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 冯锦荣
Abstract：The present author held that a wealth of data un- derstood natural world by Confucian and his pupils was kept in classical works of Confucianism． After a unified domain bv the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the Confucianist contributed to sprout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yet was harmful to them． It was not just and fair to attribute this negative role to Confucian in the pre—Qin days．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1915年开始，“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一问题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所注意。当中任鸿隽(1886—1961)的指陈最为早出和最具条理。任氏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民国4年[1915]正月发行)卷首即刊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论说。他说：
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於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惊於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吾国学者之病端在不恃官感而恃心能，其钻研故纸高谈性理者无论矣。乃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彼固各有所得，然何其与今之研究科学者殊术哉!此吾国无科学之大原因也。[1]很明显，任鸿隽的看法是针对儒学而来的。十多年后，任氏重新检视这个命题，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批评。他说：
(一)儒家传统的学问观是重视应该做甚么，反而轻视了应该知甚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视对自然知识的探求。在《论语》一书当中我们找不到孔子谈及学习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即使是他希望弟子们熟知动、植物之名，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公式的场合上擅于与人纳交而已。(荣按，即指《论语。阳货》：“子日：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过分强调道德而致忽略外在世界知识的倾向为宋代道学家们所继承，并提出了“玩物丧志”的主张。
(二)作为这个人文传统(humanistic tradition)的自然结果(corollary)，我们的知识活动只限于古代圣哲所说的或所写的范围内，而不是去发现自然会给我们甚么。个中原因也是与孔子的教学有密切关系。孔子曾谦虚地谈及自己的成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按，语出《论语．述而》)在另一场合里，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同上)在这种传统下培育出来的古典文献，事实上是数量巨大的。而作为一位读书人也乐于将其一生埋首在注释和本文的校勘等工作中，并且从中享受到真实的知识的乐趣。既然手上的材料可供愉快地作研究，而这些材料又被认为是满载人类的全部智慧(the alpha and omega of human wisdom)，那末他又何须为宇宙间生起的现象去困惑自己呢?
(三)持续二千多年来的科举制度实对历代人民的知识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个制度当中，知识阶层的最高目标乃是尽量使文体趋于完美，然后去适应主考的要求。我们得承认：有些天赋奇才，不欲扬名立志，有意识地反抗这一精神性奴隶的制度而专志于自己所喜欢的学习；即使如此，这些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因他们生活于重视古典学习的环境里。我们只要纵览二千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史，文人、历史家、古典的注释家比比皆是，却几乎找不到如培根(Francis Bacon)所谓之“自然之解释者”(the interpreter of nature)。[2]关于以上讨论，任鸿隽续在《抗战后之科学》，《东方杂志》第37卷13期(1940年7月)有进一步的阐发。无论如何，在任氏一系列的文章出现前后半个世纪内，国人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热潮一直过渡到当代中国，当中有些论说更把个中原因直接推在儒家及两千年前的孔子身上。[3]客观而论，秦汉大一统局面以后的儒学诚然一方面有助于科学、技术的萌发，另一方面却又对其造成伤害。然而把一切责任归咎到先秦时期的孔子身上，则未免有欠公允。
二、《论语》一书中所见的科技文化知识
《论语》中保存了孔子和弟子们对于自然认识的一些资料，有关天文现象的认识、理化现象的认识、动植物现象的认识、农王技术的认识等，总计不少于三十条。
关于天文现象的认识，比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4]这里谈到恒星周日视运动都环绕着“北辰”(即北极点，当时的北极点很接近右枢[天龙座α])转动。C5’又如“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很显然，孔子认为夏朝的历法最与天象密合，方便农事。又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这里最能看到天文历算与科技政策、社会管治的关系。又如“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这是指日、月食的显著性，当中并无任何虚幻的天谴思想。
关于理化现象的认识，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里也看到孔子对时间、空间相互变化的感叹，似乎隐含着对“时空连续体”(a time-space continuum)的初步认识。又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孔子认为“天”即自然，是一个抽象的总体，包含宇宙万物的形式与变化规律。
关于动植物现象的认识，例如：“子曰：‘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里说孔子教《诗》的时候，也着重传授一些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知识，当然必须牵涉及动、植物的名字、形态及习性的认识。[6]又如“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孔子对马的认识，似非一般人所能及。又如“子曰：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这里可见孔子对谷物吐穗开花以至壮实成熟的自然成长过程有深入的了解。
