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金忠烈
[提要]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必须用东方的传统，文化即中道文化设计21世纪的文化蓝图，以建设中道文化，善导人类生存，拯救人类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危机之中。东方文化的哲学基调是周易宇宙观与儒家创造人生观。此宇宙观确认空间构造的有限和时间变化的无穷。宇宙是变化的生机广场、生命的目的系统，是个成性存在的升华过程。在宇宙万有的生成系统中，人同万物本属于所生天的地位，但人又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而与天地参的特殊存在。东方文化的特征是农耕社会，伦理道德。这种农耕文化，一是归依自然，一是依存伦理。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区别是关于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原则不同。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原则有助于治理物质主义的病弊。东方宇宙人生观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在于：至少在人类生存的世界，用“有限”代替推动今日物质文明的“无限宇宙观”这一根本概念，以拯救今日文化危机；重提“东道西器”、“中体西用”，商榷“中道文化”与“科学文明”的理想结合之道；把我们寄托生存的唯一地球这个自然界当作一切的归依，而不是征服、改造、治理的对象；以儒家天地相参的中道主义，寻路归平，匡今日物质文明的失衡。
一、前言
——-物质文明的危机在今日的东方
再过5年，我们的历史年代，就进入21世纪。人们说：“21世纪为亚洲、太平洋时代!”而此言先出于欧洲学人之口，即如：1947年汤恩比即说：“21世纪为太平洋的时代”；1970年罗素在临死前预言：“2l世纪为中国的时代”。尤其在1972年罗马协会的报告《成长的极限》一书，诊断西方文明的病弊，而开出的治方，其内容恰与东方宇宙观之主要概念一致。因此，西方学人自认挽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要方．即在东方，而更加努力探究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及其古典哲学的思想模式。随着自重自爱的东方学人，开始批评西方哲学的缺点，精辟解说中国本位的哲学特质，以资西方学人对东方文化的同情理解，并提供补救物质文明的根本处方。
不过，西方正在痛觉自己文化的病症，而力行补救改善之时，东方诸国的操政营商之辈，反而倾倒已呈问题的西方文明，步其后尘，推动一切力量，来谋求经济发展。而少数先觉者所呐喊，物质文明不幸后果的警告，竞被工厂之噪音，商贾之叫唤所吞没，犹如受政经宣传而成驯致的大象．只有受觉，而不爱沉思。亦如同19世纪末之尼采．真情告诫西方文明之没落之时，亦被科学万能之盲信所挡住，寥无反响。尤其甚者，如稍有经济成就的所谓东方四条龙，自夸自大，误把西谚以“文化类型”预卜“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之言．曲解为“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成为政经中心，而领导世界”，并利用到政经目的，试图突破政治僵局，而予蒙蔽经济不安以暇象，此种作态在目前则成为一种随时随地掩饰困境的口头禅!
想来奇怪，以物力支配20世纪的西方，到了20世纪的暮年．痛觉前错，敏于改过，终于寻入东方文化之共命慧“天人合一”之
路。但是，自从鸦片战争，失去信心的东方，迄今还未从全盘西化之羡梦惊醒，竟至舍弃自我之一切，唯以追上西方历史的后尘，认西方文明的糟粕为进步开明，竞相踏上已受到警告的文明旧轨，以自身未熟之术，乱驶破车，不知穷途末路，而以追求速度为快慰，致使现在的东方四条龙，在消费物质方面，竞比西方更为西方化了。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开始要享受经济成就之一点果实时，谁料得，我们寄托生存的唯一环境——地球，四面八方，笼罩了乌烟瘴气，大自然丧失了其净化能力，而水土污染，生态失衡，气象异变，能源枯竭，加上人性之堕落，带来人世已非安身立命之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难，更比农业文化贫穷中之苦生，还要严重而且难以解决呀!
面对此关系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吾人生逢其时亦当其冲，且在东方学哲学的，应何去何从?该提那一种体系的哲学?我们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中，有没有可承担“新世纪”的潜能?这一连串的反省与发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哲学是时代的所产”，也是批导文化的指南。在此重要关头，东方哲学，如仍作西方哲学的附庸而缄默，则人类靠什么来克服这世纪的危机呢?吾人看东方哲学中，足补西方之短，而有益于世者，无疑是和谐均衡的“中道哲学”。此篇小考就在这种时代环境的逼迫之下写就的，虽是尚待继续研究补整。但至少在指出东方学人应有认识的世纪问题及其相关切之点，我敢说自有它的意义!
