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汤一介
Abstract: Nanming (1510--1572), whose surname was Cao and given name was Zhi, was the sobriquet. He was a great Con- fucianist in the same times with Li Tuixi in the Li Dynasty of Korea. Nanming was unhappy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therefore he did not fill an office in all his life. His behave and do- ing scholarly research was very respected by people, which was noticed through corresponding of Li Tuixi with him. His book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anming' compiled by Asia Culture Society in Korea. The anthology was important ma- terial researching Nanming. After the present writer read it, he had a lot of reaction to Nanming's thought, and consequently wrote this article specially for expounding the meaning of Nanming's ideology and his own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朝鲜的儒学是由程朱理学的传入而在那里发展起来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和李栗谷都有一些介绍和研究，但对几乎同时的李朝另一位大儒南冥则少有介绍与研究。南冥，姓曹，名植，自号南冥，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1572年，与李退溪同年生，而后卒约两年。所著收入韩国亚细亚文化社编辑的《南冥集》中。《集》中除诗、赋、书、铭、论、疏等等外，其思想主要见于所录宋元诸儒大师之《学记》中，又《南冥集》所附其门人之行状、行录等记录南冥之言行，当亦为研究南冥为人、为学之重要资料。由于南冥对当时政治之腐败不满，故终身未仕。但从李退溪与南冥的通信看，可见南冥其为人、为学颇受时人所尊重。现韩国有南冥学会，为研究其思想之团体，现任会长为金忠烈教授。近十年来曾开过三次“南冥学国际讨论会”。我有缘得读《南冥集》，于其思想颇有感应，现特别对所述“敬内义外”之义、“下学上达”之义、“出处大节”之义作些阐述，以明南冥思想之意义以及我个人之心得。
一、敬内义外之义
《南冥先生别集》卷之二《言行总录》中载：“先生特提敬义字，大书窗壁间，尝曰：吾家有此二字，如天之有日月，洞万古而不易，圣贤千言万语，要其归都不出二字外也”。(按：此当据《南冥集》卷五成大谷《墓碣铭》及后附郑仁弘所《行状》中)南冥特重“敬义”二字，当取之于《易．坤．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义。 “敬”当指人心之内在自觉的道德修养功夫，“义”则当为据此内在修养功夫而表现为合宜的行为准则。故朱熹说：“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义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谓”，[1]南冥《学记》的“心为严师”中引孔子语：“修己以敬”即是说明“敬”为一人心至高的修养功夫。故《学记》录朱熹语谓：“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2]为什么“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据朱熹的解释：“人之为学，五常百行岂能尽?常常记得人之性，惟五常为大，五常之中仁尤为大，而人之所以为是仁者，又但当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昼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废惰，则虽不能常常尽记众理，而义礼智信之用，自然随其事之当然而发见矣”。[3]朱熹这段话当是对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发挥。“持敬”的意义要在“求其放心”，使心达到清明澄静，内无妄念，尽去私欲，事事中节，故孟子这里的“学问”不仅仅指认知之学，更是包含道德修养之意义，所以“持敬”也是一种“为学”功夫。与南冥同时的李朝大儒李退溪在《进圣学十图》中说：“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学，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4]，李栗谷也说：“敬者通贯知行之间，故涵养致知皆用敬焉”[5]，这都是对朱熹思想的发挥，盖朱熹谓：“心体通有无，贯动静，故功夫亦通有无，贯动静”。