关于农工技术的认识，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虽然孔子自谦自己的农学知识比不上年长的而有经验的农夫和菜农，若不是孔子有丰富的农耕知识，樊迟也不亲往请教。又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孔子曾对叫做牢的人说自己不被国家所用的时候，学得一些技艺。
三、孔子所讲的“多能鄙事”及其与中国古代实用数学的关系
《论语·子罕》曾记载道：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据此，可知孔子是懂得许多下层阶级的技艺的。作为“士”阶级的孔子，他又掌握甚么知识呢?《周礼》《地官·保氏》说：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7]
近人钱穆亦说：
保氏六艺兼通大小，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艺士不仅可任友教，知书数可为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8]《孟子》<万章下>记载道：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9]
“委吏”是古代负责仓库保管、会计事务的小官；“乘田”则是管理牧场饲养六畜的小吏。为委吏必斗量升斗、会计出纳；为乘田必晨夕饲养、出放返系。因此，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既自言“会计当而已矣”，则鄙事显然包括“九数”在内，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肯定是通晓数学的。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数学总集《九章算术》的编纂，与秦汉之际的儒士以至两汉的经学家(特别是东汉末年古文学派的儒者)有密切关系。魏人刘徽《九章算术法。原序》说：
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10]
《九章算术》虽然不能确定是从甚么时候开始编写，到甚么时候才完成的，但经过张苍(约250B．C．?—152B．C．，河南阳武人，约于238B．C．或以前随荀子学《春秋左氏传》；汉高祖6年[201B．C．]因功封为北平侯；同年，因精通律历，受高祖之命定章程正按，如淳云：“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文帝4年[176B．C．]任丞相达十五年之久；秦始皇焚书之后，张苍曾删补增订《九章算术》)[11]、耿寿昌(汉宣帝(73B．C—49B．C。在位工时任大司农中丞，掌管钱谷粮食，善于计算，精于天文，曾进一步删补《九章算术》)的整理，大体己成定本。可以说，《九章算术>>的主要部分大多数是战国和秦代完成的：而补缀损益的部分当是张苍、耿寿昌所作。《九章算术》的内容是怎样的呢?前引《周礼·保氏》“六日九数”，郑玄(127—200)注《周礼》引郑众(?—83)之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12]这些都是古代实用数学中各种算题类别的名称。我们虽然不能据此就上溯到周公，但可以推说孔子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应与这些实用算题有关。而且约在秦焚书(213B．C．)以前，《九章算术》的原始本子已经存在。这个原始本子是怎样的呢?直到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中国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的张家山，发掘了三座西汉古墓(编号分别为M247[：出土有“均输律”等汉律竹简500余枚，《秦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竹简]、M249[出土有择日吉凶的《日书》、 M258[出土有《历谱》])，特别是M247出土的竹简算书，给我们对《九章算术》的原始本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根据。据推断， M247的下葬时期，大约在吕后(187B．C．—180B．C．在位)至文帝(179B．C．—157B．C．在位)初年；而墓主是生活跨于秦汉，曾降汉，后任高官，以高龄病免和博学多才的数学家。[13]这部《算数书》可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算书，大致上亦以问题集为主要记载形式，其中有些简文与《九章算术》《少广》《衰分》和《均输》算法极相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中未曾著录《九章算术》而仅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的记载，则今本《九章算术》成书年代不会太早。因此，笔者推测自秦火之后，张苍、耿寿昌先后删补的《九章算术》(简称西汉删补本)，自然包括了当时数学所已达到的成就(当然超越了孔子所掌握的数学水平)，即是说它与失佚的《许商算术》、《杜忠算术》、新近出土的《算数书》竹简一样，都记录了当时所常用的数学内容。直至公元前一世纪有着总结性质或集大成性质的《九章算术》(与今本非常接近)出现之后，《杜忠算术》、《许商算术》才相继失佚。
关于《周礼》“九数”和《九章算术》的流传经过，绘图如下：
图1：《周礼》“九数”与《九章算术》的流传经过根据以上讨论，刘徽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可见“九章”的称呼是来自《周礼》“九数”，则东汉学者马续(扶风人，马融[79—166]之兄，精《九章算术》)、郑玄(曾师事京兆第五元，通《三统历》、《九章算术》)、刘洪(泰山蒙阴人，造《乾象历》)、阚泽(会稽人，?—243，尝注《九章算术》)、蔡邕(133—192)、王粲等研治《九章算术》，也应该是孔门倡导六艺的结果吧![14]
四、孔子说“欹器”
1991年11月香港举行的“孔子文化展”，当中展览了不少与孔子有关的文物或模型。其中有一个展品，叫做“敲器”。展品是木造的尖底瓶子。据说，当瓶子空的时候，它是倾侧的；当贮水半满时恰恰正立；盛水全满时便倾覆倒过去。《荀子·宥坐篇》曾记述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日：“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日：“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日：“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日：“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日：“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15]
西汉经学家刘向(约77B．C．—6B．C．)在《说苑·敬慎》把“宥坐器”写成“右坐器”，说这是放置在国君左右的器物，给国君说明治理国家要适可而止，不可贪多务得，不然就会招致覆灭的道理。这个故事亦见于《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章、《淮南子．道应》、《孔子家语·三恕》。究竟“欹器”是一件怎样的器物呢!它的原理又是怎样的呢?它和孔子所讲的道理又有甚么关系呢?
