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 李木妙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were written bv Confucian were style of annals kept a record of events in order of time．Confucian founded a set of remaining fresh forever and serious critical spirit in the book。which set a good model for histori- ographer of later ages and struck terror into the hearts of rebellious subjects and undutiful sons of past ages．
一、引 言
长期以来，东亚区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终于形成儒家文化的经济体系；因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无形中为东亚的现代化前景提供发展的心理动力。继日本之后，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等(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亦发达起来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使这位儒家的始创者——孔子，备受世人的注视，东、西方国际学术界纷纷掀起研究热潮，大陆“文革”以来批臭“孔老二”之后，拨乱反正，亦不得不为孔子平反，重新肯定他的学术地位和正面的贡献呢!
孔子集吾国古代学术的大成，他对我国古代的哲学、伦理、教育和政治等各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在历史学方面亦不例外，他撰写的《春秋》系我国古代第一部正式的编年史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史书。他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历史编著、史料积累、史学观点、治史态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提出了他自己个人的主张，从而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了开创性的启导作用。
他的《春秋》是按时序记事的编年史体，为我国古代史学界发凡起例；在里面，他缔建了一套万古常新而严肃的历史批判精神，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更为历代的“乱臣贼子”所戒惧!
二、孔子生平概略
孔子(551—479／B．C．)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鄹邑昌平乡人(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人氏。他是儒家学派的始创人，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思想家、伦理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者。兹将其生平简述如下：
(一)孔子(551—479／B．C．)先世
孔子先祖为子姓，是(殷)商朝的王室后裔；周灭商，周成王时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以奉殷祀，于是从王室转为诸侯。五传至弗父何，他本是宋闵公的长子，该当继承君位，他却让位弟厉公(鲋祀)；又由弗父何四传到正父考，他是宋国名贤，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连受过三次的诰命，升任为上卿，并以恭谨著称。正父考生子孔父嘉，别为公族，始改姓为孔。孔父嘉受命辅世子，世子让位与穆公，嘉为大司马；穆公卒，立其兄与夷是为殇公，嘉与太宰华督不睦，在宋国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被降为士，又为华氏所迫，逃亡到鲁国，宋卿地位遂失。后来孙防叔任鲁贵族臧孙氏的家臣，出任防邑(曲阜以东)宰。其孙叔梁纥，为鲁国有名的大力士，任陬邑(防邑以南十余里)宰；先娶施氏，生九女，二夫人生一男(孔孟)，晚年再娶颜氏征在生孔丘(仲尼)，时为鲁襄公廿二(551／B．C．)年夏历八月廿七日。有关叔梁纥与颜征在的结合，《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而得孔子。”
(二)早年时期(551—523／B．C．)
周灵王廿一年(551／B．C．，鲁襄公廿一)九月十八日，孔丘出世，据说他诞生时，“顶如反宇，中低而四旁高”，故名孔丘；母曾祈祷于尼山，而且在家里排行第二，因之字仲尼。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死，葬于鲁东之防山(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家境日益贫困，全靠母亲颜氏抚养，后随母移居鲁都阙里。孔子年幼颖悟，见人家祭祀，他晓礼。大概在十五岁起，他就对读书求学产生了兴趣，他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青年时代的孔子，曾当过一被认为是贱役差事；十七岁时，母亲颜氏逝世，乃将遗体与其父合葬于防山。他十九岁结婚，次年亓官氏生下一个孩子，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因此取名孔鲤(553—484／B．C．)，字伯鱼；是年，孔子被任为管理粮仓的“委吏”，翌年调任为管理牧场的“乘田”。周敬王七年(513／B．C．，鲁昭公十八)，郯子来朝，孔子向他习礼；此后，他又曾向鲁国乐官师襄学弹琴。
