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 李亦园
Abstract：From the angle of folk culture，the writer inquires the way how did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universe and its values change into modernity，hOW serve and affect modern social life．He holds that it is the highest culture order the chinese peopIe obey to make the harmonious and balanced system of three level surface made up of natural system，individual system and interpersonal rela- tionship．It not onIy can lead Chinese to surmount the West in 21st century，but also can become an ideaI state for all mankind to deveI- op a common culture．
一、序 说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以及基本价值观如何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生活之用。这样的研究，与近年来很盛行一时的“儒家伦理与东亚发展”的论者(Kahn，1979；Holfheinz＆Calder，1982；Berger，1988，黄光国，1988；金耀基，1992；杜维明，1995)大致出自同一立场，但是也有其相当不同之处。首先应该阐明的是上举“儒家伦理与东亚发展”论者的观点．大都着重于说明儒家伦理或“后儒家命题”(post—Confucian thesis)如何影响东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其命题较明显地单纯着重于经济成长一面，较少及于其他社会生活面，而本研究则拟将这命题作进一步延伸，企图探讨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如何可以影响现代社会生活，而不仅止于经济发展而已。
其次，本研究与前述论者更大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所根据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民间文化或常民生活文化(folk culture)，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小传统文化”(1ittle tradition)，而与前述论者所依据的材料多来自儒家的经典哲学思维，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大传统文化”(great tradition)或仕绅文化颇有不同。其间，也许只有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教授所说的“通俗儒家思想”(Vulgar Confucianism)可以说与本研究所依据的民间文化较为接近(Berger，1988：8—9)。人类学家虽认为文化因社会阶层之差异而有大小传统之分，但不论是大传统或小传统都对了解文化整体有同等意义，因为这两个文化传统实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导引文化的长远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的文化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只注意到其中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总是偏颇而不能纵观全局的。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小传统民间文化的研究一向较被忽视，这是很遗憾的事。小传统的民间文化无论如何代表较大多数一般民众的文化，它不但在传统时代扮演一种提供大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而且在当代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及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但不能忽视，而且更应该加强。本文即拟就此一角度出发，探讨从民间文化所建构的传统宇宙观架构，如何可以影响现代的社会生活，或为其所用。