此一时期对“持敬”为“圣门第一义”或为李朝儒学大师所共有认识。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6]。这就是为什么南冥把“心为严师”与“敬义”联系在一起之故。南冥《戊辰封事》中说：“孔子所谓修己以敬者是也，故非立敬无以存此心，非存此心无以穷天下之理，非穷理无以制事之变”[7]。“持敬”为“心”之功夫，或可谓“心体”之用，但从“敬内义外”上看，又可说“敬体义用”，李栗谷《圣学辑要》言：“敬体义用，虽分内外，其实敬该夫义，直内之敬，敬以存心也；方外之义，敬以应事也”。[8]“敬体义用”正是由于“敬”作为“心体”之呈现，故可为“义外”之体，朱熹说：“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9]这正说明，宋儒以体用一源，而“持敬”则即体即用，甚至至者而得“一天人，合内外”之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境界。南冥《第十七图》后引朱熹的话，“敬比如明镜，义便是能照底”。此处论到“敬”与“义”的关系，亦谓“敬”为“义”之体，“义”为“敬”之用，而体用不得为二，故持“敬”则“义”存矣，当“义”则“敬”在矣，故《学记》又录朱熹语：“以敬义二字随处加工，久久自当得力义理之间，只得著力，分别不当，预以难辨为忧，圣门只此，便是终身事业”[10]。此与“心为严师”相呼应也。盖“敬”虽为圣门第一义，但当体现于“义”则完备，必在发用上更可显其意义。南冥在《示松坡子>)中说：“且敬者，圣学之成始成终者，自初学以至圣贤皆以主敬为进道之方，学而欠主敬功夫，则为学伪矣。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主敬功夫。古者群圣贤之书虽多，而于此一言至矣尽矣，学者苟能收敛此心，久而不失，则群邪自息，而万理自通矣”。．”南冥这段话可注意者有三：第一，“主敬”是一终身的事，从初学到圣贤境界都当以此为进道的方法，此或正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2]。“为己之学”一切在于自己，不自欺，己立立人，这就要求“敬以直内”了。不这样，那就是作给别人看的“为人之学”，所以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为禽犊”[13]。(劝学，杨惊注：“禽犊，馈献之物”。)《论语集注》中引程子语：“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作人必须日日警惕，不可须臾离开涵养进学之道。第二、“主敬”要在“求其放心”，故南冥之“主敬”特重“收敛此心”。盖心为主宰，一切均在一心之肃然之敬，此必落实于日用伦常之上，方可得“孔颜乐处”之境地，故朱熹说：“学者实下工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理会，就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14]第三，学者若能收敛此心，则群邪自息，万理自通。朱熹说：“敬则万理具在”[15]。照朱熹看“一心具万理”[16]，盖因心是主宰，是能动的，故“心则人之所以主于身而具是理者”[17]。“持敬”则心得收敛，“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18]“所以程先生说敬字，只是谓我自有一个明底事物在这里。把个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字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夫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紧要处正在这里”[19]。
据《学记》中之第十七图“敬”字图，当知南冥之“敬”有四义：整齐严肃，常惺惺法，收敛身心，主一无适。《别集》卷之二《言行总录》中载：“先生以为学莫要于持敬，故用工于主一，惺惺不昧，收敛身心，学莫先于寡欲，故致力于克己，涤净查滓，涵养天理。”(按：此当与《南冥集》十七图所列者相吻合)。南冥之“敬”之四义源自宋儒，且必有其内在关连，对此我们均可在南冥之《学记》中找到根据，且得知其意。《学记》录程伊川语谓：“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20]。诚者天之道，专一主敬则得与天道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故朱熹说：“诚字在道则为实然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其维持主宰，专在敬字”[21]。人之心如果随事专一，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动静皆适，则天理常明，人欲消治。《学记》又录许鲁斋语：“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22]。此语或有病，盖圣人之心并非仅仅为一知觉之心，有如明镜止水；当如朱熹《仁说>>所言：“心”“在天则怏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熹此处论人心当本之于孟子“四端”之说，故心当为“实然之心”也。