(三)中年时期(522—497／B．C．)
大约在三十岁左右，孔子以学有成，于社会上颇有名望；当时鲁国大夫孟僖子临终时，特别称道孔子，并吩咐两儿子跟他读书。周敬王三年(517／B．C．，鲁昭公廿四)，孔子除收了颜路、曾点、田仲等为弟子之外，还收贵族弟子孟懿子、南宫敬叔；同年，孔子偕南宫敬叔赴周东都洛邑游学，曾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参观明堂、入厉、穆王庙，广泛考察。次年，王室陪臣季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联兵叛变，鲁昭公兵败流亡齐国，是时孔子亦随鲁君避难到齐国，并任高昭子家臣。客居齐国的孔子，曾经与齐太师讨论乐理；又听“韶乐”的演奏，悠扬的乐声，使他悠然神往，为之三月不知肉味。后来，孔子在高昭子的引介下谒见齐景公，于是景公向这位闻名的学者请教“为政之道”，他认为：“只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本份尽自己的责任，天下就太平了。”又说：“主持国政最要紧的是善用财力，杜绝浪费。”景公深受感动，拟以尼谿之田封赠孔子，却被大臣晏婴所阻；不久，闻鲁国政局稍定，孔子即回国。
孔子自齐返鲁七、八年间，眼见国政凌乱，遂专注于教育事业，广授门徒、整理典籍、传播文化，其后形成儒家学说。周敬王十年(510／B．C．，鲁昭公卅二)，鲁昭公客死乾侯；翌年，季孙氏立昭公子宋，是为鲁定公。是时季桓子名义上当政，实权却旁落在家臣阳虎手中；然而孔子对季氏亦不满，阳虎欲利用孔子而派人召他，但也子受子路的劝阻而不理睬他。周敬王十八年(502／ B．C．，鲁定公八)，阳虎想消灭三桓的势力，首先出兵攻季氏，却被孟懿子和季氏联合击败，阳虎被驱往齐国。季桓子正式执政，第二年季氏以孔子不附阳虎，便奏请鲁定公聘孔子出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此为孔子参政之始，他时年五十一。中都宰的职位予孔子在政治上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赴任后，确立了许多优良的制度，把地方治理得秩序井然，使中都成为鲁国的一个模范区；不少诸侯闻名，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一年后，季氏又呈请鲁定公擢升孔子为司空；不久孔子于晋职为司寇，并摄行相事，同年孔子随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县)，是次外交部署，孔子以武力作为后盾，一方面调动军队，另方面据理陈辞，使齐景公大失体面，并为鲁国争回被齐国强占的郸汶阳等失地。对于鲁国的内政，孔子为了澄清长期以来“君不君、臣不臣”的凌乱局面，遂从整饬纲纪著手，事先获得季氏的同意，由子路倡导、定公执行，拆毁季氏的费城(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城(今山东东平)和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东北)三都，而后者拒不受命，结果引发内战。孔子摄行相事，据说赴任七日便诛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三个月而使鲁国大治，路不拾遗。当时，齐国恐鲁国强大而不利齐国，便遣送美女乐队八十八人至鲁，季桓子竟欣然接受，鲁定公因此终日沉迷声色，怠于政事，孔子大失所望，便辞官周游列国。
(四)晚年时期(496—479／B．C．)
周敬王廿四年(496／B．C．，鲁定公十四)春，孔子离开鲁国西赴卫国，进帝邱城(今河南濮阳西南)，但见熙来攘往、人烟稠密，认为国家繁荣后，须使人民富足，再普及教育。孔子拜访卫君，卫君虽赐孔子俸禄如在鲁国所得粟六万斗(约二千石)，可惜他沉迷女色、无心问政，孔子仅在卫国逗留了十个月，同年冬便动身往陈国，途经西南的匡邑(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当地居民误认他是阳虎，被围困了五天，师生饱受虚惊，只得经蒲邑(今在匡城北十五里)折返卫国。这时晋国派人来邀请孔子，他打算前往，因子路劝阻及晋国内乱而未成行。周敬王廿五年(495／B．C．，鲁定公十二)夏，鲁定公卒，哀公立，是年孔子见灵公怠于政事而不见用，便离卫返鲁。次年，卫国内乱，世子蒯瞆逃往晋国；孔子再到卫国，灵公想出兵讨伐蒯喷，问军事于孔子，他以为父子之争，师出不义而婉拒不答，后来孔子见灵公欲与谈话，他却装作听不见只顾望空中飞雁出神；孔子见灵公态度傲慢，遂决定离开卫国，经曹国到宋国，又遭宋司马桓魋的陷害。孔子脱险后，经郑国至陈国，季康子得桓公临终嘱托请回孔子，但为鲁大夫公之鱼所阻；再过一年，孔子自陈国至蔡国，第二年由蔡国到莱邑，后再返蔡国，并打算到楚国去。陈、蔡两国大夫恐孔子赴楚国后，将来威胁两国的安危，便派人在途中围困孔子，断粮七日，许多弟子因此而病倒，后得楚国救兵解围，护送至楚国，楚昭王本想封地给他，可惜受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昭王之兄)的阻挠而打消原意，孔子听到消息，就率领弟子重返卫国。
