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国 秦博理
Abstract：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keeping the diary in Confucian academies of modern China in the lower reaches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It holds that the method benefits teacher and student alike．heightens students’a- bility to study themself and think independently．
1901年，所有书院一律改成公立学堂，传统书院终于被西化的潮流所压制。在此之前，江苏省曾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书院复兴阶段。这些书院集以往高等教育经验之精华，延用了其一种方法：日记教学法。起初日记教学法是被视作一种记录学术研究思想的方法，后来它在几所书院内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教学方法。
长江下游的湖南籍官员与晚清教育的发展(1825—1865)
由道光时代(1820—1850)到将所有书院改成公立学堂的1901年，江苏省经历了一个书院的复兴阶段。以下的数字能够显示其规模：1820年江苏的63个县大约有70所书院，到了1900年时书院增长到168所。这种大幅增长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迅速重建的结果[1]。
在道光时，湖南籍官员对义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同时也为江苏的几个著名书院筹措资金、取得赠款出了大力。陶文毅(1779—1839年，进士，1802)在1825至1830年间担任江苏巡抚，以后又担任了两江总督并主管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直至1839年去世为止。他的湖南同乡贺长龄(1785—1848，进士，1880)从1824至1827年在他手下担任监管江苏南部各县的布政使[2]，1830年他因为母亲病重辞去了官职。
1827年贺长龄担任江苏北部的布政使后，立即着手重建位于江宁府的由总督筹办的著名的钟山书院。由于他对书院之创建贡献突出，在1831年书院为他立了牌坊[3]。由他和魏源编辑的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也因此被作为钟山书院教材[4]。
陶文毅离任两江总督前，他的另一位同乡唐鉴(1789—1872，进士，1809)继任贺长龄的苏北布政使之职。在1838—1840年的任期内，他继承了陶文毅和贺长龄的事业，对江苏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5]。
1839年唐鉴任江苏布政使期间，同陶文毅一道建立了偏向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惜阴书院。这所书院主要招收已在钟山书院或第二好的尊经书院完成学业的高年级学生。官方的钟山书院也许称不上模范，而在1801年建立于杭州的诂经精舍却能够得上这个称号。诂经精舍是由浙江巡抚阮元(1764—1849，江苏仪征人)创建的，不久他又在广东创建了学海堂，目的是为了使嘉靖年间的书院教育增添活力。阮元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包括严格的训诂训练。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主张学生通过自己的劄记册子来独立记载他们每天的研究成果，然后先生再进一步辅导，其图书馆收藏的不同版本的书籍是学生的课本。[6]
惜阴书院是整个清朝书院中培养人才的摇篮。它能满足那些将成为教师或高级学者的举人的需要[7]。1838年胡培翠(1782—1849，安徽徽州人)被陶文毅任命为钟山书院的山长。后来胡山长写道，他和陶文毅的目标是使惜阴书院能够培养研究学者[8]。起初胡培翚要把惜阴书院当作钟山书院的研究生院。1848年冯桂芬接替钟山书院山长的职务。1853到1864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苏南各县的正常活动受到干扰。太平天国后，冯桂芬在家乡苏州创立了一所类似惜阴的书院，名为正谊书院。正谊书院袭用了一些惜阴书院的章程[9]。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另一个到江苏重建钟山书院的湖南人是曾国藩(1811—1871，进士，1838)。1840年前后，曾国藩曾请教于唐鉴。曾国藩也曾跟贺长龄互通书信讨论经世思想[10]。唐鉴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他曾教曾国藩经世的规律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曾国藩在晚年，写过一篇文人应追求的四类学识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的湖南经世思想得到了充分显示。[11]