然而许鲁斋谓“主一是持敬”则甚是，“主一”即以心为主宰而专一，发见于“爱人利物”，此必得之于“持敬”。有问朱熹扰扰，朱子说：“程先生云：严威整肃则心便一”[23]。严肃整齐则可排除一切内外之扰扰而心得主一，故朱熹曰：“涵养此心须用敬”[24]。可知“整齐严肃”当为心主于一之方，“持敬”要当从“整齐严肃”入手。《学记》又录吕东莱语：“敬之一字最难形容，古人所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此语当深体也”[25]。“整齐严肃”是心的作用，心不庄肃则容貌无可得真正之“整齐严肃”也。“常惺惺”本自禅宗，谢良佐用以释“敬”，朱熹沿用之，《学记》录朱熹语曰：“心常惺惺，自无客虑”[26]。按：惺惺者，警己，警人，心常惺惺则得自觉地唤醒警觉，而外至于整齐严肃，内则主一而敬也。金宇颐《行状》中说，先生“常佩金铃以自警省，号日惺惺子，盖唤醒之士也”[27]。收敛身心“在要寡欲，致力于克己，寡欲则心得不放，克己则得归仁，故南冥谓：“学者苟能收敛此心，久而不失，则群邪自息，而万理自通矣”[28]。“非立敬无以存此心，非存此心无以存天下之理”[29]。由此可知，“主敬”之意义，归根结底要在“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30]以求得明善诚身，合天人，一内外，自家有个安洎处。
宋明理学特重“心性”之修养，朱熹说：“一人之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31]，又说：“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32]。“心”为身之主宰，而“敬”则为人心内在自觉的修养功夫，从一方面说： “主敬”要“收敛其心”、 “心常惺惺”，使“心”得不放逸；从另一方面说，又要“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得一自觉的主宰知觉处，这样才能体“天地生物之心”[33]，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温然爱人利物”即是“仁”，《学记》录程伊川语：“视听言动一于礼，谓之仁；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34]。由此可见，南冥可谓对“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深有所得。盖人心道心实为一心，一心诚敬则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则能“爱人利物”而归仁；与日月合其明，则能知觉运用而不昧，故“持敬”则通万理而得一安身立命处。李栗谷《圣学辑要》中说：“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人不能复其本心者，由有私邪之为蔽也。以敬为主，尽去私邪，则本体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由敬而至于诚矣”[35]。故“居敬”为穷理之本明矣。
南冥之学虽以“敬义”为其终身所笃信者，但他论“敬”则多，论“义”则少，金宇颐《行状》载有：南冥“斋有板窗，左书敬字，右书义字，其敬字边旁细书下人论敬要语，目击而心念之”[36]云云。据此，南冥似未行书古人论义之语，其故何在?据我推测，盖因“敬”为圣门第一义，敬体义用，如得“敬以直内”则必可“义以方外”，这样“义”才是自觉的，有根柢的。朱熹说：“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外，非是别有个义”[37]。而人的行为或可符合“义”的准则，但并不一定都是自觉的。因此，“义以方外”不能离开“敬以直内”，所以南冥论“敬”多而论义少。不过，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即从南冥讨论“下学上达”和“出处大节”上面看，他是更重视“行”的，于此则可领会他对“义以方外”的意义。故《学记>>录程明道语：“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38]。“下学而上达”者何?盖必由扫洒应对、日用伦常始，方可上达于合内外，一天人，齐上下之境界。
二、下学上达主义
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UL39)，人心之维持主宰专在敬，故涵养此心须用敬；而“义”则关乎行为之合宜，“行为”则须见诸于外。韩愈《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人所走的道路合乎道理才叫作“义”。《学记》录胡云峰语：“谨独是敬以直内，契矩是义以方外(注：矩是人心天理当然之则)”[40]。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人心天理当然之则”呢?照南冥看，这不是坐而论道，空谈冥想而可得的。南冥《与退溪书》中说：“近见学者，手不知洒扫之节，而口淡天理，计欲盗名，而用以欺人，反为人所中伤，害及他人”[41]。在李退溪得南冥书后，尝有《与郑自中书》一通，文谓：“适得南冥曹键仲书云：(中略，见上引文)南冥之言真可谓吾辈药石之言，自今请各更加策励，以反躬践实，为口谈天理之本，而日事研穷体验之功，庶尔知行两进，言行相顾，不得罪于圣门，而免受诃于高世之士矣”[42]。