这时卫灵公已逝世，出公当政，有很多孔子的弟子都在卫国做了官，子路听说出公颇有意请孔子主持卫政，便问他的政施，孔子认为卫政首要正名，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不知所措。可惜孔子这套“正名”论的政治理想，并不能为卫人所接受。孔子在外流浪十三年(496—484／B．c．)，以“王道”游说热衷“霸道”的君主而无所遇，至六十八岁时倦游思归，于是重返鲁国。鲁哀公曾向他问政，他回答道：“主理国政最重要的是选任贤才。”季康子也向他请问为政之道，他说：“选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成正直的人。”如此民众才悦服，国家才可长治久安。当时鲁君难以国老优礼孔子，并未请他主持国政；然而他鉴于周室衰微，礼乐废而诗书缺，便从事著述，删《诗(经)》、《(尚)书》，订《礼(记)》、《乐》，赞《周易》，整理国故；又据鲁史而撰写《春秋》，同时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立信、养民、礼治、德化”，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并以此教育学生。周敬王四十一(479／B．c．，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孔子病逝杏坛，享年七十三岁。
他死后，弟子们将他生前的言行编辑成《论语》一书，又把他的遗体安葬于鲁都城北泗水之滨(今山东曲阜县北二里有孔林、孔墓)，大家为这位“万世师表”服丧三年，然后才洒泪分手，其中弟子子贡守墓六年才离去；有些孔门弟子和亲友更在墓旁聚居，后来名为“孔里”，而城中孔子故居则辟为庙堂，典藏孔子的遗物和礼器，儒生在里面习礼、学乐历四百年至汉初，而从未间断。
三、《春秋》的撰述及其内容大要
《春秋》与《诗》、《书》、《易》、《礼》、《乐》等同属孔子删订的六经，清代章学诚认为均属史的范畴。《春秋》与《书》史学的性质至为明显，前者记事，而后者记言；《春秋》与《易》的分别，便是前者言事而后者明义。《礼》为《春秋》所要显示的内容(所谓“正名”)，至于《诗》、《乐》该以史料性质来看待。兹将《春秋》的定名、春秋时代背景、撰作动机及其内容大要简述如下：
(一)《春秋》名称之厘定
《春秋》是我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古时朝廷大事，多在一年四季的春、秋两季举行，又何况记事必须标年；商时一年仅分春、秋两季，西周以后一年才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而后人重视春、秋两季，于是取“春秋”两字连用来作为一年的代表。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称：“《汲冢琐语》记大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这是春秋代表史册较早的记载；在唐虞以前的史书并无《春秋》之名，其名盛称于周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称：“春秋之名，无经所见，唯传有之。”而<<墨子。明鬼篇》有“吾见百国《春秋》”之语，又提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和“齐之《春秋》”等书名；《国语．晋语》则称：“悼公十二(440／B．C．，鲁襄公十一)年羊舌肿习于《春秋》，《楚语>)申叔论传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
由是“春秋”一名，实为当时列国记事史籍的通称；不过在特定的概念中，则专指鲁国的史书而言，诚如《孟子．离娄篇》下说：“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又如《左传。鲁昭公二年》说：“晋侯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这说明诸国的史籍，各有专用的名称，而鲁国的史记则专称为《春秋》。周代各诸侯的史记后世不流传，而传下来的仅有孔子的《春秋》一部，因此《春秋》就成为孔子史记的专名，传统史学家更以其记载的古代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相对其后的“战国时期”而言)。
(二)春秋时代的背景
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均或大或小地受到时代环境的刺激及影响，孔子亦毫不例外受到所处历史背景的影响。他生当西周(1134—771／B．C。)末年的春秋时期(772—481／B．C．)，这是一个礼坏乐崩、政治动荡、社会巨变的年代。
首先就经济而言，此时由于“铁器”的发明，代替铜器而达到普遍的使用，“牛耕”取代耦耕，使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土地大量开垦；同时，生产技术的进步，又使手工业得到发展，商品交换也逐渐活跃起来。然而大国争霸、诸侯兼并，军事、外交活动频繁，常增修新路，虽不免破坏阡陌，却促进交通发达，实有助工商业的兴盛，而使各诸侯国收入增加；另方面，频繁的战争又把沉重的赋税加诸老百姓身上，并促使农民贫、富两极化，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井田制度逐渐遭受破坏而瓦解。