二、“21世纪为东方的时代”的真义及其实现方法
20世纪，的确是西欧文明，征服东方支配全世的时代。但它的支配，把人世推人重重的危机。然则从我们东方的立场而说，决不可让它继续驾驭21世纪，非要别一种文化来代替它不可，至少
以其他文化来修补。然而，事实上问题未即那么简单，我们不妨先设几种假想而加以检讨吧!第一，我们人类仍乘20世纪的列车(欧美文明)继续开入21世纪；第二，我们换乘另一种新的列车(东方文化)敷设2l世纪的新轨。在此，第一假想是有可能性很大，不过它如不加根本的修补则可能给人类带来比20世纪更坏的不幸。因此东方人不愿便乘这种“内部装置不安因素”的旧车。而第二假想呢?是大多数人类所期待的尝试，但此种新车在目前连开始准备都没有，哪能实现?如此，第一假想有可能而保有不安；第二假想有理想而难望实现。我们在此不妨折中一二假想而谋出第三假想，那就是把开过20世纪险路而来的旧列车，大予修补换装第二假想的内容，即是以东方的“中道文化”来驾驭21世纪的新时代。20世纪初所提“东道西器”之论，在此世纪之交，再一次重提商榷如何?
其实，第三假想也有问题，我们东方学人，有没有准备新装，可供时用?再考，如有准备，西方学人愿不愿意换装?我们有没有力量，如西方征服我们一样还击西方，强施换装?有人说“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此语暗示：20世纪是西势东渐，所以21世纪该是东风西吹。但是，这些攻守转换般的论调，是受洗西方二分对立，征服异己的思想模式，而不是东方“全体大用，圆融和谐”的中道文化之正道。20世纪是西方文化排斥东方的一切，而横霸全世的时代。这以西方宗教的“唯一绝对”观念来说是理所当然。不过，东方的文化观是以包容多样为充实，排他斥异则反为贫乏，所以“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的真义，决不是东方文化征服西方文化独占21世纪，而是包容人类各种文化之长，加以融会贯通，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更不一定要东方人来驾驭。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族国家的观念较为稀薄，而文化信念则坚固异常，所以谁来支配东方驾驭世界，是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他们
必定重用中华“中道文化”来建设世界。中国文化主义含有这种特性，在肇起文明的古老民族中，唯一能保传至今?新新故故，绵延长存，不知衰颓。换言之，中国是不以武力进攻为保种卫族的手段，而以优美文化来忠己恕人，扩大之而为“物我同胞”的泱泱大国。
这种唯依文化力量来保传命脉，化融异己来扩大自我理想的传统，是远自三代，继往开来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个朝代虽亡，其所遗下的文化，仍由后起朝代来因袭且创造，周文化之所以美盛，是能继承夏殷文化，加以修订创新之故。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某一朝代如其单受前朝政权是不足的，还必须承担传统文化遗产，才为正统的朝代。箕子把“洪范九畴”传授武王，即其先例。管仲时代“华夷之分”早已不是种族疆域之分，而是文化优劣之分，故说：“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则诸夏之”。黄梨洲所写《明夷待访录》，就是承服满清入关的事实，但愿必以华夏的传统文化来治理中国。这也是以文化力量来化异为己的同化史观。有此文化力量，汉族虽受辽金元清四次的异族统治，但一入中原，所有异族，终于被中华文化同化，而中国历史仍续不绝，文化更为光大。这种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我们可以用到艰难重重的这世纪之交，如同《洪范九畴》、《明夷待访录》，使西方学人来应接过去，用到21世纪的文化设计，这是“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之真义所在，也是实现最有希望的方法。
综看上言。我敢断言，21世纪是仍由西方来继续主持，以我们东方文化的传统而说，谁来驾驭21世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何种文化来驾驭?可喜的是西方已觉到自己文化的病因，而力求治方·并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理，很重视东方老熟文化
的智慧，很恳诚地学习东方，探究真理，故东方文化在21世纪是大有实现的可能。
21世纪是20世纪的延长，可说是21世纪是20世纪的嗣子。《易》蛊初六爻辞日：“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日：“干父之蛊，意承考也”。王弼注日：“处事之首，始见任者也，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干事之首，时有损益，不可尽承”。王弼的注解提供我们几项宝贵的教训：其一，新旧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是尽早决定能担任遗事的继承人，那莫如是嗣子。其二，父之遗事，以子承担改革，则可以减少交替之际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其三，如果父之遗事已呈病弊，则难予全般守成，故时有损益不可尽承是难免的。以此“易理”来说，21世纪初期“处事之首”的继承者(能承先轨)是相当于20世纪的嗣子西方，但是西方“不可尽承”，时有20世纪已呈问题的西方文化，必以东方文化来加以损益(换改或修订)。这些措施虽是艰难，如有办成，必有好果(厉终吉)。