就在曾国藩准备到江苏重建被太平天国关闭的钟山学堂前，已70多岁的唐鉴回到了江苏。1851年唐鉴接受了钟山书院的职务，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写了一本书称颂程朱学派，名为《国朝学案小史》，认为提倡宋明理学与强调经世致用没有冲突。唐鉴和曾国藩在高等教育上的出发点是张伯行早先所建议的“敬”的观念。这几位都认为要成就经世的理想，就必须从个人修身开始。[12]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由湖南籍官员所创建的高等书院——惜阴书院，很难得到恢复。1865年，李鸿章曾调拨湖捐，典商生息，和淮引捐作为书院资金[13]。但在以后的20年中，惜阴书院和中山书院的主管人是同一人。惜阴因此演变成为江宁一所著名的小规模的文科研究院[14]。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书院的日记教学法
在阮元的书院里，学习笔记或周记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作研究的方法。“劄记册子”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被视作与考证学同等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受顾炎武的(1613—1683)“日知录”所启发。’学者把年轻时代的宝贵的研究成果和发现记于册子中，这样他多年的心血也许会在晚年被其他学者或其家属、学生印刷出版。而遗惠于后人。江南其他书院也纷纷采用这种笔记教学法，同时也增加了如Benjamin Elman所说，这种笔记为汉学凭添了一些与宋明理学的语录相类似的教学法。[15]
太平天国运动后，一些书院尽力试图重建新的高等教育，这种高等教育已超出仅仅是为了应付职业需求的八股文教育。冯桂芬在1864年后重建苏州正谊书院时，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设置课程上有意仿效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模式，以突出经义及其在经世上应用的重要性。两个上海书院，龙门书院和求知书院，及江阴的南菁书院也采用同样的模式。1887年正谊书院开始衰落，黄鹏年在苏州建立了另一所高级书院——学古堂。黄鹏年是前河北莲池书院的主管，那时在苏州任官。[16]
在学古堂，笔记(劄记册子)教学法要求学生记录学习中所获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整理好每月交给老师过目，然后作为苏州书院高级研究的成果存档，在1896年有六册是作为对经典中重要论述所作分析的精选出版。这些学术文章是在对大量资料进行研究后完成的，其中一部分是经过书院的辅导员精选后予以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对所有代表中国文学传统的古文作了注释。[17]
南菁书院
1884年，左宗棠和黄体芳共同建立特殊的传统书院，他们的合作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后不彻底的改革的失望。黄体芳在北京翰林院担任了15年的国家政策监督后，1880年被任命为江苏学政。他曾经领导清流运动，这项运动发起于19世纪70年代，常见的“清议”的争论导致了官僚内的派系斗争[18]。黄体芳提议建立一个新书院，他的建议得到了1881年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的大力支持[19]。
左宗棠公开表示支持建立新书院，同时他也表露了动机。他本人曾积极推动教授西方科学技术和外语。他于1866年在福州水师建立的新学堂也正是出于这些目的[20]。但是从他在南菁书院的奠基典礼的祝词中可以看出，他已注意到许多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包括那些政府官派出洋的学者，忽视了儒家思想。左宗棠认为这些年轻人的观点虽然已被广泛接受，但却不能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的主张[21]。
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儒家经世之学的提倡者。如龚自珍、魏源(1794—1856)曾猛烈攻击过一些汉学者在学术上的无能表现，左宗棠对此表示认同。[22]但是他觉得经世之学的有些论旨失之于太简单，似乎变成包治清朝面临的所有危机的万灵药了。儒家思想一些浮浅的理解，加上一些洋务运动中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的不良风气，大大削弱了经世之学的贡献，这样只能造成派系倾轧。
左宗棠的直言不讳是因为他对程朱的宋明理学深信不疑。他建议新书院不应跟着当时的改革潮流走，而是应当偏重于对程朱思想的学习。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考评了暨阳书院，这是一所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重建的书院，它与当时即将成立的南菁书院同城。1840年以前，书院山长李兆洛将暨阳办成了一所著名学府，并培养了像冯桂芬、李联秀等学术领导人。左宗棠十分欣赏李兆洛注重广度的教育，这种教育强调地理、乡土历史，以及宋学和汉学，而且李兆洛在教学中又能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不过对程朱坚信不疑的左宗棠遗憾地认识到当时同意李兆洛教学法的书院山长少而又少[23]。
左宗棠对儒家思想的尊崇是由于贺长龄的影响。他父亲去世后，左曾受到贺长龄的照顾。1831年，他跟随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1788—1846，进士，1814)学习，并在第二年拿到了举人头衔[24]。1837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的渌江书院任教时，与两江总督陶文毅成了熟人。两人不会想到，44年以后左宗棠自己也会担任两江总督。他与陶文毅的友谊使得陶在1839年病重时委托左教育自己的儿子。在以后几年内，左宗棠担负起了这个责任，陶的儿子后来成了左宗棠的女婿[25]。