其次就政治而言，自平王东迁洛邑以后，随着封建礼制的崩溃、经济基础的动摇，引起了政治结构的变化。由于诸侯经济势力的增长，使其政治势力加强；周天子的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诸侯的控制能力，因而出现齐、晋、宋、秦、楚等大国争霸的局面。其后，诸侯国中不少国君丧失权力，而出现大夫专权的局势；甚至大夫的家族中，也发生家臣专政的事情。如此这般，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之间的秩序就被打乱，社会秩序异常混乱。
再次就学术而言，由于王官失守，典籍散失四方，学术遂自贵族普及民间；而平民从事学问者日多，王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家之学。再因政治混乱，原有贵族不足以应付新局面；诸侯为应变，多起用新人，士人阶层随时局而渐兴，往往出现布衣卿相的情形。同时酝酿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名、杂、农、纵横、阴阳、小说等九流十家，百家争鸣、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盛况。
孔子鉴于当时周室衰微、王道不行、礼坏乐崩、井田瓦解、政治秩序凌乱、社会动荡，而周游列国诸侯，胸怀抱负未得舒展，只好返回故国从事文化整理工作，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垂戒后世而使“乱臣贼子惧”!
(三)《春秋》撰述的动机
周敬王卅九年(48l／B．C．，鲁哀公十四)春，西狩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开始撰写《春秋》。从文献上记载来看，最早提及孔子作《春秋》的是战国时的孟子；据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至于把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意义以及撰写《春秋》的情形描写得最详尽的，则是西汉的董仲舒、司马迁诸人；当然<<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中，均说明了孔子对古史加以修正的情形，以及修正的意义。西汉董仲舒且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日：‘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切深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贤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弑)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以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鈕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 ‘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及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比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东汉班固于《汉书．艺文志》中亦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综合上述各说，可知孔子撰写《春秋》的动机：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徵，孔子思存前圣之业，以便留传于后世；二因孔子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是故孔子在鲁辞官后，便率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以客卿身份从政，提倡王道礼治，藉以舒展平生匡世怀抱；可惜在外十三年，历经齐、卫、曹、陈、宋、蔡、楚等诸侯国，却处处受忌而未见重用，于是他在仕途失意之余重返故居讲学杏坛；同时又鉴于王道不振、纲纪败坏，礼制崩溃、伦常凌乱、世风日下、文物散佚，因而从事国故的整理与《春秋》之编修，既可作授徒的教材、保存古史资料，又可寓寄政治理想、抒发个人史观，更可针砭时弊、垂训于后世。
(四)《春秋》的内容大要
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722／B．C．，周平王四十九)，下迄鲁哀公十四(481／B．C．，周敬王四十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历鲁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君。兹表列如下：
表Ⅱ 3．1 《春秋》记事年代(722—481／B．C．)
鲁 纪周 纪西元
1．隐公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至桓王八年 722—712
2．桓公十八年 桓王九年至庄王三年 711—694
3．庄公三十二年 庄王四年至惠王十五年 693—662
4．闵公二年 惠王十六年至惠王十七年 661—660
5．僖公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至襄王二十五年 659—627