在此，我们东方学人，应取何种态度，该作何种事业?那就是我们用中国的传统方法，尽快准备如同《洪范九畴》、《明夷待访录》般的《东方文化精华》(假定)一书，供给西方学人参考(待西人之访)。21世纪，未来的文化成份里，东方文化的比例之多少，是全系我们东方学人在此世纪之交如何应付努力的结果。我们如果仍旧缄默不言，袖手旁观，则不但得罪先哲，也得罪世界人类。本人借此孔圣生地曲阜之盛会，郑重建议东方学人尽力同心，编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东方文化精华》一书。
三、“有限宇宙观’’要义及其文化基调——以“易理”为典要的生存智慧
17世纪以前的东西宇宙观，是大体相同，共为“有限字宙观”，而从(Bruno)(1548—1600)提出“无限”概念之后，西方就走“无限宇宙观”之路。此一宇宙观之分歧，300年来，东方仍停留在循环史观下之农耕文化，而西方却以发展史观，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起工业产业社会。这一“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的局势，近百年来，西方竟以物力征服东方，惊讶西方物质文明的东方被迫或自动地抛弃自己文化的一切，全力走上西方之路。如今从观念形态到实际生活，东方无一不是西化，一些大城市，则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西方“无限宇宙观”所以如此把人类文化剧变至极的原因，是在克服人生之有限能力以支配广大世界的欲望所致。因为“无限宇宙观”新开了广大无边的人生舞台一一新世界，人观感此一广阔空间之后，还看自身时，其所生具之官能是那么地渺小而柔弱，则宇宙如何无限，其于人生何为，这种眼高手低，“不能随心所欲”的悲剧心态，竟谋出增强第一官能的机器，如显微望远镜扩大视能，车子飞机迅移空间等，我说这是第二官能。但是制造机器，需要科技更需要能源。西方的工业产业革命是这种必要下发起的，而经过工业产业革命之后，科技文明，突飞猛进。19世纪的科技成就，确实解决了人类几千年来的夙愿难题，并且带来了生活上很多的方便，人们相信“科技万能”。不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更要扩大空间支配，更要第二官能之灵活。所谓的“机心机事”交相刺激之下，大量挖掘能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造出所谓“随心所欲”的悲剧：破坏自然，能源枯竭，生态失衡，丧失自净，而一般人也感触到物质文明的危机到来，科学者慌忙地
出来，开出急诊处方日：“唯一的地球”，生长有限，“物极必反”，“生态均衡”等大量修订西方宇宙观之诸概念。而这些改过来的新概念，其实在东方字宙观中已成人人所知的普遍道理，而无甚神奇。于是支配世界近400年的西方“无限定宙观”自然被判禁锢，悄悄下台．然而长久时间无人问津，只藏在古堆中之东方“有限宇宙观”则开始接替而浮显了。
那么，何为“有限宇宙观”之要义?其观念所致的文化为何种类型?在此为了节省篇幅，只好针对现代文明问题以《易传》哲学分为三项，以概其大要。
1．以“时间无穷”，克服“空间有限”之“道”
东方“宇宙”如同其字义：上下四方的空间构造为“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连续为“宙”(尸子日：“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依此解释．其空间虽云广大，究竟是封闭的有限形体，随之藏在其内的万有(物量)，自为有涯，而且时间如何延绵，到底有限空间之一度，不过是连结断落的循环而已。这种空间范围之狭小，时间替迁尤为短暂的“宇宙”，以其吾人生命之扩充本能与永生意志来说，大为失望，不无遗憾。因此如不解决困惑心态。则困于决定、宿命等论的牵挂，易陷于虚妄，人生简直是一团悲剧，无甚意义可言。
幸而东方先哲，观感宇宙，体察人生，积累几千年的经验，舍其形体而穷其妙用，终于悟得“变化通机”、“顺天应人”之道，那就是以时间无穷，克服空问有限之“道”，单看形体则有限宇宙确是个封惑。不过透视妙用，则宇宙还是个所有可能有的存在中，最为圆满具足的存在。天地照法自然而轮转不息，四时顺动天秩而气序替变，万物乘此运转变化的时间之流，各遂其生，天地恒运．气序周旋，则生物也新新，故生生不息，前生未尝终，后者已资
始，后先相续，至于无极，如此宇宙为普遍生命流变之机，万有功能会显之场，则人生如能和天体物，则其生命意志，可恒久而不已，其生存资具可换代而足用。所以东方八的“永生”，不如西方宗教的个体之复活愿，如同万物以生生为不息，必以生殖永传命脉，并遗传意志步步实现，又其物质生活，必以天地所生的利息为限，寡欲守分，爱物节用，而决不提用物质本身的有限存量，是为东方文化之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为克服物质文明危机的最适之方。
