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由于《隋书》无传，《唐书》未补，传世著述《中说》涉及之史迹，复乏佐证，加之传写夺误，遂启后人无限之疑。自宋迄清，学者多认其书为伪，甚而疑及其人之存在。虽历有学者指出两《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并《经籍志》载及通事与著作，然疑点尚多，终难破惑。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著《历史研究法》，于史料辨别一章，直斥其书系王通伪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造伪者难定，而主张“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黄云眉为姚书作《补证》，认为书虽不伪，而“门人皆系虚造”。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辩证》于《中说》旁征博引、钩深及远，最称精赡，然其结论并同《提要》所谓“福郊、福畤篡述遗言，虚相夸饰”之说。嗣后王立中著《文中子真伪考》、尹协理著《王通论》，又续作许多考证，虽都认其人实有，而书则伪撰或严重改篡。奇怪的是，一则证明王通事迹最有力的证据，以上诸公硕学竟皆未及注意，这就难免臆说歧出，终难定其一是了。近从《全唐文》中翻检到王通弟子薛收所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以为千古疑雾，可以一旦而释；诸家误说，皆可据此得以订正。并援新发现王通弟王绩所著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五卷会校本），重考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如次。
一、王通事迹考
王通（公元584～617），字仲淹，隋河东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生于开皇四年秋冬之月（参见《全唐文》、《文中子世家》及《录关子明事》），卒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享年三十三岁（参见《全唐文》王绩《游北山赋》注。薛收《文中子碣铭》作三十二，《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作四十二）。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生长于世代冠冕之家，富有典籍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王通生时，其父铜川府君筮卦，遇坤之师，请教其祖父安康献公，献公说这是素王之卦，二爻阴变阳，是上德而居下位，虽有君德而生非其时，所以此子长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起名曰通（参见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福畤《录关子明事》，《全唐文》卷一三五和一六一）。《录关子明事》载“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云云，是说王通祖父于开皇元年归老于家，向王通父亲讲授关朗学术，并非指终老于家，所以及见王通之生，并为他命名。
王通早慧，两岁即已知书，“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道”（同上）。开皇九年，王通五岁时，隋平江东统一全国。王通和他父亲有一段对话，《文中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铜川府君叹曰：“吾视王道未叙也，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始十岁矣，有忧色。铜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尝闻之夫子曰：‘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之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文中子十岁当是五岁之误。或后人见五岁童子不可能发此议论而改。今据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粤若夫子，洪惟命世，尽象纬之秀，钟山川之灵，爰在孺年，素尚天启；亦既从学，家声日茂”等语，可证以上所述，尽是事实。象纬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黄河与龙门山，孺年天启，正说明王通幼年确属神童。正因如此，王隆才开始对他讲授“元经之事”，即对历史的认识。
开皇十八年，王通十五岁，在父亲的勉励下，“于是始有四方之志，”辞家游学四方。“受《书》、《春秋》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三易之义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文中子世家》）。文内关子明三字之后当有后人二字，或即关生二字之误。即《中说·魏相篇》“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矣”之关生。关朗亦河东人，故疑关生为关朗后人。若谓《世家》为通子福畤伪撰，则畤有《录关子明事》一文，纪其祖穆公与关朗交游受易事甚明，岂能误为其父。王通游学期间，以其聪颖博识，还解决了其他人学问上的疑难，所以《中说·立命篇》说：“夫子十五为人师”。