左宗棠偏好文风自由、文体简单的桐城派文章及其所蕴含的程朱思想。1866年，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建立的福州船厂，他成立一个国学研究机构，名之为正谊堂，以纪念张伯行的正谊之文集。张伯行曾经在福州教过书。在南菁书院成立的文件中，左宗棠建议学生学习方苞关于八股文的手册，这反映了他赞成桐城派和程朱派的观点。[26]
江苏学政黄体芳写信给左宗棠寻求支持，他提议计划中的新书院应当与1801年的杭州诂经精舍，及现在的上海龙门书院和江宁惜阴书院一样成为一所精华书院。南菁书院提倡应用古代知识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开设古代文学和历史课，并取消八股文教育，成为一所面向研究生的研究院。[27]
南菁书院的学术工作
在1885—1898年书院顶峰时期担任山长的黄以周自己也曾在诂经精舍学习过，他曾明确说过他的浙江同乡黄体芳在建立南菁书院时，“仿诂经精舍之课程，协建南菁，力扶实学，一如阮文达之造吾浙士。”[28]这一点可以从书院的第一位山长张文虎在对黄体芳在江阴城书院成立大会上演讲的笔记中得到证实。在演讲中他不仅提到了阮元的笔记教学法是办学榜样，而且还指出上海龙门书院就是一个能反映阮元的诂经精舍模式的成功例子：
“上海亦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仿浙江诂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肆业经史古学天文算法惟所习，盖亦谋之佥?”[29]
龙门书院的创建者们并没有完全照搬阮元的模式。南菁书院和龙门书院有一共同点：用传统教学法作为课程的基础，以避免只求科举的教育的复兴。
宋朝的书院曾经试图改革唐朝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唐朝的书院教育功能每况愈下。到了明朝，改革半途而废，这时书院教育集中在四书和八股文上。清朝阮元的两个书院在设立古文、历史、作文和诗赋的课程上，继承了宋朝的教育制度，书院采用了诸如“学堂”这样的名称，南菁书院起初的名字是讲舍，诂经精舍采用了“精舍”，书院名称在革新。[30]
1884年，黄以周对太平天国后的江苏书院的教育质量表示失望。虽然他已经注意到了冯桂芬的正谊学堂着重于古文教学——不过那只是最近的事。他认为惜阴学堂已越来越失去原来的宗旨，成为了一所类似总督筹建的书院。四川的一所书院，尊经书院，也曾以诂经精舍为榜样，但后来却把古文教学降低成了非主科目。所以黄以周认为江苏必须马上建立一个阮元模式的、严谨的致力于实学的省级书院，为江苏提供有能力的学者，“在习宋儒，协书院以挽学校之衰，暨今钜公又建讲舍以补书院之阙，其所以扶朴学”[31]。
当南菁书院开始在全国名声显著时，湖南人王先谦接任了黄以周的江苏省学政的职位；并创办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书院声誉的书籍，与阮元在广东的学海堂相媲美。这部系列书共收集了1430册关于古文的权威性文章，定名为《皇清经解续编》，并在1888年再版时又纳入了一些清朝学者的文章[32]。
南菁书院的章程要求学生们备有两本笔记，一本是用于记录个人活动，另一本则用于记录研究想法。这些笔记在老师要求时得上交。创建者在1885年指出所有学生“都应当将自己的学习和活动情况记录在日记里”[33]。事实上，笔记教学法在太平天国后江苏各个书院里已成为了一种研究手段。南菁书院采用两本笔记本主要是因为龙门书院在前二十年里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钉对这种宝贵的教学法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它在龙门书院所得到的发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龙门书院的日记教学法
龙门书院作为同治中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长江下游苏松太道在1864年建立的。书院章程提到龙门的特殊目的：“有体有用，学问始真，非仅习进身之具也。至时文为功令所尚，则自有本郡县各书院在……惟是百年树人、功迟效大，必不可随时改辙。”[35]章程又提到宋代著名教育家胡瑗(993—1059)的理论是办课艺的指引：“书院专课论策，以经史性理命题。盍一取明体，一取达用，略法胡安定经义、治事两齐之意。所以培士风、正学术、养贤育才、备异日非常之任，其意较课时文为尤切也。”[36]
章程还提到密切的师生关系对于达到以上的目的是必不可缺的。1870年修改后的章程对优秀的书院主管所应具备的品质作了特别的说明：“书院山长必由道署及董事博采众议，礼聘品学兼优，体用咸备，经师人师足为士林矜式者为之……凡延请山长，宜详慎，无苟且；宜重道德，无拘科名，宜树多士之型，无徇他人之荐，宜致敬尽礼，无简慢不恭。师道至重，书院之兴废与士风之升降关焉。”[37]
建立这样一个密切的教与学的环境是为了增加师生间的沟通：“主讲尤必请住院中，与诸生旦夕讲论，日课日记均获面命，庶几授受有源，若但遥课所业，则诸生欢感无由，渐致荒怠，甚非创立书院之本心也。”[38]
像龙门这样比较高级的书院，大约有25名住读生。校长本人也住宿在学校，他也是主讲。另外的25名走读生，虽然比住读生拿的经济补助少，但他们也参加一对一的补习和所有的作文竞赛。