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者而言，一向有所谓“结构论者”或“制度论者”与“文化论者”之别。前者以为东亚国家现代化主要由于其社会内部特定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的结构形态使然；而后者则特别着重于文化因素，或者内在的价值观、思维结构所发生的作用(金耀基，1992：152)。很显然本文企图以传统宇宙观以及价值观来说明其可能作用之现代社会生活，应属于后者的文化论。但是本文的论点却也有不同之处，本文的出发点虽属于文化论的观点，但并非完全排斥结构论或制度论，因为作者的立场并不是认为文化因素是促成东亚现代化的惟一因素，其间特定制度与社会结构也同时可以发生其作用。前述所谓“文化论”或“结构论”者所要论述的似乎倾向于解释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与现代或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本文的目的则不是那样单线因果的论定，而是希望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价值观如何可以在两岸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中，发生若干作用，甚或可成有助现代化的一臂之力，这自然不是一种事后因果关系的论述，而是一种前瞻性的预期推估。
二、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
所谓“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是作者三十多年来从事台湾传统民间信仰研究时所建构出来的传统中国对自然、人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体系与价值取向系统(IA，1988，1995，李亦园，1993，1994)，这一个“三层面和谐宇宙观”体系的架构原型可表达如下：
这一“三层面和谐均衡体系”实际上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行为的最高文化指令，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维持身体健康、社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以至于国家政府的运作，甚而整个宇宙自然的运行，都以此一和谐均衡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而要达到此目标，就是要三个层面的次系统都维持均衡和谐，然后永远的均衡和谐才得以合理的保证。这样的宇宙存在运作理念，虽是从小传统民间文化中建构出来，但是详细理解其内涵，却也可发现所谓大传统的仕绅文化实际上同样具有其特性。这一现象假如从个别次系统的意义去说明就更为清楚。
首先说明自然系统的和谐与均衡意义。在追求与自然或与天的和谐上，传统文化的表现可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理念与处理方法去理解，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对时间和谐的观念表现在把个人的生命配合着宇宙时间而作解释之际。每一个人出生之时，他的父母或亲人就会根据他出生的年月日时四个定点，给予他天干与地支的记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八字”。这个代表他出生的“八字”，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历程，这就是“命”。在民间信仰中，“命”是生来就决定了的，所以，“命定如此”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每一个人生命历程与宇宙的时间对照配合时，就会有各种大小不同的阶段，而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机缘，有时是好，有时是坏，这就是所谓“运”。在传统民俗信仰中，“命”虽然是“命定”不能改，但是“运”则是可变的，并且可以藉各种不同的力量加以改动，而民间对时间和谐的追求，就表现在这可以改变“运”上面。每一个人依他的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构成他的“八字”，以这个八字的符号配合宇宙时间流的大小阶段推算，个人的时间与宇宙的时间之间，有时是和谐的，那就是吉，也就是好运；有时则是不和谐的，那就是凶，也就是坏运(Huang，1979)。由于这一基本的时间观念，所以中国人一生中都努力要寻求对他最有利的时间定点，而每做一事都要寻找一个吉利的时刻，以便“择吉开张”。选择吉日良辰是碰到有事情要做时才行之举，但是时间和谐追求观念的驱力，并不能仅限于这样较被动的行动，而是常常更主动地寻求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吉与凶之点，以便于“趋吉避凶”，这就是算命卜卦的基本理念所在。算命卜卦的行为千百年来都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在现代社会变迁极为快速的情况下，这种传统时间和谐观念的追求，似有更流行的趋势。从台湾的例子看，不仅是一般民众如此，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有时且有更热衷的现象。而实际上自古以来，这种追求时间和谐的行为，无论贩夫走卒或士绅官宦均十分热衷，民间社会也许用较粗糙的方式，如摸骨、安太岁等表现出来，士绅知识分子则以较精细的方式，如占卦、紫微斗数等来表达，但是其基本理念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相当清楚地说明由于这一共同的文化特征，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贯通的基础所在(李亦园，1988：20—25)。