仁寿元年，王通十八岁，“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文中子碣铭》）。秀才在隋唐时代，属于最高级别的科举，极少有人考中。开皇十五年，仅杜正伦一人及第，杨素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此人！”经重考方录取。才冠一世的刘焯也是秀才高第，可见秀才科的荣贵。王通秀才及第后，名动京师，很多高官显宦都要求和他相见。《中说》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王道篇》）。又“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天地篇》）。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其中除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一人姓名有误外（今疑其人乃薛道衡，因后文责其“言文而不及理”，编者因薛收故改），余皆实录。后人多以重臣请见、遣子求学为虚妄作伪，其理其据本不足深辨。今按薛收所撰《文中子碣铭》中明谓：“朝端囗囗（原注：阙文。疑为誉其二字）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可见名臣纡贵降尊，请见王通实有其事。而且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还是朋友（父党）。至于贺若弼，因早与王通长兄王度友善，并曾称赞王通季弟王绩为“贤兄有弟。”请见王通，当亦在情理之中。《中说》编者用“请见”两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岂可以后世事理衡之。
据杨炯《王勃集序》、《旧唐书·王勃传》，王通秀才高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次年十二月蜀王秀被罪废，因王通在此之前即辞官归家，未受牵连。《中说》曾载通与刘炫论易事，学者每以炫久贬河间乡居，两地悬远，难得相遇致疑。殊不知刘炫早于前年被枷送益州，初为蜀王门卫，后为书佐，同处为官，故得相与论学也。王通虽然辞去朝廷蜀郡司户的任命，却于20岁时向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据杜淹《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五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这一史事在二年后，通弟王绩游京师时，重被提及。据《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吕才《序》所记：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谒越公杨素。于时宾客满席。素览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绩闻周公接贤，吐?{握发，明公若欲保崇荣贵，不宜倨见天下之士。’时宋公贺若弼在座，弼早与君长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见贤兄有弟。’因提手引座，顾谓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杨公亦不减李司隶。’素改容礼之?。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君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征君通，尝以仁寿三年因上十二策，大为文帝知赏，素时亦钦其识用。至是谓君曰：‘贤兄十二策，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君曰：‘知而不用，谁之过欤？’素有惭色。”王绩游京之年当在大业元年至迟不超过二年夏天，因是年六月杨素改封楚公，至七月而卒。《王无功文集》校理者谓绩谒杨素于仁寿三年前，大误（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该集会校本）。这段新出的史料，不仅说明了杜淹《文中子世家》确属信史，也证明了王氏家中多出神童的事实（还有通孙王勃，史称“六岁善文辞”、九岁作《汉书颜注指瑕》等）。
炀帝继位后的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之白牛溪，著书讲学。“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薛收在《文中子碣铭》中，对王通隐居的目的、著述的内容以及讲学盛况的概括，与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绩《游北山赋》及《中说》所载，若合符契。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也说：“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可见王通的托古明义、开物垂训，完全是为了挽救世运时弊，亦即所谓的“命世特起”。王通续作《六经》，用了九年时间，然后专意肆力于讲学。“山似尼丘，泉疑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游北山赋》及注）“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洙泗矣”（《文中子碣铭》）。这即是后世所谓的“河汾道统”。这期间朝廷屡次征辟，“两加太学博士，一加著作郎”（同上），皆不赴召。
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遣使召请王通。王通对使者说：“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至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天地篇》），说明王通对时局有着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他的归隐讲学，著书立说，目的就在于弘扬王道仁政。所以不赴杨玄感之召，就是认为杨没有推行王道之治的至公血诚。当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闻李渊在太原起兵，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王道篇》）并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魏相篇》）。看来他是有意响应的。他的门人弟子，大多投效唐军，显然是受他影响。薛收在《碣铭》最后说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乐。”即是在王通病中，师弟间议论的结果。可惜就在这年五月甲子日（据薛收《碣铭》），王通过早地与世长辞，终年三十三岁。“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同上）。