6．文公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至匡王四年 626—609
7．宣公十八年 匡王五年至定王十六年 608—591
8．成公十八年 定王十七年至简王十三年 590—573
9．襄公三十一年 简王十四年至景王三年 572—542
10．昭公三十二年 景王四十一年至敬王十年 541—510
11．定公十五年 敬王十一年至敬王二十五年 509—495
12．哀公三十九年 敬王二十六年至敬王三十九年494—481
资料来源：孔子：《春秋》。
《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其中尤以战争、会盟和朝聘；同时也记录不少有关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的情况，诸如日蚀、星殒、地震、山崩、雨雪失时、水旱成灾蝗祸螟害和春荒冬饥等；此外，杂项记载，包括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但对经济方面的记载很少。据统计，在《春秋》所记载的史实，其中征战约占40％、会盟约占20％、朝聘约占20％、灾异约占10％、杂项约占10％左右，见下图Ⅱ—4．1所示：
图Ⅱ—4．1 《春秋》记载史实分类统计
四、《春秋》所显示孔子的史学
《春秋》可说是孔子在史学上的经典之作，在里面反映出他若干具开创性的史学编篡方法与史学思想，现择要简述如下：
甲、史书编篡方面
孔子有关史书的编撰，主要包括(一)时间为纲的编年体、(二)略古详今的撰史方法、(三)据事直书的治史态度等三项。
(一)时间为纲的编年史体
《春秋》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断代史。它以时间作为历史记载的脉胳，杜预在《春秋》序中认其记事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就是说，《春秋》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叙历史事件，可使所记述的情况眉目清晰，方便人们对历史事件前后的关系作有系统的了解，辨别出历史事件与事件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的地方，而便于从时间线索上找寻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孔子这部“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的史著，是按时间先后的来记事的历史体裁，一般史学家称之为“编年体”，后世的年表、年谱和大事记等多沿袭它而来的。换言之，孔子的《春秋》成为了后世撰写历史的样榜。然而孔子当时并未订有凡例，亦无作法说明，我们试就其文字记述中勾划出他记叙史事的方法：即在一年之下，标示春、夏、秋、冬四季(时)，再加月份和日期，然后记上史实。例如在《春秋·鲁隐公三年》条记载：
(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月有食之。
即该年有日食天文现象的发生，日子为己巳，月份在二月谕时(季节)是春季，年份则在鲁隐公三年(724／B．C．)。由是自下而上追溯，时间与事件极易明瞭，这和现今的中外大事年表相类似．可是，《春秋》往往在记载时间的时候，于月份之前都加上一个“王”字，如“王正月”、“王二月”……之类，一般的解释认为这是孔子为了尊敬周天子而加上的；实际上，鲁史是按鲁君的年号来编写．，但孔子却在月份之前加上一个“王”字，表示仍沿用周王的历法。因为当时诸侯间用历并不统一，如晋国用夏历，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为鲁隐公元年正月，亦即周平王四十九年正月，这种情况正好像现在通行的西行公历、农历(即夏历)相同。对于孔子《春秋》一书体例的评述，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下中论说：“《春秋》有成例，故《(尚)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尚)书》无嗣音。”又说： “周官之法废而《(尚)书》亡，《(尚)书》亡而《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可谓至言。
(二)略古详今的撰史方法
孔子的《春秋》，全书十二编，记载东周末年的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总计只有一万八千字(现存全文约为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三国以后传抄脱漏了一千四百多字)，记事而不录言，但含义繁富，可谓文简义隐!太史公亦谓：“《春秋》之文数万，其旨数千”，书中每条记载的文字很少，最少的仅有一字，如“(鲁)隐公五(726／B．C．)年秋九月，螟。”“(鲁)僖公三(662／B．C．)年夏六月，雨．”等对于虫灾、雨灾的范围及严重程度则不记，也有二三个字的，如“(鲁)襄公九(580／B．C．)年春，宋灾。”“(鲁)僖公八(666／B．C．)年夏，狄代晋。”等；一般所记载的文字最长亦不超过四十五个字，如“(鲁)定公四(512／B．C．)年春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祭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藤子、薛伯、杞子、小邾子、齐国夏于召昭陵，侵楚。”在这一条中，尽管字数不少，但主要还是用来记录诸侯的名字，真正叙述事件过程只有“会”、“于”和“侵”等寥寥数字，对于会盟、侵楚的前因后果却未详细交待。