书院章程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备有两本笔记本：一本为行事日记册，另一本则是读书日记册。因为书院没课堂指导，也很少有演讲，行事日记册能使山长了解学生们每五天所完成的功课。书院规定每天的行事日记必须分四个时间记录：晨起，午前，午后和灯下。读书日记也是每五天上交一次，上交仪式很隆重：“每日课及事为按候记于行事，则读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所宜实毋伪，宜要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日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师有指授必宜服膺。”[39]“请业请益”是指学生敬请校长赐教，这个词语在《礼记·典礼》中有解释。从校长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能给学生们一些具体意见，解答他们在阅读思考时提出的问题。
龙门书院的一位山长所制定的日记教学法直到上世纪末仍很有影响力。刘熙载(1813—1881，进士，1844)在14年里，迅速晋升为翰林院内负责教授皇太子的太师傅。55岁时他借口退休，又心甘情愿地指导学生。他评批学生读书日记的教学法变成为19世纪末的宝贵遗产，任何公立教育制度，不论多么现代化，都不能与之并论。在1898年，《申报》的一位编者对刘熙载如此致力于日记教学法和兴化教法表示钦佩，并将他与宋朝的胡瑗相提并论。[40]
刘山长处理学生的读书日记的方法很独特，他首先十分仔细地批阅日记，然后同学生交谈直至午夜。他鼓励学生在日记里所反映出的对文章正确敏锐的理解，同时纠正那些错误的理解。在龙门的14年教学生涯中，刘山长实行“一对一”的教学，表彰努力上进的学风。他去世后，学生们的纪念文章以及同事所写的墓志铭都反映他和学生们所建立的牢固的友谊。[41]
刘山长把他自己的笔记整理成教科书。但是这本教科书有别于19世纪末其他山长的教课书，他不是为了编研究手册才写笔记。他的著作是关于如何保持一个人的志与学，这本书的名字是《持志塾言》。书中的一个题目是立志，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程颐的故事来说明如何全力以赴做学问。公元1046—1047年程颐15岁时，立志要将一生用于做学问。程深受老师周敦颐理想的影响，立誓将来放弃金钱、名誉和野心，不参加科举考试，而专心做学问。他老师周敦颐的生活方式结果使得自己连书房外的杂草也舍不得割，因为怕伤害了它们。后来程颐由于投身于做学问，而连打猎也放弃了。
《持志塾言》指出儒家的仁、义这样崇高的美德本身就是模范教师，本身就树立了个人奉献的标准。与此同时，刘山长也提醒学生不要过分追求实现长远目标的手段，因为手段最终将会变成目标。[42]
和日记一样，每月的论文考试是龙门书院这样出色的儒家书院的基本课程。每月一篇，8篇文章在11月份收齐，成绩也得到累加计算。文章的质量高低能帮助决定学生明年是否有资格继续留校或拿奖学金。在南菁书院，一月两篇文章渐渐取代了一月一篇文章。书院为最出色的文章设立了可观的奖金，其余获奖的文章也根据名次高低得到价钱不等的奖品，如酒等。学生们写作的积极性很高，文章数量增多，到90年代初，变成了十天一篇。但是很快就发现一月3篇文章往往会使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综合阅读，所以到1898年，又改为每月两篇文章。
上海的报章上刊登了这个改变，并引起了社会重视。阅读笔记是书院课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无论书院实行何种教育试验，日记必须包括在内。[43]
刘山长对于人类学习动机的理解使他在龙门书院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教师。他在关于学志的书中引用《论语》中的摘录来说明教与学的密切联系。他对儒学专心的研究使他能对这些摘录有更深刻的解释。《中庸》第一章第三节日：“君子慎其独也”[44]，对这一句的普通解释是“修身进步的人在单独时最警惕。”而刘山长对“独”的解释是“独立”。修身的心得终于还在学的人心里，而跟传授这些心得的老师心里的学问不同：“他人的事己不能知，虽知亦不能代之做主。若独则己能知之，慎独则己能做主。”(“存省”)[45]
结 论
在龙门书院，住校主讲或学者是潜心学问的榜样。他每五天要仔细阅读评讲文章。他的讲解是学生们如何改进对经义的分析的指导。讲评之后学生开始预备他们的下一次的日记或研究——期待另一次辅导。
让我们对这种一对一的面谈来进行分析。首先，学者鼓励学生在阅读笔记上所作的努力，这种鼓励能促使学生的知识追求。学生能当面倾听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批评、赞扬。在我教授的儒学课上，我也曾尝试过这种日记法，我对学生们能较好的理解儒家，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生活中而感到高兴。教师也由于学生提出的观点而对课文有了新的体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法能够使教学相长。
中国书院给予学生的另一份终生礼物是自我学习的能力。刘山长的教育哲学是老师可以指导学生，但学习本身是在学生的大脑中进行的，是由学生来实践的。经过在中国书院的三年学习后，大多数学生都步入人生的新舞台，他们不光具有这种能力，更主要的是能在重复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了受惠于一生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自信。
注释：
[1]为了能让苏南过去的考生重新流动，到1900年在苏南各县，书院的数量激增到110所，但在1820年还只有47所书院。见Barry Keenan，Im- 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social Change In the Lower yangzi，1864—1911(Berkeley，California：Institute of Easa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4)，17—18．