据李退溪所言，南冥主张践履恭行、反对空谈天理之旨，在于做人当“知行两进，言行相顾”，“以反躬践实为口谈天理之本”。反躬践实必自洒扫之节始，据《年谱》中载：“先生常患世之学者，不事下学，专务上达，往往有假道学之名”[43]。故“尝语学者曰：为学初不出事亲敬兄，悌长慈幼之间，如或不勉于此，而遽欲穷探性理之奥，是不于人事上求天理，终无实得于心，宜深戒之”[44]。盖因天道性命之原本不在事亲敬兄之外，此即程明道所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谓。为学做人要当不可以于用外求体。《学记》录程明道语：“或问如何是道?曰：于五伦上求”[45]。又录张南轩语：“学必有序，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有序也。由近及远，自粗以至精，学之方也”[46]。从南冥所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躬行践履”的重视。当然，南冥主张“下学上达”，并不是不赞成体认天理之奥妙，而是反对不于人事上用功夫，而无根柢的去“穷探性命之奥”，这样是决不可能达到对“天理”有真正领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南冥提倡“下学”而“上达”的关键在于“笃学力行”。《学记》录朱熹语：“学者实下工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理会，就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47]。一个人如果能在日用伦常，洒扫应对上行其当行者，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就可以达到对“天理”的实在领悟。可见宋儒对“践履躬行”之重视。故南冥尝谓；“圣人之旨，前儒既尽言之，学者不患不知，患不行”[48]。
在知行关系问题中，有难易问题，有先后问题，有轻重问题。朱熹说：“知行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49]。若以“知”为“行”之始， “行”为“知”之成，为学进道如不能完成，则不合圣门之义。而“行”当是合乎道义的，当义而行。当义而行，必以“内敬”为基础，而有内在的自觉道德修养功夫见之于行，必是合乎道义的，故“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朱熹有言曰：“敬是立己之本，义是处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50]。“敬以真内”，主于一心，则可于发动处无不善，此当为一内在的自觉修养功夫；但人之内在的修养功夫不可以不见之于外在的行为，此日用人伦、洒扫应对之事，故有“义以方外”方可实现其“内敬”之现实意义。方者，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所以“义”必关于行为之合宜，朱熹说：“义，便作宜字看”，“自家行之便是义”[51]。
“下学上达”，初见于《论语·宪问》，《四书集注》引程子语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但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下学”虽在人事上，但必自知其可上达“天理”，知此“日用伦常”即是“天理”所在，朱熹说：“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尽得下学之事，则上达之理便在此”[52]。程朱所强调的“下学”必是自觉的，即必须是诚心诚意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样才符合“义以方外”之旨，所以朱熹说： “若下学得是当，未有不能上达”[53]。从孔子到程朱，“下学上达”都是说的“为学进道”的功夫，其要当在于“行”，而其“行”必合于“义”，且当知“下学”必可达于“上达”之故，故有“知行合一”之说。
宋儒一贯主张“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既然关于“知行”，而宋儒又以“知行合一”为“为学进道”之阶，盖其来有自。我们知道，宋儒认为，在“知”的基础上的“行”才是真知，程子日：“知不能行，不是真知。”所以《宋元学案》七五载：“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朱熹虽继承了程颐“知先行后”之说，但他特别强调“知与行功夫，须着并进”，故有言曰：“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也，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54]。朱熹所以重“行”，则是因为他把“知行”问题从根本上说视为道德修养问题，所以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55]。“善在那里”是“知”的问题，“自家却去行他”是“行”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实践的问题，如何成圣成贤，必得“知行合一”，方可以体现“天道”至善之德。