但是《春秋》所载的史实，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记的也较准确，只是简单地列出历史事实发生的纲目而已，不叙事件的详细发展过程，类似现在的“大事年表”。由于《春秋》措词简洁，每字又寓意褒贬，所以要读懂每件事的因由原委，相当困难。据说孔子曾将他一些不能以书见世的褒贬事实，口授其学生，转相传授，所以解释各有不同；而解释或补充《春秋》问世之后，先后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等解释《春秋》，后二传已失传，现存前三传，称为《春秋》三传。当我们修读《春秋》时，应与前三传相互对照，彼此参证，尤其是《春秋左氏传》。唐知几，《史通。六家》说：“孔子既谦著《春秋》，而(左)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中亦说：“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通常《左传》是传注《春秋》的，侧重叙述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但亦有与经文不合之处．
鲁国的《春秋》所载的史事有古有今，但孔子《春秋》所证的史事却略古而详今，其重点放在当代上；事实上，孔子的《春秋》就是一部当代史。大陆学者范文澜氏曾说：“孔于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学术的吗”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是怕它在政治上诛伐。”
(三)据事直书的治史态度
孔子从来不恃自己见多识广而随便妄言，而是言必有徵。相信和依靠古代的文献和实物。有时也因文献不足而忧虑，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杞、宋所保存夏、殷的文献太少，以致不能详究夏、殷历史。相反地，资料充足就是便有历史研究，如《论语．尧曰章》中，他徵引《尚书》所记，把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具体描述出来。在研究历史时，孔子不但重视根据，而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非不懂装懂。他且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我无是也。”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这就是表示他决不做“不知而作”之事情，更遇事存疑。谨慎其行，可见其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体现出他在选择史料的具体方法上。正因此之故，《春秋》的可信记载，一般都准确无误；如书里有关日食的三十七次纪录，三十五次记载是准确，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完整的天文观测资料；于《春秋．鲁文公十四(605／B。C。)年》秋七月条，载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著名的哈雷彗星出现的准确纪录，为世界天文学史上属于最古老的文字资料，又如《春秋．庄公七年(699／B．C．)》条载有“星陨如雨”，更是人类史上最早有关天琴座流星雨的记录。
在孔子以前，曾有两则史官冒著生命危险秉笔直书的故事：其中一则发生于鲁宣公二(657／B．C．)年，《春秋》转载晋太史董狐据事实写下“晋赵盾弒其君”，晋灵公虽被赵穿杀害，但当时赵盾并未逃离国境，后来复职亦不缉拿罪犯归案，所以董狐揭露赵盾是弒君的实际主谋，另一则发生在鲁襄公廿五(548／B．C．)年，《春秋》转齐太史简直书“崔抒弑其君(齐庄公)”，太史简因此被大夫崔抒杀害，后简弟亦因直书其事被杀，另其弟继任史官之职又秉笔直录，结果崔抒无可奈何只有罢手不理，当时南史氏闻说太史兄弟因据事直书接连被杀害，也随身带笔赶来齐国，预备继按实情纪录谋杀君主这件事。后来，孔子对于董狐等人不畏权势地执行史官的职责而大加表扬，认为他们是“古之良史”。孔子所撰的《春秋》中虽亦有所谓隐讳，便大体上均能表年记事，无事存缺，故宋郑樵评《春秋》据事直书，他说：“大抵《春秋》一经，书其善则万世之下指为善人，书其恶则万世之下指其恶人。”清人梅谷则说：“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春秋》法也。”近人张其昀氏亦以为《春秋》“有事即载，无事即阙。”
乙、史学思想方面
《春秋》中所蕴含孔子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四)微言大义道德史观、(五)尊王攘夷的民族精神、(六)三世迁移的历史分期等三项。
(四)微言大义的道德史观