[2]《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3：1897—1899。同见魏秀梅《陶澍在江南》(台北，近代史研究院：1985)，226—231在他领导下的新书院。义学见柳诒徵《江苏义学社学志》2：70，江苏文献(1943)。同见Arthur，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282。
[3]钟山书院建立于1724年并由渚如卢文粥，钱大昕和朱珩这样的大人物主管。在18世纪90年代，姚鼐山长将它变成了一所培训桐城学派继承人的基地。见贺长龄的革新(续纂)《江宁府志》，(1880年，台北1970年复印)6—7。
[4]在120卷80册，序1826。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五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4：1961，贺长龄和唐鉴都是善化县人。
[5] 见魏秀梅《陶澍在江南》226—231；柳诒徵《江苏义学社学志》2：70。《清代职官年表》3：1906—1908；Hummel，Eminent Chinese，282。
[6]张崟，《诂经精舍初稿》文澜学报2．1：1—47(3月 1936)。
[7]甘熙《白下琐言》卷八，第十四页，收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璩鑫圭编(上海，1990)，291。冯挂芬，《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收录在其著作《显志堂集》204。Adam Lui The Academy(书院)under the Ch'ing Journal of Asian ftistory 7．1(1973)：66。
[8] 胡培翚《惜阴书院别诸生文》，收录在其著作《研六室文钞》，十册(出处不详，1880)，补遗16。
[9] 冯桂芬《改建正谊书院记》，收录在其著作《显志堂集》，325。同见魏秀梅，269。
[10]见Han—Yin Ch'en Shen，”Tseng Guo—fan in Peking”1840～1852： His Ideas in Statecraft and Refor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vember 1967)：61—81 Hao Chang”The Anti—foreignist Role of Wo～jen”．Papers on China(Harvard)14(1960)：1—29；萧一山《清代通史》4：1961。
[11] K．c．Liu，”Ch'ing Restoration”In John Fairbank，ed．，The Cam— 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01．10，pt．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 sl‘ty press，1978)439—443，450，489；萧一山《清代通史》4：1961。
[12]《学校考·七》，收录在《皇朝续文献通考》100：8591。续纂江宁府治(1874)卷十四，第一章人物33a．K．c．Liu”Ch'ing Restoration”489；W．T．DeBary，Message of the Mind(N．Y．：Columbia Universi— tv press，1989)190～191，Chang Hao。Chinese Intell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Meaning(1890—1911)，15—20；AndrewHsieh“Tseng Guo—fan，A Nineteenth—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75)27ff．
[13] (续纂)江宁府治(1874)5：7a～b。
[14]孙锵鸣《惜阴书院东齐课艺序》，薛时雨《惜阴书院西其课艺序》，收录在璩鑫圭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293～295。
[15]见Benjamin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nperial China(Cambridge，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174．
[16]见冯桂芬《改建正谊书院记》，收录在其《显志堂记》，301页。对于学古堂前的非职业性的书院，见吴履刚“跋”，收录在《学古堂日记》诸可宝编6册(台北：华文书局1979)，VI，3475～3477。南京大学图书馆保有学古堂赠送的书籍，包括29卷三年期的《莲池书院日记》，被印成了12册。这套书还包括学海堂，诂经精舍的学生文集及张伯行的478卷的《正谊堂全书》。
[17]这六册书收录在台北1979年的再版中(见注解[2])。关于注释之学，见John B．HenderSon，Scripture，Canon，and Commentary：A Corn- parison o，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Princeton：Princeton U— niv．Press，1991)，Passim．