王通的门人，据王绩说：“以董常、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彦”（《北山赋注》）。《中说·关朗篇》所列，除此之外，还有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窦威、陈叔达、王圭等唐初名臣。王绩虽在《游北山赋》中说过王通“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痉夫子于佳城”和“门人多至公辅”，但没有确指，后人遂多以此致疑。据薛收所说自己和王通的关系是：“义极师友，恩兼素故。”（《碣铭》）以此律之，以上名臣亦同此例，即使年齿、辈份、爵位长于或高于王通（如王圭是王通族叔，陈叔达是绛州郡守，房、魏、杜等年长，余人也多为通之平辈），只要曾求学问道于王通门下，称为门人并不过份。且门人与弟子是有区别的，古称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受为门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统立教，非训蒙之师，游通之门者，也多饱学之士，特为问道解惑或愿得指正品题而来，正是介于门人弟子之间者。《中说》将之统称门人，非但无谮妄之嫌，反有自谦之意。韩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说》），李白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上韩荆州书》）者，又岂以年齿爵位论人者所可知哉。王门学派的这一特点，即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关学编·李二曲传》云二曲布衣，又当王通之年，“远迩咸以夫子推之”，“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此本隋唐古风，观唐人多以此为美谈，自宋始疑之可知。房、魏等名臣传中“无一人语及通名者，”（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邵博《闻见后录》卷四）自是史书失载，其为通门人，当不成疑问。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历述世事亲故如薛收、姚义后云：“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据五卷本《文集》，已明指诸贤为王门学者。王福畤曾录其仲父王凝转告之魏征自述云：“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杜、房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全唐文》卷一六一）可见诸公也并非“皆忘师弃旧之人”。（司马光上引文）诸人虽执弟子礼，但王通仍称之为先辈，正见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也足见王通人格之伟大。陈叔达也说自己是“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答王绩书》，同上卷一三三），并引据：“古人云：过高唐者，学王豹之讴；游睢涣者，学藻绘之功。”承认自己撰《隋规》，正是受王通的影响。可见并未因年齿名爵而影响他们在学问上的师生关系。
唐初，陈叔达、房玄龄躬与撰写《隋书》纪传，由魏征总领其事，他们未必没给王通立传。观《旧唐书·王绩传》明谓通“自有传”可证《旧唐书》）此例甚多，余嘉锡认为可能是刘煦以为通为隋时人而删去）。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五卷本）述王氏六代家世后云：“国史、家谍详焉。”可见当时国史多载其父祖兄弟传记。《郡斋读书志》谓：“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通录》究系何书？所云是否诬妄？史臣复指何人？由于晁公武虽引其书，而自著读书志中不载，遂又多一层疑案。《隋书》最后成于长孙无忌之手，最大的可能就是因通弟凝与其结怨而被他删去。王福畤《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记其结怨始末，关系非轻：凝为监察御史，曾劾侯君集谋反，“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全唐文》卷一六一）文内仲父当系仲兄之误，或畤追记时，偶以己身称之。因系追记，故以太尉称长孙，亦不足为疑。考王凝劾侯君集事，时在武德年间，则不仅“事连长孙”，且亦危及太宗矣。其时太宗方当扩张势力之际，侯君集乃其心膂，劾君集，乃所以坏秦王之大事也。“由是获罪”者，岂独获罪于长孙，直获罪于太宗矣。是以吾固曰“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者，太宗之意也。长孙删王氏诸传，盖有由矣。不仅王通，即是王度、王凝，也是有资格在隋唐史传中占一席之地的，然而都因此成为待考的疑案。但是由于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的重新发现，史传之有无已经并不重要。今按，碣铭本随葬于地下，可能出土于清初，清初钱大昕等人兴起搜辑金石碑刻文字，补正史传阙误之风，发现许多珍贵的史料。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能收入一些史、集之外的佚文，正是得益于此。此件碣铭已非初拓本，观其阙坏可知。余尝遍索历代墓志及题跋集，而原拓踪迹终未获睹。《全唐文》最大的缺陷，就是采辑群书、佚文不注出处。故此《碣铭》出土之时、地（是否为龙门万春乡）、人，尚待考索。《旧唐书》载《薛收文集》十卷，早佚。赖《全唐文》收编此文，足释千古疑案，足为史学幸事。
二、王通著述考
王通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
一、《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杜淹《文中子世家》）后佚。
二、《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据陆龟蒙《笠泽丛书》称）。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中说》载其续六经的目的云：“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礼乐篇》）《续六经》初编共六百七十五篇，八十卷。至唐王福畤整理时，缺十篇，勒成七十五篇。唐末散逸。
《续诗》宗旨与其六世祖玄则《时变论》相一致。王通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王道篇》）《续诗》所收诗歌上自晋宋下迄周隋，“甄正乐府，取其雅奥”（杨炯《王勃集序》），以达“化俗推移之理”。王通说：《续诗》“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事君篇》）。