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言“体道”，此或有二义：一为“以道为体”，即圣贤应和“天道”认同，应同于“天”；另一是说实践“天道”，即要求依“天道”而身体力行之。王阳明或为“知行合一”之集大成者。他尝有“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之说，此语常被人误解，说它是“销行归知”， “以知为行”。然实于此句后王阳明接着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处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在胸中”[56]。王阳明这段话所强调地的主要之点是在人的自觉的内在修养，并不是说人的认知过程，但王阳明也并没有说“知”和“行”完全是一回事，例如他在论述知行关系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7]。不过王阳明反对把知行分为两截，认为这样会“失却知行本体”。明清之际，有王夫之虽主张“行先知后”，“行可兼知”，但他讲道德修养时，仍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则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所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58]。知行之所以“并进而有功”，就是因为知行问题归根到底乃是道德修养问题，所以王夫之说：“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之事，则亦有行矣；应接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59]。王夫之虽言“知行并进而有功”，但他实更重“行”，如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60]。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下学上达”作为为学之道，从根本上说不只是“知”的问题，而更是“行”的问题。
南冥虽有讨论“知行”关系之言，如说；“学者不患其难知，特患其不为已耳”[61]。但是，这样直接讨论知行关系的地方并不多。然而从他讨论“下学上达”则可知其对“行”的重视。南冥论“下学上达”要在日用伦常、洒扫应对上践履躬行，此本宋儒一贯之主张，朱熹说：“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如‘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然亦不离乎人伦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尽所谓学耳。果能学，安有不能上达者”[62]。南冥特重“下学上达”可谓得程朱之真精神。金宇颐《行状》谓：南冥“其为学也，略去枝叶要以得之于心为贵，致用实践为急，而不喜为讲论辩析之言，盖以为徒事空言而无益于躬行也”[63]。“得之于心”者要在“敬以直内”，“致用实践”者要在“义以方外”，“义”则行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此必在日用伦常、洒扫应对之中体现， “下学”虽为“事”，而必可“上达”于“理”也。
三、出处大节之义
金宇颐《行状》载：南冥先生“年二十五偕友人隶举业，于山寺读《性理大全》，至鲁斋许氏语，有曰：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出则有为，处则有守，丈夫当如此。先生于是惕然警发，惘然自失，始悟从前所趣之非，而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者，盖如此也”[64]。南冥以“敬义”为座右铭，心止于敬，行止于义。止于义则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行当行，止当止，则必“出则有为，处则有守”。然南冥生于不治之世，“出”则无所可为，“处”则或可以德抗位．故朝廷数召不应，而以其道德应也，于《陋巷记》中有“天子以万乘为位，颜子以道德为位”之语，此是“处则有守”者也。南冥尝谓金宇颐曰： “士君子大节难在出处一事而已”[65]。在他临终前“与学者语，犹以行已大方，出处大节，谆谆不倦”[66]。南冥之不出仕，盖因有见于“国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离”[67]。在这种情况下，虽有济世救民之志，亦难有所作为，所以在他的《疏》中说：“当此之时，虽有才兼周召，位居钧轴，亦未如之何矣，况一微身材如草芥者乎?上不能持危于万一，下不能庇民于丝毫。为殿下之臣不亦难乎”[68]?南冥虽不出仕，但他却是一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关怀之心的人，《言行总录》中载有他“不能忘世”之意数则，如：“先生不能忘世，忧国伤民，每值清霄，皓月独坐悲歌，歌竟涕下”[69]。隆庆丁卯有旨召，南冥不应，于《呈承政院状>>中说：“请以救急二字，献为兴邦，一言以代臣之献身”[70]。但南冥所献之意，并未为朝廷所采用，故南冥于《戊辰封事》中说：“臣之前日所陈救急之事，尚未闻天意，急急如救焚拯溺，应以为老儒卖直之说也，未足以动念也”云云。盖因南冥早已料到朝廷并不会听他的忠言，故终身未仕，这当是他特别重视“出处大节”之故也。