2．彰往而知来，以简御繁之“理”
易有三易，变易、不易、简易为是。万有生命之所以生生不息，莫不资于天地轮转而不息之道，而藏在这有限空间中之万物，所以能疏通持序．也是赖于变化持衡之理，则运转乃天地悬空而不坠之功，故《系辞》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而且变化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用，故《系辞》云：“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目：“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一阴一阳而无穷，非天下之至变，孰能与于此?”“易”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活泼的生机。也就是万物之间维持平衡调和之通机。东方的宇宙是生动的，生动故虽形体有碍，而其妙用则无穷，妙用无穷则形迹不滞，质碍都消，再不受空间有限之困惑。
天地本身如此有秩有序之完善，其变动虽不居，“必由其理”，故《系辞》日：“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一”就是“不易”，天地万物无一不变化，但其变化本身的原理则不变。“不易”就是这种不变，而不是西方“神”、“本体”那样不变的本身。有此变本身之不变原理在，天地得以常变，万物得以“无妄不惑”。但是先
民能得这一“不易”之理，是经过长时间的积验所获，而得理以前的先民，只是穴居腥食，只依迷信而不能自主，尚无文明可言，所以在繁乱复杂的变化中，把握其所以然之理——“不易”，是可说人类文化开始拨云雾而能见清明景象的起点。“变易”本身有“不易”，而人以其“不易”当作理得，是人类树立知识体系的端绪，我所解“简易”为符号易，就是把不易之理加以知识体系化的“易理”，而人有了“简易”，以后人的生存方法，便能脱离迷信宗教，忧患意识亦逐渐减轻，自主地思考，以学问方法来观感宇宙，体察人生．而建树顺天应人的中道文化。东方文化之基调，是以“易理”为典要，据以演绎出来的，故说“易是东方文化之总府”。
《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即简易，是以易理为典要的知识体系，而简易是在现实生存世界里，透过实际生活的经验，究得简便原理，并加以知识化的，故其知识品质是具体而非抽象，其知识功能是踏实而非超越。所以东方人对抽象哲理、超越宗教无甚兴趣，因为他们只肯定现世间，而理想必在现世间实现。在此《易》一书已不只是占卜之用，而于人生如自进德修业，刚健笃实，其所期待的愿望，可有成果，如有不成，也不怨天不尤人，唯是反求诸己。苟子日：“善易者不占”。侥幸依托，是小人所事。非大人君子所行。要言之，简易为何?“彰往而察来，微显而阐幽”，“以简御繁”．则为人类生存，而要作典要的知识，是必自人生在实际生活中经验得来的知识为要，又以先哲在古典，尤其在《易传》里，垂范后世者为典。董仲舒目：“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先哲所垂之易理，是根据天道自然而提出，先哲根据的天道与今天我们托生的自然不二，则“易理”在今天，仍是普遍有效，如要设计21世纪的文化蓝图，必以人类共同的生命智慧中最可获益的文化遗产为典要，则在东方
除《易传》而何?
3．穷神知化，感而遂通之“德”
“易”是变化的哲学，而其变化是在天地分内进行，故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此处的“易”为“变易”)。所以如要把握其变化之理(“不易”)，则必在现实生活中究得，方可适合于天地变化，即说“易与天地准”(此处的“易”是“简易”)。易传哲学的发展，不向六合之外，探究超越实体，反向天地万有的内面，体会普遍妙用，探究实体，权在理性；体会妙用，存乎感性，因此“感性”在易传哲学，比“理性”更为重要。我说感性有两种：一种是能知者初向所知对象时之“认物之感性”；一种是透过辨塑料辨物之理性范围，而冥合独化，同体大悲，“以通神明之德”的感性。那么，这种神明的感性是从何而来，如何能得?是天地与我，生来即具的，《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即是。而这种生具之性不一定人有，而天地间之一切万有，连一根草一棵木，也都具此“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感性。
封闭在有限空间里的万有．任从天地之运行，照着不易之理(接轨)。周而复始，生生不已。此一变化生成之循环反复，如以经验知识来看，在经验之余，豁然贯通的适变原理，反映其营生本能，是“自成之诚，自道之道”而与天地不二。换言之，天地变化之道，生成之理，悠久而成德，道生万物之命，德成万有之性。天地于万物如父母．则子生直受父母遗传，是为物性或人性．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是潜能之苗，遂生之理，生而长之，完成自性，而生殖后生，后生又具前生之性，又生后生，生生相续以至无极。因此，万物之存在，即是自我完全个性；同时，即他(对向天地万物)共成全体之性，故曰：“穷神知化德之盛”；又目：“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是东方文化本质，道德的来源。前