《续书》宗旨与其四世祖王虬《政大论》相一致，目的在明“帝王之道”。所收诏命，起自西汉，迄于晋代。自述这一去取是因为“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王道篇》）杨炯说王通“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勃集序》）王勃曾亲为《续书》作序，也说《续书》是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充。据其《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王子安集》卷四）。
《元经》的编写宗旨与其祖穆公王杰的《皇极谠议》相一致。王通说：“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议》焉。”（《王道篇》）可见这部效法《春秋》的著述，是侧重于史论的，并且以“三才之去就”，亦即天人之际，作为评定史迹的纲领标准。据陈叔达《答王绩书》云：“自微言泯绝，大义乖坠，三代之教乱于甲兵，六经之术灭于煨烬，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贵虚饰以佞一时。”“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全唐文》卷一三三）信中所述与王通修《元经》志存“史道”的精神及“帝元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王通曾详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云：“《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问易篇》）《旧唐书·王勃传》谓：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此记载有误。《元经》实起于晋惠帝永熙元年，迄于隋开皇九年统一区宇之岁，共三百年。天下混乱，帝制不明，作《元经》就是效法《春秋》笔法，行褒贬，代赏罚，“以为匡扶之要略。”（王绩《答程道士书》）“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杨炯《王勃集序》）王勃整理《续六经》，然于《元经》之《传》，亦“未终其业。”（同上）现存《四库全书》本《元经》有薛收《传》及阮逸注。
自宋以来，学者皆认其书于五代时散逸，传本乃宋代阮逸所伪造。最初致疑者为晁公武叔侄，《郡斋读书》卷十于《元经》十卷条下谓：“按《崇文》无其目，疑逸依托为之。”邵博于《闻见后录》卷五更记晁以道之言曰：“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并述“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其书《唐志》无目（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其目），书著于隋而人名避唐讳，为阮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其伪撰的证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史学“书名书字，例本互通”，不一定是避讳。但又举出“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并引陈师道《后山谈丛》等书亦记及“逸以稿本示苏询”事，说：“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近人顾实作《古今伪书重考》则指出《元经》“自刘宋立国，始进魏于经，而南北并列。至刘宋亡，遂黜齐而进魏，尤为荒谬之极，揆诸《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大义何在哉！则此书直无知妄作而已矣。”黄云眉《补证》引詹景凤《詹氏小辨》曰：“《元经传》谓为薛收作，光谓经传悉伪也。何以明之？以是非予夺不明。”举晋贾后被废在后，而经文擅称庶人于前；帝王崩后始为庙号，而经文先称之，且在文中子卒后为证。黄云眉认为“此亦以书法攻《元经》之伪，甚当。”遂定《元经》、《传》皆阮逸伪作无疑。”自兹以往，迄无异说（余于刘蔚华主编之《儒学发展史》撰该章时，亦震于诸书之名而姑依成说）。
余尝三覆《元经》其书，历览古今诸辨，以为《元经》不伪，薛《传》亦复可观，而讶诸辨伪文字，理据何其薄弱而武断也。更辩之如下：晁公武以《崇文总目》不载，因而致疑，尚属谨慎。公私书目失载，而其书后出，确实值得怀疑，然大抵多指年代久远者。《元经》及《续六经》诸书，至晚唐犹存，读皮日休、陆龟蒙文可知。学者也多认其散逸于五代之际。柳开即遍访其书不得。但这不能否定还另有藏书之家存有其书，建阳阮氏即是其一。据阮逸《文中子中说序》云：“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其中既有《中说》“亦列十篇”。即有《中说》复有《元经》，又有何可奇怪的呢？至于邵博、何薳、陈师道以“逸尝以私稿示苏洵”，而断即其人伪撰，也不合情理。岂有作伪者，即欲“以欺一世人”，希冀其传，而肯明言此吾所伪撰者。其必以所加注之抄本示苏洵也，何可遽断全书为伪？“笃行君子”所记诚不诬，而所断实误。至于陈直斋所举人名改字避讳事，本考书辨伪之小技，而《元经》只是以字代名，不属避讳，《提要》已辨之。而《提要》又以“书神虎门为神兽门”为无可置辨之证，只此一字之差，又焉知非薛收或王勃及包括阮逸在内的传抄者之笔误或妄改也。故知以上书目所云，显系猜测语，不足为凭。至若顾实、詹景凤所言，则涉及所谓“《春秋》书法”问题，然詹、顾实不谙《春秋》微言大义之书法。《春秋》书法，有经有权、有常有变、有进有退。即以夷夏之辨言之，诸夏之所以称诸夏者，以其礼乐文明；夷狄之所以称夷狄者，以其侵暴无信也。所以儒家要严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者，即所谓常经也。然而儒家又认为夷夏关系、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孔子曾欲居九夷，孟子所谓“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春秋公羊》所谓“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如能奉行中国之礼义制度，则可进而为中国；中国如弃绝礼乐文明，则应退而称夷狄。此处之进退，即是所谓的权变。