《戊辰封事》或可以说是南冥思想之结晶，时南冥已六十八岁，现节录于下．以见南冥思想或可谓由“敬內义外之义”、“下学上达之义”、“出处大节之义”所组成，文曰：“为治之道不在他求，要在人主明善诚身而已。所谓明善者穷理之谓也：诚身者修身之谓也。……穷其理将以致用也，修其身将以行道也。其所以为穷理之地，则读书讲明义理，应呈求其当否；其所以为修身之要，则非礼勿视听言动。存心于内而谨其独者，大德也；省察于外而力行者，王道也。其所以为穷修存省之极功，则必以敬为主。所谓敬者，整齐严肃，惺惺不昧，主一心而应万事，所以直内而方外，孔子所谓修已以敬者，是也。故非主敬无以存此心，非存心无以穷天下之理，非穷理无以制事物之变，不过造端乎夫妇以及于国家天下，只在明善恶之分，归之于身诚而已。由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又其进学之序也。舍人事而谈天理，乃口上之理也”[71]。
“敬内义外”，“下学上达”，“出处大节”虽分为三。而在南冥思想中实为相互关联者。“敬内义外”可谓儒者的理想人格；“下学上达”或为儒者达到“敬内义外”的必由路径；“出处大节”当为儒者成就“敬内义外”之操守。君子儒者，“涵养须用敬”，“处物为义”(《朱子语类》卷五十二谓： “处物为义，须是事之合义”。)“义者，宜也，凡日用所为所行，一合于宜”(同上)，故必“下学上达”于洒扫应对，日用伦常中求之。“上达”者，上达于天道之当然，“人道”之应然。人生于世，必有济世之志，当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而世有治乱，有兴衰，而人有遇与不遇，其非由己，故当出则出，当处则处，亦不离“敬义”二字。“敬内义外”为安身立命之根柢；“下学上达”为安身立命之路径；“出处大节”为安身立命之操守也。生于今日之世，世风日下，人心不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将以何应世治国，安身立命，此当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者不可不深思也。南冥有教于我者，此“敬内义外”、“下学上达”、“出处大节”三义，当亦可作座右铭，以为立身行事之则。
注 释：
[1] 《朱子语类》卷十二。
[2] 《南冥集》107页。
[3] 同上书，108页。 [4] 《增补退溪全书》(一)197页。 [5] 《栗谷全书》(二)247页。 [6] 同注[2]93页。 [7] 同注[2]58页。 [8] 同注[5]478页。 [9] 同注[1]卷十二。 [10] 同注[2]92页。 [11] 同注[2]41页。 [12] 《论语．宪问》。 [13] 《苟子．劝学》。 [14] 《学记》录，《南冥集》112页。 [15] 同上书，107页。 [16] 同注[1]卷九。 [17] 《尽心说》，《朱子文集》第六七。 [18] 同注[1]卷十三。 [19] 同注[1]卷十二。 [20] 同注[2]9l页。 [21] 同注[2]91页． [22] 同注[2]109页。 [23] 同注[2]94页。 [24] 同注[2]94页。 [25] 同注[2]108页。 [26] 同注[2]108页． [27] 同注[2]138页。 [28] 同注[2]4l页。 [29] 同注[2]57页。 [30] 同注[1]。 [31] 《中和新说书》。
[32] 同注[2]93页。
[33] 见《南冥集》86页所载朱熹《仁说图》。
[34] 同注[2]86页。
[35] 《栗谷全书》(一)479—480页。
[36] 同注[2]139页。
[37] 同注[1]卷六十九。
[38] 同注[2]98页。
[39] 《孟子。离娄》上。
[40] 同注[2]92页。
[41] 同注[2]30页。
[42] 同注[2]172—173页。
[43] 同注[2]172页。
[44] 同注[2]184页。
[45] 同注[2]98页。
[46] 同注[2]90页。
[47] 同注[2]112页。
[48] 同注[2]11页。
[49] 同注[2]99页。
[50] 同注[]：卷六十九。
[51] 同注[1]卷六。
[52] 同注[1]卷四十四。
[53] 同注[1]卷四十四。
[54] 同注[1]卷九。
[55] 同注[1]卷十二。
[56] 王阳明《传习录》下篇。
[57] 王阳明《传习录》上篇。
[58]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59]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三。
[60]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
[61] 同注[2]300页。
[62] 同注[1]44页。
[63] 同注[2]138页。
[64] 同注[2]136页。
[65] 同注[2]141页。
[66] 同注[2]139页。
[67] 《乙卯辞职疏》，《南冥集》56页。
[68] 同注[2]56页。
[69] 同注[2]182页。
[70] 同注[2]57页。
[71] 同注[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