历来论者有谓：孔子修《春秋》旨在微言大义、寓义褒贬。孟子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近人金毓黻氏释说：“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典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显然，孔子在《春秋》中用的是普通文字，讲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人事，但与众不同的则是保存了《诗》亡后逐渐淹没的“义”，《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一语道破。《论语。子路》载子路问孔子说：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又《论语。颜渊》亦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由是孔子认为名不正必将导致社会秩序大乱而百姓不知所指，这是亡国败家的根源；《春秋》之义则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名份，遵循周礼(王者之道)，因此正名分便为是非的标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孔子的“春秋大义”大加申论：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于《史记．孔子世家》里又说： “后有王者，举而并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之乱臣贼子惧焉。”由是可见，司马子长认为孔子希望《春秋》义法，运用历史的裁判力量来警告破坏社会秩序的“乱臣贼子”、教诲后人，是有相当根据的．
在《春秋》中，孔子以为是历史演变的关键所在，在集中篇幅之外，他又往往揭发隐微，如有关诸侯纳贿助乱，无聊淫秽、仇杀奔逃等，为了“正名”，亦不厌烦琐。从这里更反映出孔子修《春秋>)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他个人的明确目的，以现代历史学者的纯学术观点，即透过“隐讳”、“褒贬”等评论是非的方法，来惩恶劝善，鞭挞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紊乱的社会秩序，使“乱臣贼子”知所戒惧，达致“拨乱反正”，拥护当时中央政府(周室王统)的有效统治。《左传．成公十四年》条曾称赞《春秋》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约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后人称《春秋》五志，而其中“惩恶而劝善”一条则为《春秋》之义，即其宗旨所在，其余四条均是表达宗旨的书法，这亦是如《礼记．经解》托名孔子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深于《春秋》者也。”比事(史事选择编排)如前所述，就属辞(讲究措词用字)而论，孔子在《春秋》一书中，用意于属辞的地方很多，如僖公廿八(632／B．C。)年“践土之盟”，晋文公召王以会诸侯，其实以臣召君于礼不合，可是当时王室衰微，周天子却不敢不应召，这事迫于无奈不能苛责周王，因此《春秋》仅书“天王狩于河阳。”(河阳远离王都，并非周王寻常出狩的地方)，由读者自己去意会。又如鲁隐公被桓公杀害，《春秋。隐公十一(712／B．C。)年》条载：“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通常写“公薨于路寝”(死于非命)而与“考终吉”(寿终正寝)不一样，现在不提死的地方，显示鲁隐公不得善终。再如隐公四(719／ B。C。)年三月记：“卫州吁弑其君完”九月又记：“卫人杀吁于濮”；前者说明州吁“弒” (下杀上)君之罪，后者则称卫人“杀”弒君的州吁，是罪有应得；濮是陈地，不在卫国，曰“于濮”系表示卫人无力除暴而假手外国或派人暗杀。又如桓公二(710／B．C．)年正月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就是一面贬斥弑君的华督，另一面褒扬殉难的孔父。孔子严分“崩”、“薨”、“亡”、“卒”、“死”的意义，并区分“弑”、“杀”、“歼”、“戕”的差异；同为进攻敌人，却有“侵”、“伐”、“取”、“入”及“救”等不同，如此究例，不胜枚举。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说：“大字之褒，宠腧华衮之赠；一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寓意褒贬的道德史观，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起振聋发瞆的作用；孟子亦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代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亦申述其说：
乱臣贼子则是时代性的，而孔子《春秋》则成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那得不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天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
由是可见孔子的《春秋》对于后世也可产生巨大的迥响。
(五)尊王攘夷的民族精神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而礼治崩溃，诸侯国并立而夷狄交侵，因此孔子于《春秋》一书中力主“尊王攘夷”，论者视为春秋精神。所谓“尊王”，就是尊重中央政府；所谓“攘夷”，就是抵御外族侵略。前者首要拥护国家统一，后者重在严辨华夷之别，然而对外“攘夷”必先对内“尊王”。
