学于王阳明甚晚，据《年谱》记载其时在王阳明归越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从年龄上讲师生实乃隔代之人，因此，单凭晚出的钱德洪一人，要想详实而准确地了解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是很难办到的。此时的钱德洪身边倒是多了一个帮手，那就是王学的私淑弟子罗洪先（（1504—1564），罗洪先自叙曰：“予年十四时，闻阳明先生讲学于赣（州），慨然有志就业。父母怜恤，不令出户庭。……”[20]因此只能成为阳明先师的私淑弟子。虽然其对心学精髓领悟甚深，但毕竟没有亲炙于阳明本人，因此，在帮助钱德洪整理由多名同门采辑而成的《年谱》初稿时，比钱德洪年龄更小的罗洪先，有些纰漏看不出，这也在情理之中。再者，钱、罗二人因为自己在王门中的晚出地位，对于比自己年长的诸多师兄采辑而成的《年谱》初稿，可能心存敬意，过于拘紧，不敢妄加删改，结果导致《年谱》中的史实性错误不能够及时纠正，使学术价值很高的《王阳明年谱》中存在了一些瑕疵，这不能不说是王学研究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其次，虽然宋代就已经有了活字印刷，但是中国古代为了追求印刷效果的精美，雕版木刻方式一直存在，对于价值高、利润厚的出版物仍然使用木刻方式。众所周知，木刻方式繁琐而费事，难免出现一些刻印错误，而且一旦出现就难以改变。有时，只要编撰者没有发现或不提出异议，出版商就索性将错就错，直接付梓成书了。（当然，活字印刷同样可能存在排字错误，只是相对较易更改而已。）当这部书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之后，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再版者往往因袭旧作，于是隆庆刻本中的部分错讹可能被四库本继承，四库本的错讹又可被后人继承，甚至于直接将隆庆刻本中的错讹继承下来，这就是今本《王阳明年谱》中诸多刻印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当前我国出版业空前繁荣，由于某些出版单位和古籍编撰者自身审稿校阅不严，给新出的经典古籍增添了一些古刻本中原本没有的错讹，从而削弱了经典古籍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毫无疑问，阳明心学中有着“言不尽意”的深刻思想内涵，需要研究者去用心涵养方能真切体会，但是，如果能够将《年谱》乃至《全集》中的史料及刻印错误尽量扫除，那么，对于深入研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起码能起一个“清道夫”的作用，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先由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3月出版，2006年2月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上一仍其旧。
[2]以下简称今本《年谱》。
[3]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1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全集》。
[4]《全集》卷39，《征宸濠反间遗事》，1473页。
[5][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卷198，列传第八十六，《杨一清、王琼等》，52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6]详见《明史》卷190，列传第七十八，《杨廷和、梁储等》，5039页。
[7]同上，5229页。并参《年谱三》，《王阳明全集》1293页。
[8]同上，5230页。
[9]详见黄绾所著《阳明先生行状》，《全集》1425页、1428页。
[10]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无从查到隆庆刻本，只能以《四库全书》中的《王文成全书》为所参照之古本。
[11]以上皆引自：《明史》卷195，列传第八十三，《王守仁》，5164—5165页。
[12]黄绾（1480—1544年），字宗贤，与王阳明较早认识，多年为友，而后执贽称门人。
[13]《全集》卷38，1423页。
[14]按：海日翁即王阳明之父王华，号海日翁，又号龙山公。状元及第，仕致南京吏部尚书。
[15]《全集》卷38，1399页。
[16]《全集》卷26，988页。
[17]以上均见《全集》卷30，1112—1116页。
[18]《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1347—1348页。
[19]详见《全集》1325页、1328页、1329页。
[20]《全集》卷37，《年谱附录二》，1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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