维持与自然的均衡和谐，只有时间的因素并不完整，除非在空间的领域也维持同样的和谐，不然这一系统和谐性就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传统文化中的空间和谐观念仍然以阴阳为肇始，然后再及于五行，再进而有八卦，这些因素的综合，表现出来的就是“风水堪舆”的行为。古典的风水堪舆说不但有八卦、干支等因素的配合，而且所谓五行之说，也从五原素的金、木、水、火、土延到五个方向：东、南、西、北和中，再延伸到五音：宫、商、角、羽、徵。甚而再延到五色、五素、五声等，几乎是要把各种基本现象纳于一体，因此，其追求和谐均衡之意至为明显。
空间观念在民间信仰中最具系统表达的仍在各种风水地理上。风水地理可说是民间信仰空间观念的核心，尤其是表现在祖先墓地的寻定上，其传说更是不胜枚举，而现代的居屋风水、室内陈设风水，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室内风水的流行，不但反映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心理，而且更明白地显示这种追求空间和谐的文化传统不仅在民间风行，即在知识分子间也趋之若鹜，尤其达官巨贾更是不敢疏忽，甚至于大学校长也不能免俗，这就可以看出这一观念的深厚基础性了。作者在台湾的新竹市做实地宗教信仰调查时，曾发现那些自称完全无宗教信仰的人，竟然还有近一半的人相信“祖先的风水若好，家庭及事业会兴旺”，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仍然对生辰八字的时间和谐相当相信。而最为特别的现象则是信仰外来宗教的人士之中，竟也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仍为祖先的坟墓看风水(宋文里，李亦园，1988：121—127)。由此可见空间和谐的风水观念实在是传统文化最基层的宇宙信念，它不但连结大小传统于其间，也自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
再说个人有机体的均衡和谐方面。要维持整体的均衡和谐之状态，除去与自然和谐之外，个人有机体的和谐更是关键所在。在民间文化的系统里，维持个人有机体的和谐又可以分为内在实质的和谐与外在形式的和谐两方面。请先说明内在实质的和谐。传统文化一向将个人有机体看作是一个小宇宙，因此也以阴阳对立的观念来解释小宇宙的均衡和谐，而表现这阴阳对立现象最明显的就是食物中“冷”与“热”的观念，以及其延伸的“进补”观念的普遍流行。传统民间信念中一向以阴阳对立的模型判断个体的存在是冷的或热的，假如是冷的则多食热性食物以平衡之，反之则食冷性食物；例如身体出现过热现象，则应服用去热的冷性食物或药物，反之亦同；冬天气候冷，所以应该多用热性食物以补充之，夏天气候热，则应该多用凉性食物，以维持冷热的均衡。由于此一基本冷热调和的观念，衍生出对所有的食物都给予冷热或中性的分类，外来传入的新品种食物，也一定要先作冷热定位，否则不敢食用。这样的阴阳冷热观念起源甚古远(Chang，1977)，所以不但影响中国人的食物药物观念、食物习惯、烹调方法，同时也与中医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不仅在国内至为普遍，在海外中国人社会也因物质供应的富足而更为流行起来。这样的食物观念由于与中医药有相当互通之处，所以也更能显出“大小传统”在这一层次上的相关连性。
若从传统中医药观点而论，这一均衡和谐的宇宙观就更完整地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医学也是视人体为一小宇宙，而以“人体气论”与“经脉系络”为核心，并从整体观念为出发，以寻求气兴经脉在有机体内的均衡和谐为目标，所以论者认为中国医疗体系是一个“有机模型”(organic model)，而有别于西方医学的“机械模型”(mechanic model)(Beinfield＆Korngold，1995：44—52)。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当然很容易联想到中国传统的练身术，包括气功、导引、拳术甚至静坐养气等等，其原则也都是要藉运动身体以导引阴阳之调和，进而求得内在脉络气血的均衡，因此与我们所强调的原则实是一脉相传的(王唯工，1986：269—275)。
维持个人体内冷热均衡的观念容或有实质的意义，但在传统民间观念中，仅维持这内在实质的均衡并不够，要个体的永久性均衡，另需外在形式上也均衡，这均衡才能有保证。所谓个体外在形式的均衡，也就是表现在个人名字的运用上，名字对个人而言，实际上只是一种名称，甚至符号、象征而已，指称(Signifier)与被指称者(Signified)两者之间不过是一种任择(arbi- trary)的关系，并无必然的关联。可是在传统的姓名学中，似视两者有一种神秘的联结关系，名字对个人而言具有一种转换的力量。姓名的转换力量大致可分为两方面，其一是表现在五行因素上，另一则表现在姓名笔划上，但无论如何，二者都是一种个体外在形式均衡的追求。