这即是《春秋》大一统的根本义，亦即所谓的《春秋》大义。王通深契此义，故能黜萧齐而进元魏，这与王通的王道帝制思想是一致的，也说明王通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至于“南北并列”，宋、魏并进于经，则以其时南北皆属偏统故也。《春秋》书法，首以正统，次以偏统入经，余则伪统也。此又近于《公羊》新三统之说，与《中说》所述其著《元经》的旨趣也是相合的。“不得已而作”，正透露了王通以权变行褒贬的用意。权变亦即是反经而合于道。《中说·述史篇》载有通师弟之间关于《元经》的问答：董常曰：“敢问皇始之魏，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是说元魏于皇始年间，虽然入主中国，但还没有奉行中国的礼义政治，故尚不能以中国正统称之。又问：“《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帝元魏的标准，即是推行了“天地有奉、生民有庇”的礼义政治。今本《元经》于宋亡时，《经》书：“升明三年禅位伪齐。”然后《经》书：“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表示其年始以魏为正统，齐为伪统。这都与上述《春秋》大一统以及三统说是契合的。《元经》效法《春秋》，即是取其编年史之体裁，行历史评价亦即褒贬之实，“是非予夺”是否公正，当然是首要问题，然如詹氏所指，先于其行事之年，书以其后废立之名。或如何焯所指太元八年“坚为慕容垂所败。”（见《郡斋读书志》该条注），按此例尚有元康七年“梁王彤陷王师杀周处”苻坚为晋军所败；周处讨齐战殁，尽人所知。而坚之败、处之杀，实慕容垂、梁王彤有以致之。故《经》文舍其表面现象，而直追其根本之由，此又王氏新创之褒贬书法。薛收于《传》文中，已详释之，何独不见也。
今本《元经》十卷，前九卷题为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后一卷旧题薛收撰，《四库提要》以为薛收续。然观第九卷开皇九年传文引文中子语后，有“薛收曰何谓也，曰天人相与之际，其可畏也，故君子备之。”又于卷末题“续《元经》后二十八年终。”阮逸注云：“如《春秋左传》至孔子卒。”则此书至此已收束。或薛收欲续而未续也。观末卷体例与前大不同，且薛收卒于唐武德七年，越二年高祖卒，诚如詹氏所指，何能与闻高祖庙号。且卷末记开皇元年文中子生，大误。知非薛收所撰，乃后人以狗尾续貂耳。然全书绝非逸所伪撰。逸本天圣间进士，又“才辩莫敌”，岂不能按《春秋》固有体例、笔法，伪撰一部毫无特色的《元经》，而故出上举新创之法，贻人疑窦？又薛《传》原本未完，《经》文亦多残阙，增窜之余地尚大，逸何不为之？即使其果欲伪撰此书，余恐其非才不逮，恐其不谙通、收著史之意也。
至此，可以下一个断论：王通《续六经》除《元经》今存外，其余至五代时已全部逸佚。
三、《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十卷。旧题隋王通撰，实为门人纂集王通言行记录而成。初编者为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薛、姚撰写卷首与序言。王凝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关朗篇》）再编者为王凝。王凝任监察御史时即开始搜寻门人记录，“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王氏家书杂录》）由王凝编集成册。最后成于王福畤。王福畤将王凝授予他的《中说》“辨类分宗，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仿诸纪谍，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同上）。《中说》之《外传》今已不存。历代承认文中字实有其人其书的学者，也都认为其子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甚而不惜造伪。元代吴师道说：“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翱始举其名。”（《礼部集·书文中子后》）说是“虚相夸饰”，是因为《中说》所言，别无佐证，以意度之或当如此。而如吴师道所言，则自福畤贞观二十三年编定《中说》起，至李翱生活的会昌年间近二百年，王氏必于六、七代间，父子兄弟世世以“此是伪书，幸勿外传”为诫，世间断无此等事理，实属厚诬古人。窃以为中唐以前，世之所重唯有经学，而王通之学乃儒学中之子学，于六经之外，另辟蹊径，另立新说，故门人谥为子而不称先生。还是欧阳修分析得近理：文中子“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新唐书·王绩传》）其所谓“诸儒”当是指孔颖达、颜师古诸人，是正统的经学家。以经学为主流的盛唐时代，其书不显，是必然的。迨至中晚唐时代，疑经之风起，韩、李、刘、柳以至皮日休、陆龟蒙辈，皆以道统自任，学风为之一变，其学实即儒家之子学。于是，《中说》也自然受到重视，并没什么可讶怪的。明儒焦肱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草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如此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今按，《中说》所记王通议论行迹，并非模拟圣人言动的伪作，除个别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阮逸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为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中说》北宋时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鼎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的类编本，正是参校阮、鼎两本而来，可惜此本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陈亮集·类次文中子引》）《直斋书录解题》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鼎本明显地优于阮本。则后人只据阮本之文，便遽下论断，也就难免乎郢书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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