195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约六千年前)中发现了一件陶制提水瓶。它尖底、腹大、口小，在腹部中央偏下处有两个系绳用的环耳。它是应用了重心与平衡原理的一件珍贵文物。由于空瓶质量分布不均匀，作为支点的双耳稍低于瓶的重心，因此悬吊空中的空瓶呈倾斜状态；刚放置水中的空瓶，小口沉入水中，尖底微露水面，整个瓶身由于进水的涡流影响而绕支点转动；随水逐渐进入瓶内，重心逐渐下移，直到水过半瓶，小口露出水面。此时将水瓶提起，瓶身成垂直状态。(图2a、2b、2c)这就是新石器时代半坡人用尖底小口瓶提水的整个物理过程。[16]
2a：尖底瓶(陶汲水盛水器)[引自林寿晋《半坡遗址综述》，70页]
2b：半坡提水罐及其在水中受力示意图
(按：根据流体静力学分析，当定倾中心c低于重心b时，浮体所受到的力偶作用将使浮体本身在水中倾覆，这时浮体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半坡提水瓶刚放入水中的情形和完全注满水的情形都是这样。当定倾中心c高于重心b，浮体在水中的平衡是稳定的。船舶和半坡提水瓶注入过半水后在水中的情形也是这样。)
2c：尖底瓶重心变化([i]进水前，[ii](iii]进水后。)
图2：欹器(尖底瓶)的汲水原理
因此，根据半坡提水瓶在水中的浮心和重心相对位置的变化，瓶可以在水中自动汲水毋需外加力量，也不会因提水而打坏陶瓶。这对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而言，它是一个具有极大经济效益的创造发明。
由是我们知道孔子所讲的敲器，即是跟半坡人所用的提水瓶是具有同一形制的；而敧器就是跟半坡提水瓶一样，利用重心来调节平衡的器物。孔子重视的是敧器半盛水时所应用的平衡原理，他所叹道的“挹而损之之道”就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对应而产生的平衡道理——中庸之道。这个例子最能看到孔子从其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余论——儒家学说对科技政策的影响
在历史上，当儒学取得思想统治地位之后，儒家学说中一些影响科技发展的政策、主张，其中包括：(a)对异端思想的态度相对宽容(如佛家、道教)；(b)以农业为根本；(知识分子也多关心农政，农业技术，如元代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农业生产必然涉及到天文历法、气象、植物、动物、土壤、水利、机械等一系列科学技术领域，这种推动和支持的力量大小及其持续的时间是有不同的。例如对于天文历法而言，当回归年长度的测算已达到四分历的精度，当二十四节气的制度确立以后，农业生产对历法的要求就得到充分的满足，历法的进一步精密化，就不再是农业生产的必须。一般说来，古代农业生产的节奏较慢，对时间的精度要求较低，生产的对象又是一个运动较慢的群体，因此，它不会对科学技术提出高度精密化的要求。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而又难以进入近代化的基本原因之一。)[17](c)设立国家机构来从事某些科学和经济技术工作；(如汉代，即有“太史令”[天文学]、“太医令”[医学]，“将作大匠”、“尚方监”[皇室的经济技术工作]。在古代中国国家机构中建立科学和经济技术机构，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是巨大的。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些机构的建立，使有关的科学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工作能持续和系统地发展；这些机构常常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而且占有人力、装备和各种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可以不计工本地进行研究和试制；可以长期、系统地积累科学技术资料；可以进行内部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从而有利提高生产和科技工作的效率；可以建立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从而可以保证产品和科技成果的质量。这些积极方面的作用，使国家机构科研工作和产品达到比较高的质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机构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科技工作的先进水平。例如东汉时期众多高级大官僚、经学家都是“石氏天文学派”的成员，他们对推动和提高“浑天说”理论及其仪器器的精度有着极大贡献。[18]但是，这些机构也是整个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著一切官僚机构的共同弊病——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比如说：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程化、标准化的同时，也会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硬死板的教条，它们限制一切革新的企图，从而成为科技进步的沉重桎梏。)(d)在许多科技部门推行世代传承的政策，即世袭制。(如汉代天文有畴官，律有律官；后代的窑户[烧窑]，机户[纺织]。在国家的科技部门中实行世袭制，有可能会使这些机构充斥无能的庸人。这些庸人利用职权进行垄断，或者不允许民间力量涉足这一行，或许不允许民间力量与之竞争。另一方面，这些世袭的技术者，不可能不带有浓厚和狭隘性和保守性，恪守祖传的影响下，他们不大可能去作重大的发明和革新。这些因世袭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成为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向近代发展的因素。)
此外，儒家对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就有其作用；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众多科学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对有关科技的发展自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儒家学者参加天文、医学(所谓儒医“仁心仁术”)等科技工作的也大有人在。注释：
[1]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1月)卷1，期1，8—11页。
[2] H．C．Zen(任鸿隽)，”Science：Its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China”，in Sophia H．Chen Zen(陈衡哲)edited，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1)，pp．143—145．按，原文为英语，译文为笔者所译。