再说到最后一个层次的和谐，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向来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最高的目标，所谓以伦理治天下的意思即在此，这也是许多汉学家都曾强调过的重点，就如金耀基教授在他两篇论“关系”的著名论文中都曾说过：“儒家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建立和谐的世俗秩序”(1992b：144)．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或社会秩序和谐的追求，假如从“小传统”的角度去看，可以为两种不同的向度来说明，其一是同时限(synchronic)内人际关系的和谐，另一则是超时限(diachronic)的社会秩序和谐。前者表现在从“家”为出发的家族成员的伦理关系，并逐步一波波地扩及其他人群，而后者超时限关系的和谐，则是指人际关系的维持从现生人的向度上延续到已经过世的成员关系上，并进而扩展到其他超自然的神灵关系上去，这是研究“小传统”的学者所着重的地方，而其他学者较忽略之处。其实，把现生与过世的家族成员都看作是一体，认为二者都得到和谐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是中国文化中人际关系最重要的特色，由于这基本观念的根深蒂固，所以在民间社会中父系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权威体系，也一直相当程度地维持，伴随而存在的父系祖先崇拜也很普遍地保存着，并且由祖先崇拜而延伸出去的种种超自然崇拜都相当流行，构成一个人际关系系统在两个不同空间相互维持和谐的图像。这种不同空间的超时限人际关系和谐是把传统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密切扣连的主轴，大传统也许较强调抽象的伦理观念，小传统也许较着重实践的仪式方面，但是追根究底这仍是一件事的两面。
综合而论，上述这个三层面均衡和谐系统虽是从小传统民间文化资料中所建构出来，但是它却能在纵的形式上勾连了中国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两部分。在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的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上最多，因此总体的和谐目标大都限定在个体的健康及家庭兴盛上面；而在大传统的士绅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则表达在抽象的宇宙观以及国家社会的运作上，而“致中和”的观念则成为最高和谐均衡的准则，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于如此深厚地存在于大小传统的文化脉络中，所以这一致中和、追求均衡和谐的宇宙观理念始终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思维推衍的中心，而追求个体与家庭的和谐则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之所系。也由于这样源于深层文化的观念，所以时至今日，这一追求和谐均衡的想法，仍然成为海内外中国人种种行为表现的基础所在。作者在《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一文中曾说，全世界华侨体质外观之外，有三项共同文化特征：中国式饮食习惯、中国式家庭伦理以及以命相风水为主体的宇宙观，而这三项文化特征，正与三层面和谐的均衡观的三个次系统密切关联扣合。
三、传统宇宙观的拓展与转化(一)
依上所述可知这个从民间文化理解中所建构出来的，“三层面和谐均衡体系”实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之所寄，也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对宇宙存在的基本信念所在，也是传统中国宇宙观的根本架构。根据这个宇宙观所发出的“文化”指令支配着传统中国人的种种行为，一直到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这也就是下文所要讨论的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在现代的社会中，传统宇宙观有时可以发挥相当作用，发生很大的正面力量，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力也会阻滞社会的现代发展，甚而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绊脚石，影响社会的进步。在这里社会精英分子的指引与领导就能发生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行政当局在特定政策之下所建构的有形无形环境，对这些传统文化概念所能发生的正负面影响更具关键性意义。下面我们拟分为宽广理念与现实生活两部分来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检讨。