已说过，在东方先哲的观感中，吾人托生的天地，是所自存在中之最善存在。万物既为最善天地之所生，则其性为善，纯属“自然”，是不可怀疑的。所以东方文化中根本没有原罪意识，本无原罪观念，故救援宗教在东方土壤上，从未茁长，而因自信性善，故只有率性修道，教化成圣的“道德”，即可实现理想。这就是东方文化宗教兴趣淡泊而道德气氛弥漫的原因。
《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有限空间里，变化生成之道，“继之者善”是最善存在中之万有，所以能生生相续之适变，“成之者性”是万物承受天地之性而成己之性。“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万有己之性，生生相续，大而化之，成普遍生命之意志。东方“道德”．其来源是自天地万有普遍生命，共流之妙用，故只止于理性阶段，则反而障碍穷神知化之体会。所以东方道德必自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的“感性”出发，而及其至极方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系辞》日：“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人受天地之中而生，人得天地之秀气而生，故其气如神，有此至神，人可以它来交通天地万物之情，而使生命达成同作大悲的崇高境界，故日：“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成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东方学人所谓的“人文精神”就从这种最纯洁灵活的感性，自然流露而来。因此学《易》如逗留在客观原理世界冷酷的理性境界，则永不能打通“天人合一”、“物我同胞”之生命境界!而这种道德生命的深悟在《中庸》中加以深入浅出的发挥。
四、大成天地为任的东方人生观要义
1．人为天地之心，经营天下之主体
东方哲学的原始课题有二：第一，吾人寄托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存在(天理)。第二，在这世界里，吾人应采何种生存方式(人道)为至善?这两种问题中，第二问题为主题，第一问题，不过是个解决第二问题的前提。东方先哲在艰难生活及忧患意识之下，急于图谋生存之道，而无暇顾及此外，故对于如西方，探究宇宙来源及其实体的问题，只存而不论。这种偏于对人自己的伦理道德，乃是东方人生观之特质。但其内容而言，儒道释三家大有异趣。道家否定人为文化，要人回归自然；佛家虽以出世精神化作人世智慧，到底偏于出世，世间建设缺少积极；儒家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自作天地万物之中心，上承天地之心，下达万物之情，创进人文世界，故唯有儒家足以代表东方人生观。
在儒家人生观中，如何奠定人的地位，是与如何认定人性一样，同为决定人有无资格创造文化世界的前提。如道家把人与物，同视为天地之所生者，而自不许创造人为文化；但儒家不是，他把人从物之系列提拔出来，位置到天地与万物之中间，并赋予创造文化的资格，这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开端。详言之，则总括整体大用，名之日“大自然”。“大自然”分为“能生者天地”与“所生者(人、物)”两个上下地位，这是文化以前的自然状态。而圣人者出，开拓人文之路之后，人从物界，自提其位于天地万物之间，以“能产者”自任，而物则被位于人之“所产者”。然后人立于天地万物之中心，上承天地生物之心，下得万物成物之情，兼
备三材，筑造人文世界，此乃儒家人文世界创造的基本体系，把它画图如下：
儒家之肯定德性，只在成性结果上言，其在未成，性虽本善，不过是个苗脉，如不扩充之，则与禽兽几希，难免小人，小人自无“人”的地位，那能堪任天下经营?所以儒家肯定性善固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下学上达，率性修道，而成大人君子，唯是君子，能立于天地中心，充当创造人文世界的枢纽。因此，人于道家，可说平等；而在儒家，则随其成就，即分君子小人，而所任各异，何以如此?因为经营天下，事关重大，人之成败，命系万有。孟子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如反身不诚，则反为“苦莫大焉”矣!其影响之广泛，责任之重大，管人不能不严紧，要求至善。如不然，人格低落，人皆为小人，小人用事，必致天下于大乱大坏，则远不如老子之婴儿，淳朴归真，天人无恙矣!
2．“人”为创见人文世界的主脑——兼三材道之
东方先哲，对“自然”的看法，大致相同，而儒家则小异。大同者以为“自然”是万有存在中完善的存在；所异则有所不善。“自然”既已完善，何必加入为?如加人为，则反为坏损，反为不善，所以道家反对人为文化。王弼曰：“自然已足，为则伪矣”，良