[18]六部里的四个尚书，因为受了清流派的批评就被撤职了。黄体芳本人也因为批评当时政府对救济粮的管理差而受到起诉。但他得到了满族人宝廷的保护。见Hummel，Eminent Chinese，48，348—349；Mary Rankin”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 tury Chi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3(1982)：453—454，463； Lioyd Eastman，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1880—1885，1—29；John E． Sehreeker，”The Reform Movement of 1 898 and Qingyi Reform as Opposition，”In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ed．John E． Schrecker and Paul Cohen，289—306；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34～344。
[19]书院的旧址还有六座碑砀。还没出版以前的话或是跟出版的正文不同，就作为石碑文被引用。见黄体芳《南菁书院碑记》碑文。左宗棠《讲堂》的碑文，重印于“南菁”(1935)书页不详。及杨书霖编的《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9)，6：2633作为《南菁书院题额跋尾》。
[20]Suzanne Wilson Barnett，”Biographical Notices and Modern Educa— tl‘on in Local Gazetteers 0f Nineteenth—Century Foochow”“汉学研究”(台北)3．2(1985)：771～796。
[21]左宗棠《讲堂》；Mary Wright．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N． Y．Atheneum，1969)。132．
[22]左宗堂《讲堂》；Elman，From Philosophy，235—241。
[23]左宗棠《讲堂》，黄体芳《南菁书院》；Elman，From Philsophy，121；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62．关于对左宗棠的分析，我十分感谢台湾近代史研究院的林满红博士给我的帮助。
[24]Barnett，“Biographical Notices，”778．左宗棠《讲堂》收录在《左文襄公全集》，由杨书霖编6：2633。
[25]左宗棠在善化县的城南书院读书时，贺熙龄任山长。
[26]Arthur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Ch'ing，282，763。
[27]左宗棠《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动拨盐项下银两片》，载《左文襄公全集》5：2455。
[28]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叙》21．a．同见左宗棠《江阴创建》2455。
[29] 见张文虎《南菁书院祀》碑文。虽然龙门书院的创建资料没有直接参照阮元的诂经精舍的模式，可是在屏除八股文，对实学的重视和使用日记教学法上这两所书院有着共同点。
[30]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叙》20b—21。有部分收录在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1980)282—283。同时注意刘琪《阮元教育实践述评》，载于《华东师范大学报》(3月，1986)；67—76。《四书》是指程朱所注释的四书。
[31]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叙》21b；同见张崟《诂经精舍初稿》3。
[32] 见Barry Keenan，Im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0f East Asian Stud— ies，1994)，pp．81—82。阮元的原著《皇清经解》出版在1829年，有1400册。
[33]黄体芳《南菁书院》碑文。
[34]见“申报”(1898年1月12日)，[87]p．67。
[35]龙门书院，《续定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六则》(上海，1870左右)，16—2。
[36] 同[16]。
[37] 同[19]。
[38] 同上。
[39] 同[26]。
[40] “申报”(1898年1月12日)C583 p．67。刘熙载是兴化县人，兴化位于江苏扬州城的北边。
[41]俞樾《左春坊左中充刘君全书》，收录在《春在堂全书》八册(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1968)四册，三卷：1—3；沈祥龙《潭东杂识》，文艺杂志七卷(1914)，69页，九卷(1915)，83—86页。
[42]《持志塾言》(上海：出版日期不详)“立志”。同见Wing—tsit Chan Trans．“Introduction”，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NY： Columbia UP，1967)，xxvill。
[43] “申报”(1898年1月12日)[58]67。
[44] 《大学》也有这句话：见曾参，第六章一节。
[45] 见王气中在《刘熙载和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中的分析，21页，引用“持志塾言”《存省》。王气中还编辑了刘熙载《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