首先要说的是第一个次系统与自然或天的和谐方面，照我们的架构中这又分为与时间的和谐与空间的和谐两部分，在传统民间生活中，这种与自然界时间与空间和谐均衡的观念虽然因受算数的影响，而流于命相风水的习俗上，但是传统与自然均衡和谐的基本理念与态度，如能加以合理的抽离并以拓展发扬，应可以在未来世界里作为人类这一生物种属生存演化的重要准则。这一理论的发展，已牵涉到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大范围之中。宇宙物种的演化，原按“适者生存”的原理进行，但个别生物种属经常因求更有利的适应，而导致演化的方向走上非常特别的道路，这就称为演化的“特化”(specialization)。特化的道路虽在短时间内对适应很有效，但长久以后环境有变则有利反而可能成为困境，最终甚而走上灭绝的路。人类是生物的一种，我们虽发明了文化而大大减轻自然演化对种属的压力，但是天演之律仍然未完全免去，而文化本身也还是受到天演律的约束，所以人类学家称文化为“体外器官”(external Organ)，即是说文化虽非生物体本身，但它仍如体内器官一样，其发展方向继续受演化律之约束。我们以这一观点反观今日世界的文化发展，固然成就辉煌，但也不免有“特化”之误。而事实上，当代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象变化、能源散失、粮食短缺、人口膨胀、战争威胁、放射性物质扩散等等现象，都是文化特化的征兆，如不加以防患、疏改，所构成种属绝灭的阴影将逐步加重(李亦园，1966a)。为了避免文化特化的现象继续发展，如何采取与自然合理调适的生活态度与观念，便是当前人类之要务，而本文所说的中国传统宇宙观，特别是与自然均衡和谐的种种理念与行为趋向，正是可以发挥其所长，以为未来新一世纪全人类所可采择的一种生活态度。无论是小传统所着重的与自然时间的契合、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均衡、甚而大传统的“致中和”、“天人合一”的理念，都可经由学术界科际综合的方式，讨论研究出一套更有实际效能的理念架构，作为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参考基准。
再说到三层面和谐均衡体系中有关个人有机体的和谐方面，这就是牵涉到中国人的饮食与健康医疗的范畴了。如前文所述，传统中国对个人有机体存在的基本观念是把个体当作一个小宇宙来看，要使个体小宇宙的运行合理，就要在追求它与大宇宙和谐均衡之外，也要求小宇宙内部的均衡和谐，这也就是藉摄取食物养份、调适气候环境、锻练身体内外血气，以求个体的健康和谐。中国传统医学是以血气与经络的均衡和谐理念为核心，饮食的摄取、药物的诊治、以至于练气、导引、静坐等行动，都是为了维持有机体内部血气经络的均衡，只有在这样的均衡和谐状态下，人类才会健康，而疾病才会去除或避免，所以说传统中国的医学观是“有机模型”，而非“机械模型”的，这是中西医学分属不同基本典范(paradigm)的出发点。
过去传统中国医学因受算数、玄学的影响，加以未能用科学实验方法予以验证，因此受到误解与排挤，未能有合理的发展。近年来大陆学界在传统医学的研究与推展上有相当可观的开拓(陈华，1991)。在台湾，近年亦因“科学委员会”以及“中华生命电磁科学学会”的提倡与研究，特别对“气”的科学实验以及其对人体经络均衡现象有突破性的进展(李嗣涔，1994，1995)，因而引起相当的探讨热潮。而台北中研院内也开始从人文思想与民俗传统各方面分别进行对传统医学的探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方面有“疾病、医疗与文化”小组的组织，致力于古代医疗典籍与观念的研究(杜正胜，1991；1995)，而在民族学研究所方面，最近也提出“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科际综合主题研究计划(李亦园，1996b)，企图从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医学、电机学等等学科的集体整合研究中，对传统医学、血气经络理论，以至文化象征历程体现作更彻底的综合探讨，以求对传统中国医学的哲学、生物及文化面有完整的理解。
从初步的资料预期中，传统医学所追求的和谐均衡的有机模型典范，假如能发展与西方医学的“机械模型”典范平行并进相互补足，不但可以弥补西方医学观念主导下所产生的人类健康退化以及新型疾病不断滋生的困境，而且也可以形成一种以自身锻炼为预防医学基础的新健康观念，这在新一世纪之中，将会是最合适人类生存的健康生活理念与态度。
四、传统宇宙观的拓展与转化(二)
其实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脉络中，三层面和谐均衡的体系仍以第三层次的人际关系和谐系统为最根本，人际关系的和谐向来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最高的目标，所谓以伦理立国的意思即在于此。传统的伦理精神着重于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以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而出发，然后延伸到其他的人际关系上面；另一方面则是从家系的连续关系为出发，进而及于过世的祖宗，而再延伸至其他超自然神祗。但是无论是同时限的人际关系以及超时限的人神关系，其间追求其和谐均衡则是没有差异，换而言之，和谐是中国伦理精神的关键概念。