[3] 兹列其荦荦大者如下：Fung Yu—lan(冯友兰，1895 1990)，”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32， No．3(April，1922)；沈锐：<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检讨>，《青年中国学刊》(重庆)1卷2期(1940年)；张申府：<科学与技术>，1942年2月26日《新华日报》(陕北地区)第2期“科学专页”；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1卷4期(1944年7月)，维时福格尔(K．A．Wittfogel)著，吴藻溪译：<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时报》(复刊)第1期(1944年10月1日)；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讲，林文摘译：(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科学》28卷1期(1945年)；钱宝琮(1892—1974)：<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浙大湄潭夏令讲习会日刊》78号(1945年7月)；竺可桢(1890—1974)：(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28卷3期(1946年4月)：唐君毅(1909—1978)：<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占代历史的原因)，《文化先锋》7卷1期(1947年)，9卷3期(1948年)；毛子水(1893 1988)：(中国科学思想>，《中国文化论集》(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12月)；张世杰：<孔孟之道是科技事业发展的绊脚石>，《物理》3卷4期(1974年)：柳树滋：<孔丘和他的徒子徒孙阻碍了我国技术的发展>，《科学实验》1974年9期；廖宅仁：<孔孟之道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作用>，《武汉师院学报》1974年2期；刘再复：<鲁迅论孔孟之道是科学的死敌>，《中国科学》1975年2期；席文(Nathan Sivin)著，刘龙光译：<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李国豪编：《中国科技史探索》(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12月》；范岱年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6月)；林文照：<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科技史文集》14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11月)；范楚玉：(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自然探索》1991年4期；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4月)IV，“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265—278页)；拙作：<从欧洲中心主义到东方本位文化>，赵令扬、冯锦荣合编：《亚洲科技与文明》(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年10月)；傅祚华：<科学技术发展与知识传播方式进步的相关性一一兼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刘钝等编《科史薪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4]按，本文所引《论语》，皆以杨伯峻《论语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为据。
[5]《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史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8页。又参程贞一、席泽宗：(孔子思想与科技>，许倬云等编：《中国图书文史论丛》(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年10月)，279—281页。
[6]参薄树人：<试谈孔孟的科技知识和儒家的科技政策)，《自然科学史研究》7卷4期(1988年)，298页。
[7](清)孙诒让(1848—1908)，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2月)，1010页。
[8]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国立编译馆，1940年6月初版，1947年5月上海一版)上册，65页。又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13—16页。Benjamin I．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58—59．
[9]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月)，243页。
[10] 郭书春《九章算术》汇校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177页。
[11] 李迪：(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墓主是谁?>，氏编：《数学史研究文集》第4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5 9页；郭书春：<张苍与《九章算术》)，前揭刘钝等编：《科史薪传》，112—121页。
[12] 同注[7]。
[13]杜石然：(江陵张家山竹简《算数书》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7卷3期(1988年)，201—204页；李迪前揭文。
[14]参拙作：(论蔡邕的学术思想>，《中国哲学》第16辑(1993年9月)，128—172页，特别是152—162页。
[15] (清)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9月)，520页。
[16]周衍勋、苗润才：(对西安半坡遗址小口尖底瓶的考察>，《中国科技史料》7卷2期(1986年)，48—50页；戴念祖：《中国力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58—60页。
[17]详参薄树人前揭文，301页。
[18]参拙文(论蔡邕的学术思想>，152—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