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姜国柱
Abstract：Mr Rong Zhaozu was a famous educationist’ philosopher and specialist in philosophical history。He wrote many books during his lifetime．This text briefed people。n Mr R．ong Zhaozu’s ideological course，scientific contribution，academ- ic atmosphere and discipline and noble moral character。
一
容肇祖，字元胎，于1897年12月1日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个书香世家，太高祖以经商致富。高祖是个老秀才，晚年考得岁贡。曾祖为清代举人，在赴北京会试的归途中病逝。祖父举进士而不仕，担任广东龙溪书院山长，终生以教书育人为业。父亲在祖父卒前，曾考上拔贡，因丁父忧而失去朝考机会，并因祖父逝世过分悲伤、抑郁而早逝。
容氏家族在广东是一个累世读书不做官为宦的大家族，他们目睹当时政治黑暗、官场贪鄙、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而认为：政治是罪恶的，官吏是污浊的，文人是不朽的，知识是高尚的。因此，容家祖训教育子孙读书不为官，做人不可贪，致使容家子弟学者辈出，官者所无。
容肇祖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世家，七岁时人家塾读书。由于他性格沉静，不爱说话，不赶热闹，回避人多，整天沉浸在书册之中。他自幼刻苦好学，酷爱知识。十岁时入西北隅小学读书。十一岁时父亲病故，对他打击极大，深知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而促使他更加发愤读书。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人广州启明小学读书，十三岁转入教忠师范附小读书。十五岁时因学费拮据而辍学，回东莞家中自学。
容肇祖先生的父亲曾在广雅书院读书，藏书甚多，舅父家藏书也甚丰，他天天到书房中泛览群书，在书的海洋中遨游。无师自学虽常使少年而尚未入堂奧的容肇祖困惑迷茫，不知所措，却培养了其求知的自觉性、主动性，使他更加刻苦奋力。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这时，我开始对学习有自动的认识。我自己按时读书，点阅了一部《纲鉴易知录》。”从此便把读书求知，传道授业，视为终生的事业。
容肇祖少时，其四舅邓尔雅从广州回东莞家居。邓尔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尤长于诗词、篆隶书法，对金文、甲骨文、文学、文字学等，亦有深刻钻研，学贯中西，思想新颖，见解独到，名震一时。他对容庚、容肇新、容肇祖三兄弟的国学指导，颇费心血，将他们的求知欲引导到攻读文、史、哲和金石篆刻等国学领域。这一切对容肇祖先生的一生治学为人、教书育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从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幽深情怀伴随他度过一生，使他无论处于何种恶劣境遇，都能勤奋不已，上下求索。早在二十年代，他在为舅父邓尔雅先生《缘绮台琴拓本》所题的词中，就曾抒发感慨：
“风入秋松，月窥帘寂，缘绮梧桐庭院。奏罢南风，细翻峤雅，忍看土花斑点。广陵散，宫声往，畸人剩幽怨。水山远，暗情移，爨桐无恙，弦未上，焦尾早经泪染。问古调谁弹，坐深斋，银烛重剪。想牙琴邓牧，启世子云难见!”
于此可见容先生对其舅父崇敬爱慕之深!
经过刻苦奋力学习，1913年春，容肇祖考入东莞县立中学．中学毕业，于1917年考入广州高等师范英文部，1921年毕业，到东莞县立中学教书。
二
容肇祖在东莞县立中学任教时，因“注重白话文的写作和近代史的讲授”，得到思想进步的校长黎樾廷的赞成和支持，然而黎校长因为思想开明却受到官绅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被撤职。为了坚持进步，反对守旧，支持校长，容肇祖与长兄容庚等进步教师，愤然辞职，表示抗议。
容肇祖和容庚于1922年同考北京大学，容肇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容庚以著有《金文编》，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兄弟二人，同入北大，传为佳话。
当时的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名家云集，学术活跃，“五四”运动后，则是新思潮的大本营。容肇祖的“主要动机是想在最高学府钻研学问”，献身国学。因此，他一方面积极选修各位名师所讲授的课程，广泛求教，另一方面则博览群书，阅读经、史、子、集，为以后的学术事业积累丰厚的理论基础。他曾拜陈垣、胡适等为师，受其指导。
对容肇祖平生治学影响最大的老师要算是胡适先生。因为“胡适之在‘五四’前后提倡白话文，这是我所羡慕的。”“而影响我的是胡适之的治学方法。”[1]容先生常对人讲：胡适所提倡的考据学和归纳法，对他的影响最大。胡适主张研究一门学问，提出一种观点，要经过详细的考证，占有翔实的材料，依据可靠的材料，方可提出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论断，一定要做到“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胡适语)胡适的这些治学方法对容肇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容肇祖还结识了顾颉刚、吴晗等。
值得提及的是：1925年春，受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之托，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尚严、孙伏园五人，以虔诚的态度随俗入流，融入北京妙峰山络绎不绝的朝香会众之中。他们抄会启，录碑偈，访问香客，求教耆老，以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民俗调查，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调查归来，五位学者在《京报副刊>>上连载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使当时学界人士“忽然感到从没有预期的不可名状的惊异”，“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惊叹“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