有以也。儒家不然，看“自然”为有所不善。《中庸》目：“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自然”就其本身言，可说完善。但是从人的立场(理想或实际生活)看，有不满足于不便利(不完善)，则该以人文补不善期完善，是理所当然应有的主张，“人”本身又是如何?它能完善么?《中庸》日：“虽圣人亦有所不能”，有所不能，焉能补自然之不善呢?所以儒家采取创造人文世界的方法，是以人之长补自然之短；以“自然”之能助人之不能，此谓“天人相参”。创造人文世界，以何物造?造何出来?比如有人要从汉阳到汉阴。则必以渡江，而如无舟桥，徒涉是危矣，故人需架桥造舟，以化险为夷。此之为文明。但，架桥造舟，需要物质，而人虽有知能，物质本身之产生则不在人能。而是唯天地所能。所以人不能不依赖天地。如此，人用天物，遂其所需，天以人为(工)，物尽其用。即说：“天成人愿”，“天功人其代之”，此谓“三材之道”。创造文化，在基本上，需要三材，而三材功各绝异，无一能替别功，故兼备三材．又要相参异功。文化始能造成，即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相参”。又说：“天生之．地育之，人成之”。在此“三材”是自然，“相参”为人为，则三材中，主宰三材者，乃是“人”。王船山目：“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结果，又是回归”人”的问题上来。
我们再回顾到人自己，在天地万物中，所占的位置及其角色时，儒道佛同生为人，又居同一个舞台，而其编织、布置、演法各从各趣，宛若异境。“自然”为完善，把自生自化自均，而恒持上善的自然看作已谱好的脚本；大字长宙，山河大地，草树烟云，当作最朴实而舒适的布景；芸芸众生，并作万物，各演各戏，何必主角?任从自然而已。庄子同为道家而又不同老子．他把生命逆推超升，大化之为至人、神人、博大真人，提其神于太虚而俯
之，朴实的自然，化为空灵元何有之乡，旷漠之野，顺逆变运，遗世独立，逍遥自在地观赏天地大美，享受独化人生。要言之，道家人的角色：一是含德之厚的婴儿一一自然人；一是道通为一的博大真人——艺术人，想之清爽而快慰。而儒家以道德人的身份出现，顶天立地，尽心知性知天，把人世开为道场，宇宙设定实现人类至高理想之重地，以天下至诚，经纶天下大经，统帅所有生命，共进大道，一步又一步，如同愚公移山，续述不已。则在东方哲学中儒家之人生，最为理想而踏实。但任重而道远，想之“忧患意识”更为沉重。
3．“达天德至圣”者方可创建文化——开物成务．成天下之道
儒家自认，“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最贵者”。而其所以灵贵，即在人之德性与知能两面之长。孟子存心养性；荀子化性起伪，两者时有分而颉颃失衡。此事犹如舟之帆舵关系，帆不扬而有操舵，则舟不行；反之，偏扬帆而不操舵，则摒岸坐礁舟自破，故帆舵并作，舟之功用，始臻圆满。德性与知能的关系正是如此，如不兼进而跛行，则人生世事，常多舛灾，人之性德，以达天德至圣之言，可赞天地化育而与天地参，则天地万物，莫不与其尊亲。而但看今日知能之成就，人如冲动妄作，则地球可毁而生物归尽，则人又是个天地问最可怕的魔鬼，所以德性与知能，虽是人之两面，但在发挥功能时，则主德性而从知能，知能必受德性之控制。换言之，儒家推动创造文化时，总把德性与知能犹如车之两轨、鸟之两翼，横列左右之后，又把它树直起来，而德性上参天地，知能下长万物，这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调。
前已说过，经营天下，不是人人都可，唯有达于大人君子之列，而具内圣外王之德者，才赋得资格，而要备内圣外王之德，则
不断地感受天地生物之心，究万物生成之情，加以积健敦厚，方可成就。换言之，儒家创造人文世界，其理想设计及其工法、历程，不是凭空构想，是观感宇宙，观察人生，加以尽精微道中庸者，所以人要不失资格，其道德情操常与天地维持授受关系，其知能才性也应参入万物会顾之广场，故王船山日：“天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人如脱天．不是人，还是霍人，无资格创造文化矣，并且只能发达知能才性，而不具天德则犹如小孩漫把白刃，挥霍一切．终伤己人，则人不但俯仰天地感召道德情操，更要向天下万物负起道德责任。因为人文创造，是无论如何，总出于人自己的意志，以人为本，为人谋事，虽豪言是天命，天下之公，但一缓道德紧张，则易失其正(公)，便易人偏邪(私)，可不警哉!
人既兼德性知能，加以并进相乘，而具“内圣外王”之德，足临天下经营，则人之创造权能，反而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以代天行道，此则《易传》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的开拓精神。儒家而如无此开物精神，人不过是单单的代行天功者，而永留在天副地位，其努力总是为他在的牺牲．而且这种消极而没有大为的人生，天地也所不愿的，所以孔子说：“道不弘人，人能弘道”。人不但代行天功，而且能进而大成天地万物，这就是儒家所以为儒家的关键所在。
那么何以提“开物成务”之主张?其所函之意义是什么?虽说“天时地财”、“天生地成”为美满，它们所生成的财物，本属自然而然，自无目的的安排。而以创造人文世界，所需之财物而言．仅靠自然的生物是不够。故非特把建设文化所需之物种及其物量，别以“人为”来裁制或造成不可了。比如盖房子，松树之用特多．则别图采集松木，或造成松林，以充需用。因此，以儒家文化主义言，天下万物，总为参与文化创造之全体弋用而存在，而它能充当需用时。方可谓达成存在意义与价值。这种以人为本