杨国枢教授最近指导台湾大学心理学博士学生黄莉小姐完成了“中国人的人际和谐与冲突”论文，其目的固在探讨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冲突的本质，但她的结论仍以为和谐是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理论与常态，而冲突则是暂短的非常态。她深入分析中国式和谐的关系为三类：辩证式和谐观、调和式和谐观、统制式和谐观；而与这三种和谐观相对立的冲突则有失合式的冲突、失调式冲突、失序式冲突。黄小姐利用传统经典资料以及实地测验资料，对和谐与冲突的相互对应及其化解的可能过程，颇有详细精采的分析(黄莉，1966)，这一套和谐冲突理论如再加发展，不但可以应用在人际纠纷的解决上，实际上也可以再扩展成为探讨国际间调解争执冲突的理论基础。
从更现实的生活范围而论，传统中国人追求人际和谐的历程中，其实最重要的是寻求关系的建立，金耀基教授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一论文中曾如此说：
儒家的社会理论具有一种理论的倾向，要把个人发展成为关系本位的个体。中国人孜孜于关系的建构，确实是由一种内在的文化指令使然。(金耀基，1981：147)
要使这一人际关系和谐均衡的文化指令长久建立，首先有赖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顺畅，这也就涉及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常说的“交换”(exchange)。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李维一斯特劳斯在他的名著《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一书中曾对人际关系的交换作如下的注释，他说：
在这过程中是交换本身而不是交换的东西才是重点所在。……交换的关系实际上是先于被交换之物而存在，而且自主于他之外(1969：138—139)。
在这里“关系”与“交换”存在着一种吊诡的关系，藉“交换”以建立“关系”若仅存于礼尚往来的程度，或是存在于传统的“果报”阶段上，此种关系的建立则合乎和谐均衡的原则。但是“关系”与“交换”若发展到目前流行的“有关系就没关系”的状况，也就是把交换馈赠发展成为一种“活动”、疏通、求情，甚至“红包”、贿赂、贪赃之行为，那就是走偏了人际关系和谐的原则，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矛盾，如此对整个社会来说就会有很大的负面意义了。因此如何发展传统人际“关系”的和谐原则，认清“关系”本身而非交换之物才是最重要之处，应是当前无论是大陆或台湾社会中最迫切需要的现代伦理建设工作。
在传统伦理关系的探讨上，金耀基先生在另一篇题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的论文中，曾提出所谓“理性传统主义”(rationalistic tradionalism)的概念。他用这一概念说明香港的中国人如何把传统的家族主义转化为可用于现代企业经营的资源。他说：
所谓“理性的传统主义”；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不必是以感情珍爱那些所谓传统文化内在的价值，传统之所以选择地保留，是由于它们在追求经济目标的时候，显示了它们有外在的有用价值。
在《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对彼得·柏格教授东亚发展文化因素的回应》一文中，我个人也曾用类似的“理性传统主义”观念说明台湾民众如何利用民间信仰中的一些传统因素转化以为现代企业发展之助，这包括从神灵种类的无限增加转化为企业的多角经营、星相算数机运观念的转化为冒险投机的态度，以及道德复振的宗教观转化为企业经营的诚信协和伦理等现象(李亦园，1991)。这些传统伦理与信仰的转化，虽尚有其正负面意义的争论，但是如何从经济或企业经营的范畴转化为现代社会生活之用，仍是值得深加探讨的课题。
五、结语
中国文化在经过百年的西方文化冲击之后，已经逐渐从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中，回归到对传统文化的客观体认与辨赏的阶段。文化的存在如从深层结构的层次去理解，本无优劣之分，何况中国文化的发展已历数千年，其间调适孕育的经验自然极为宝贵，如何体认这一宝贵的文化历程与经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去探寻。本文探讨的角度是从广大的民间文化领域去寻找资料，并建构出一个传统宇宙观的理念架构，然后以这个架构为参考，企图去发掘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所用的素材，这样的工作实际只是一个开端，仍有待不断的开拓，但是我们相信，朝这方向继续努力，将会更肯定地梳理出一些头绪，以帮助两岸中国社会的往前发展之用。就像日本社会的发展一样，虽然接受西方的文化，却又在西文化之上加上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此才能超脱西方，而凌驾于西方之上，否则只是不断跟随西方，不管如何努力，总只是永远落在西方之后。本文所强调的传统和谐均衡观，如能合理予以开拓发展，不仅将会带领中国人在未来的世纪中超越西方，也可以成为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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