当时关注于心理学研究的容肇祖先生，撰写了《妙峰山进香者心理》一文，对香客朝拜的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并精辟地指出：“宗教信仰，有形式的，打破尚易。没形式的，打破实难。”先生于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有相当一部分精力从事于民俗学的发掘、研究，都与此密切相关，旨在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开发民智，解放思想。1928年，容肇祖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时，首任《民俗周刊》主编，并被选为民俗学会第一任主席。由民俗学会出版了专著《迷信与传说》，编辑了《妙峰山》一书，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出版。
三
容肇祖由于深厚的家学教育和自己的勤奋好学，在广州高等师范读书时，于1918年就发表了许多短文、诗词和笔记。1920年，翻译英文版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余妻之墓》，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开始步入文坛。
容肇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发表了《美国的思想变迁》、《妙峰山进香者心理》、<<述复社》、《记廖燕的生乎及其思想》、《读抱朴子》、<<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等论文。
1924年，戴震诞辰200周年，容肇祖撰写了《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纪念戴震专号上刊出，初显才华，深得名家赞誉。之后，又将他研究复社、廖燕、《抱朴子>>等多篇论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这些文章，对于一个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其功力和见地，确实令名家赏识和器重。
在容肇祖教授七十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直至九十高龄以后，依然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因而著作等身。于哲学、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都有力作问世，取得了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就。专著有《迷信与传说》、《中国文学史大纲》、《韩非子考证》、《魏晋的自然主义》、《李卓吾评传》、《李贽年谱》、《先秦法家》、<<清代几个思想家》、《明代思想史》、《容肇祖集》等；标点整理的古人著作有：《资治通鉴》(与人合作标点)、《续资治通鉴》、《何心隐集》、<<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吴廷翰集》、《崇正辩》和《斐然集》等；学术论文主要有：《占卜的源流》、<<韩非的著作考》、《三界神考》、《二郎神考》、《德废龙传说的演变》、《山海经研究的进展》、《明神名又为古官名的讨论》、《宋明集录谣谚的两种书》、《目录学家著述的分途》、《中国目录学引论》、《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作》、《孔尚任年谱》、《方以智和他的思想》、《潘平格的思想》、《焦竑及其思想》、《王守仁的门人黄绾》、《吕留良及其思想》、《何心隐及其思想》、《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吴廷翰的哲学思想概述》、《明太祖的<孟子节文)》、《复社的领袖张溥》、<<明朝的大臣海瑞>>等涉及各个领域的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文化大革命”中被三次抄家搜查而至今下落不明的未刊书稿有：《李贽传》附《李贽著作考》、《清代思想史》、《中国目录学大纲》、《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等。凡研读容肇祖教授著作的学者，无不敬佩其学问之渊博。
四
容肇祖教授的学术成就之所以这样巨大，除了他深得家学，勤奋钻研，泛观群书外，．还在于他的求知精神，科学态度，治学方法。他既能博采众家之长，集千古之智慧，又能把握治学枢要，做到约之在我。
容肇祖教授治学，既不囿于一家之学，一孔之见；又不杂乱无章，没有主旨；更忌讳真伪不分，以假乱真。因此强调要有以一御多，由多求一，为其治学的主体意识。
容先生常说：中国学术思想有百家，要从百家的思想材料中，弄清其思想源流，了解其思想脉络，揭示其思想宗旨，就是说要综罗百家，把握宗旨。因此，他十分推崇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者，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而不能得月氏要领也。”[2]这是说，读书治学，要分清主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古穷今，纂要钩玄，这样才能了解思想家创立其思想的“得力处”、“关节点”，又使研究者有了“入门处”、“把柄处”，进而才能综罗百家，约之在我，穷究义理。否则如乱丝一团，没有头绪，不得要领，茫茫荡荡，一无所成。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3]顾炎武十分重视考辨学术思想源流。他的《音学五书》就是“审音学之源流”[4]，考究两千多年音韵之变化而著成的。他的《日知录》更是一部“综罗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 “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的“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5]的杰作。容师多次谈到黄、顾等思想大家的治学方法和自己的治学体会，要青年人做一个博学与专精、求知与精思、义理与考据、发掘与创新的学者。
五
容肇祖教授为人高尚，持身立节，光明磊落，心胸坦荡，淡泊名利，追求真理，富于正义感。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时代，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他始终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前进，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孜孜不倦，为弘扬中国文化而拼搏献身，不论处于什么境遇，都能做到宠辱不惊，自强不息，实践了“智、仁、勇”“三达德”。