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开物成务”义，则以“人为”来开发万物，使万物能为文化创造的所需．而完成材料的任务，所以儒家的价值观，颇与道家之自然平等观不同，必有所不平等，而别设人定的附加价值。这在某方面看是人的独断，但这在人本主义立场言，在所难免。此则儒家特就“山林经济”有所关心的原因所在。
在此我们为划21世纪文化设计，而将以重整儒家哲学时，必得纠正从来的一些观点，那即是，在原始儒家系统中，不该排斥苟子，以孔子为顶点，必与孟子同体：并观，很多哲学家，以“天人合一”为儒家思想之最高理想，而只用“天人合德”之内涵来阐明。我认为这是失去儒家中庸之道，偏向道德，易与现实脱绝的单辙理路，必把荀子“天人分二”、“天人相参”说，并列而解释，则双轨并行，车自稳定矣。这些问题，我当别有写稿计划，在此，只好一提而已。
五、东方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的特征
1．农耕生产与伦理社会
东方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农耕是在一定的空间·按照季节的推移，生产衣食所需的物质。衣食就是维持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物质，所以把它叫做“第一产业”。古人即说：“民以食为天”。“天”是绝对无二的意思，即农耕生产，是在人类各种生产中，最重要，最先于一切的事业。农耕是主要以人力从事·而其生产及加工的基本人力为“夫妇”．男在外耕作，女在内纺织。农耕规模·不分大小，基本上，一对夫妇，可以经营一家农耕。故农耕生产的最基本单位，乃是“家庭”。古人说：“二姓之合，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家庭”就是夫妇生育子女，同时生产财物的最基本的
生活空问。
不过，人类生活，时遭灾殃，而单靠个人或一家之力，则难以对处，需要很多的人协作合作，方能克服，较易解决，有这个必要，自然形成群聚生活一邻居、村落，而人的一切生活、活动，如农耕、冠婚、丧祭等．都在此以家庭为单位成群的部落共同体内。部落共同体，主要的是以血缘及友谊所组织，所以所有物质的观念，不大计较彼此的利害的分别．即如“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互让相助。孔子曰：“孝悌也者，为仁(人)之本。”一般地说：“孝”是时间生命，在纵的交接，善以继述志事的德目；”悌”是空间生命，在横的交流，良以辅益信义的德目。但在此原始农耕社会的德目而言，“孝”是在家庭内自然流露为他情感的窍核；“悌”是家庭内的“孝”心，扩延之于生活共同体一～群聚部落，而发为利他行为的波轮。则“孝悌”虽是两个德目，在其进行则”一以贯之”。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是。要之以生产生活之需要而组成的共同社会，其所维持的方法，总赖于伦理道德的基本——孝悌，这是农耕社会之特征，亦是它在伦理道德的实证。
一旦伦理道德的基本情操成为核心，则以后人的行为规范，都从这个核心应运而发。比如农耕生产的分配，必以伦理秩序来作基准。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这是今日生产者为主的分配。受惠者为主的负担，大有不同的地方。今日的分配法，虽说是合理，但在伦理则不合情，是以法律裁制一切，而人为平等，但在伦理秩序上，有老少上下贵贱的农耕差等之故。现在社会因为农耕不是如游牧，以斗争方法采猎现成之物，而是顺从自然，以共同协力，以和平方法生产，而且游牧的幸不幸，多靠运气，几
无把握；农耕则不然，他虽受雨顺风调之影响，总赖人自努力的如何。所以游牧自爱占卜拜神而依他，而农耕不求怪力乱神，以道德学养来增进自力。农耕社会，虽有拜天、谢地、尊祖等祭祀行为，但是与宗教仪式大有异趣，是对实际上给农耕有功者的报恩行为，同时是个训练伦理秩序、存养道德情操的教化机会，所以农耕社会，就是伦理社会，讲求道德修养，而敬远迷信宗教。
2．限用生成利息，不提用有限的资源
前已说过，东方有限字宙观的特征，是以无穷时间的循环变化，来开通有限空间的局限性。又说过，农耕是在一定的空间，利用气序的流易，生产基本生活所需的动植物类，所以是说，农耕生产，是“三材之道”，在以人为主的合作体系中第一次的作品，而其生产物质的方法，完全照作宇宙以运转变化，来生成万物的法则；而其使用物质的原则，亦是遵守有限万物以循环替变，来生生相续的原理，就是把藏在宇宙之物质之有限，当作绝对命题，必以生成体系之范围为限，利用利息，决不提用物质本身的资源，因为生成体系上的利息是可无限，而不在生成体系上的物质本身是用之则完也。
但人如只是限用生成利息，则其物质生活自受限止，而难免贫乏。因此，先哲们想法谋出“多取利息”的方法，那就是“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原则。农耕物质，都是在繁殖生长体系的生机物，人如把它在充分成长之前．打断生长，则其物质之量与积，大为减少．而其用自受损失，即以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并且，农耕是在一定的时间带内措施，如不适时或违时．则农耕是不能再追补。如此“天时”是同“地利”绝对重要，所以孟子又说“不违农时”、“无失其时”、“使民以时”等
语，来再三换起“时间”的重要。