“五四”运动时，容肇祖在广州高等师范参加了校宣传队，到佛山、西樵、九江、大同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唤起人民的爱国热忱。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贫困，人民的灾难，乡村农民生活在饥寒之中，而思想却为封建愚昧所束缚，应当大力开展普及文化，提倡科学，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思想等工作。[6]容肇祖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了科学民主、破除迷信愚昧的思想观点，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容肇祖因反对地方官绅的守旧干学，愤然辞去教职。1925年，妙峰山的民俗调查，为破除迷信努力；《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是为进一步发扬戴震反对以理杀人之思想禁锢而作；《述复社》是为吸收明末志士精神，强调学者的政治责任，学术的自由发展，国家才有进步而作。1926年，《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是为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而作。以及后来的《明太祖的(孟子节文)》、《复社的领袖张溥》、《海瑞>>、《赵南星》、《魏忠贤》等，都是为提倡科学民主、追求真理，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以破除思想禁锢而作。
容肇祖教授作为一个赤诚爱国的知识分子，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七七”事变之后，曰寇侵占北京。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容肇祖任哲学系副教授，面对民族危亡、国破家难的悲惨局面，他在一首七绝诗中写道：“国破无家失自由，登高何地属神州?青山不比人经老，风雨连天即白头。”对国土的沦丧，人民的流亡，他无比痛苦；而对日寇的凶残，和当局者的逃跑，他无比痛恨。
1938年，三校被逼率师生逃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容肇祖任教于文学院。不久，因日寇飞机轰炸昆明，联大师生安全无保。容肇祖一家便开始了逃亡生活。在逃亡中，仍不能幸免日寇的残暴迫害。1944年，容肇祖一家避至湖南莲塘村，他曾两次被日寇抓去做挑运夫，他两次冒死逃脱。与他同被抓去的李乾亨教授等，却惨死于九峰路旁。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中山大学复员，容肇祖任历史系教授。当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时，容先生积极支持，签名发起，并在文学院演讲“中国学生运动史”，撰写《范滂》和《五四运动》等文，鼓励学生踊跃参加民主爱国运动。
北京大学复员后，容先生又到北大任教授。北京解放前，容先生曾掩护和介绍几十名进步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同时积极支持北京学生各种进步活动，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
六
容肇祖先生自幼就确立做一名教师、学者的志向。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做人有道德，办事有功业，治学有成就，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他一生为此而刻苦奋力，锲而不舍，终生矢志不渝。他九十三岁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文津出版社主编邱镇京先生请容先生为文津出版社题写中堂，容先生欣然命笔题道：“文章传中华学统，津梁济天下众生。”这一题词，既符合文津宗旨，又体现先生本意。他一生研究学问，穷究义理，注重发掘，就在于“拾寒琼于芳草，著潜德之幽光。”[7]发掘、弘扬先哲先贤的“潜德幽光”，以陶冶自己，教育来者。从容先生的全部治学历程，可以窥出他的这一宗旨。
容肇祖教授文史哲兼通，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史家，而且也是文学史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他在考古学、文字学、训诂学、图章篆刻等领域，都有卓著成就，堪称一代宗师。
在容老九十华涎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先生举行的祝寿会上，汝信副院长有如下的一席话：今天是容先生九十岁诞辰，我们大家聚集一堂，为容师和师母祝贺!我们在座的各位，尽管有的当了书记、院长、所长等等，但都是容先生的学生，容先生的为人治学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想是否有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治学，容老学识渊博，严谨缜密，刻苦奋力，著作等身，贡献很大；二是为人，容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品格高尚；三是育人，容老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自己的子孙都个个成才；四是养生，容老九十高寿，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了“祝贺容肇祖教授九十五岁华诞暨明代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除了对容老的高寿表示衷心的祝贺外，对他的德业、成就尤表敬佩。大家一致认为：“年高德劭的国学大师容肇祖先生，从30年代起就驰骋于学坛，在文学、史学、哲学诸多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成就卓著。尤其是成书于30年代的《明代思想史》，在识见上超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充满新时代的气息，成为明代思想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影响历久而弥新。”“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容先生的《明代思想史》著于辛亥革命以后，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其指导思想是全新的，评判标准是现代的，征引资料是翔实的，不愧为一部新时期的《明儒学案》，故能独领风骚数十年，直到今天尚未产生一部总体水平超出其上并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明代思想史专著。”[8]面对这些评价，容老对后学者表示感谢之情，希望年青学者后来居上，要比老一代学者取得更大成就，对国家学术做更大贡献。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巨大的成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难能可贵的。容肇祖教授一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学德，乐观的精神，达观的人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做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
注释：
[1][6] 《容肇祖自传》。
[2] 《明儒学案·发凡》。
[3] 《亭林文集》卷四。
[4] 《音学五书序》。
[5] 《日知录序》。
[7] 《容肇祖集·前言}。
[8] 《明代思想与中国文化·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