这些不违农时、劳力生产、尽力增产固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自己控制物质欲望的道德自觉。不如此，人如从心所欲，超出可用利息范围而妄求奢侈生活，则物量虽多，总见有限。而且，欲望如无限制地增大下去，则要充其欲，有限利息，更显不足，而不得不提用本资，所以在有限宇宙、不限物质、有限利息的极限之下，可以讲求长生久视之道，唯是限用利息不提本资的道德生活。这就是“安分知足”、“节用爱物”的道德自觉。守分知足，则欲望可自制；节用爱物，则在用物效果上少量变成大量，小用变成大用。这是一种制用物质的智慧。所以人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及其享有．总不在物质之多与多用，而在于如何节欲，如何善用其物，这是东方先哲，即以达成“安贫乐道”的大道理。
以上种种东方文化生产物质、利用物质的道理，虽属常识，无甚高论，但如何应用作今日物质生活的原则，则大有帮助解决物质文明危机的实地效果。
六、结论
1．东方字宙人生观的基调及其理想
(1)我们托生的这个世界，是个有限空间，而藏在其内的万物也跟着有限。幸而这有限的空间构造，自起运转，生成万物，万物乘变化．功换代之序，“各正性命”，把各己功能，投入全体大用，互摄交融，以成“保合太和”，即以变化生成的妙用，打开有限空间的限制，造成万有生命活跃流畅的生机广场。如此，东方宇宙是整体构造．生成体系；万有有生，为遂生意。并行相成，是个普遍生命，共追理想的目的系统，而说宇宙是“所有可能存在
中最善的存在”。
(2)“人”是变化生成的宇宙中最有成就的“生命”，而说“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但人不是一生即完成者，人之初只不过具一苗种而已，因此人同万物之生成一样。把其苗脉培养成尽其性的大树，而说人是“下学上达”，必经过程的存在。所以“人”的生存，重要不在性之善不善，而在性如善，从而扩充性以至大化；如不善，化性起伪，积验成理，就是在“率性修道”以达“天德至圣”的“诚之”过程。因为人如何性善，未成前不过是个无用之材，如婴儿无异。实际上，儒家所理想的“人”是大人君子．大人君子(仁)之后自可感受天地生物之心，究得万物相成之情，始能创进人文世界，所以儒家的“人”是过程人，须经教化成为仁人，方可立于天地中心，大可实行文化理想。
(3)如此，宇宙是一大生机。人生是生意主脑，而人之所以为天地中心、万物灵长的根源，在德性与知能，德性能把小我提升为大我，回归天地之心，体会文化理想，以设想最高境界，谋出最适方法；而知能是实现理想、建筑文化的实力，所以理想之高方法之适，固是重要，同样知能之精微至善，不可偏废。而实际上，德性愈高知能愈低．知能偏长则德性堕落，而知能不能应付德性之要求．德性道德，不能控制知能的横暴。这都是失其中庸之道，而带来文化危机。所以东方文化，以“天人和谐”为立道之基．以“衡情度理”为行道之要，以“天地万物，一体共流”为得道之境。
(4)东方的宇宙，是唯一可能实现万有生命生意活态的事实世界；而人的理想寄托于现实世界，而不向任何超越外在去谋求，所以其创造人文的范围，异常狭小(比其他超越宗教言)，其方法具体而踏实，即总以有限天地、有限万物为设计文化蓝图的准据，而自制欲望之相乘作用为处世营生的智慧，东方物质生活之所以
能忍贫耐乏，反而乐天安命，是不但限用利息，不提本资，更是守分知足，节用爱物之故也。
2．东方文化，可以补救今日文明危机的几项要方
(1)推动今日物质文明的根本慨念是“无限宇宙观”。这个概念至少在我们人类营生的世界而言，应改为“有限”，这是救今日文明危机的于先措施，并以“有限物质观念”当作生产物质、消费物质的绝对条件．开始减少经济成长速度，从直线发展的路线下来，改乘循环反复的轨道。
(2)不过，我们不能全部抛弃科学文明。科学文明，它有解决几千年来明人生宿愿，如贫寒、病苦、不便、无知等的贡献。今日文明危机的责任，不在科学知识，而在把科学当作达成欲望的手段，盲目而无止境地把物质大量挖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结果，所以科学精神与物质欲望应予分别，不可混为一起。所以我们不应固执东方农耕文化，而与西方科学文明接合，我叫它为“农工文化”。21世纪的文化类型，该是建立农主工从的体系。
(3)农耕是在自然界，顺着自然秩序，利用自然摄理，一切都依自然为据，所以农耕生活成惯的东方物质观，虽比西方物质文化贫穷不便．但并没有到人不能生存的程度，不必大量征服或改造自然。如西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则一时可享有更多物质．增加方便，但不久即到穷途末路。因此，不把自然当作治理对象，而作生存根基，养成朴实的生活习惯。如此．方能回复淳朴环境．维持安定生活。
(4)对我如上的主张，有人或可反问：我们的物质追求，已带加速，恐难急停；一切措施，部向经济成长而进行，大势已归，实难退回，言则容易，是难扭转矣!但我的主张，决不是老子般排斥文化的自然主义，是儒家天人相参的中道主义，经济发展徐
徐把直线历程转变成循环体系，物质生活必予“量入计出”，以期支收相称。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今日中国，是经济后起的地区，应予取舍先走者的得失，如此所造成的文化，则较臻圆满，希望中国能成为实现中庸文化的模范，则21世纪可能为中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