首先就“尊王”而言，从时代出发，这是符合大众的要求，《春秋·鲁隐公元(722／B．C．)年》第一条经文即写着“元年春，王正月。表面看来似毫无意义，但《公羊传》即却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历来古代历法，夏、商、周三代各异：夏历建寅，以阴历建正月为元月；商历建丑，以阴历十二月为元月；周历建子，以阴历十一月为元月。换姓易代之际虽改元定朔，而民间亦有沿用前朝历法，况且当时诸国分立，各自为政，亦有不奉行周历；因此孔子撰写《春秋》，采用沿袭周历的鲁纪(即以阴历十二月为每年的元月)，表示尊重周室规制，罢黜诸侯，实寓有反对地方割据，而拥护国家统一的意思。西汉董仲舒亦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正由于《春秋分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所以掀起此后中国史学界的正统论争。如陈寿以《三国志》尊曹魏为当时中国的正统，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却尊蜀汉为当时中国的正统，而斥曹魏为篡逆，从此正统、僭伪之辩层出不穷。
其次就“攘夷”而言，《春秋》有关区别华、夷的标准并非依环境、血统、语言或宗教信仰，而是根据文化的程度。然当时中原文化随时有遭蛮夷侵凌之虞，因此鲁定公十(500／B．C．)年“夹谷之会”，孔子曾大声疾呼：“裔不谋衣，夷不乱华。”就是说不容许野蛮人干预文明人的事，亦即不准异族侵扰华夏。在《论语．宪问篇》中，他曾称赞管仲说：“管仲相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这由于管仲助齐桓公成霸业，抛救了诸夏的厄运，使华夏民族免于沦入蛮族的统治，保全了中华文化，所以孔子对他大加表扬。孔子所撰写的《春秋》，特别是提倡夷夏之防；王夫之亦曾阐述《春秋》的大义，此为“夷狄者，义之尤严”，又说：“《春秋》者精义之立极者也。”《公羊传·成公十五(575／B．C．)年》则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换言之，凡是与夷夏结盟、和酋长狼狈为奸或用夷狄礼俗的诸侯，均遭到《春秋》书法的贬黜；如鲁僖公二十(633／B．C．)年曾载：“齐人、狄人盟于邢。”文中称“齐人”以贬齐侯与狄人会盟之过。其实，《春秋》还有“用夏变夷”的意义，如鲁僖公廿八(631／B．C．)年且载：“狄救齐”一句，实是褒狄人讲分灾救患之道；又如《春秋》对于楚国，始则书“荆人”(称地不称国，继称“楚人”(称国)，至宣公四(605／B．C．)年以后书“楚子”(称爵同于列国)，这是加许其逐步和诸夏同化。
(六)三世迁移的历史分期
孔子以为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且代代相续，即承认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而以《春秋》显示历史演变过程。他把春秋时代及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天下有道”、“天下无道”两大时期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三个阶段。正如他在《论语·季氏》中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由是可知，孔子根据“礼乐征伐”决定权这个标准，把“礼乐自天子出”，说成历史处于“天下有道”时期的证据，反之则证明历史处于“天下无道”时期。据历史昭示，自西周中叶国乱前后，孔氏生活的鲁国昭、定、哀三公在位之际，大约四百年间，“礼乐征伐”的决定权岂止“自天子出”，而且愈来愈下移，再从诸侯手中转到士大夫手里，最后落在大夫的家臣手里，每况愈下。于是，孔子又把“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他说至多可延续五世；其次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亦可延续五世；最后则是“陪臣执国命”，最多再延续三世而已。见附表Ⅲ一6·1所示：
表Ⅲ-6．1 孔子的历史发展分期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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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以前的历史 ┃ 春秋时代及以后的历史 ┃
┃ 天下有道时期 ┃ 天下无道时期 ┃
┣━━━━━━━━━━━╋━━━━━━┳━━━━━━┳━━━━━━┫
┃ 礼自 ┃ 礼自 ┃ 礼自 ┃ 陪 ┃
┃ 乐天 ┃ 乐诸 ┃ 乐大 ┃ 臣 ┃
┃ 征子 ┃ 征侯 ┃ 征夫 ┃ 执 ┃
┃ 伐出 ┃ 伐出 ┃ 伐出 ┃ 国 ┃
┃ ┃ ┃ ┃ 命 ┃
┣━━━━━━━━━━━╋━━━━━━╋━━━━━━╋━━━━━━┫
┃约1140～4002／B．C．? ┃ 延续十世 ┃ 延续五世 ┃ 延续三世 ┃
┃(文、武、周公时代) ┃ 共约300年 ┃ 共约150年 ┃ 共约90年 ┃
┃ ┣━━━━━━┻━━━━━━┻━━━━━━┫
┃(1002／B．C．年以前?) ┃(约1001—481／B．C．年?)十八世共约540年 ┃
┗━━━━━━━━━━━┻━━━━━━━━━━━━━━━━━━━━┛
说明：以一世约有三十年计算。
易言之，“天下无道”时期，以一世二十年计算，则十八世共约五百四十年；自《春秋》绝笔那年(481／B．C．，即鲁哀公十四)年往上推算，则“天下无道”的上限，应该相当于西周憩的穆王、共王在位前后，约五百多年间。然而在周穆王前后，周天子手里的“礼乐征伐”大权逐渐丧失，因此孔子理想政治的楷模，总奉周初文、武、周公时期。
孔子承认历史在不断发展中，而且相因地持续在蜕变，故他在《论语·为政篇》答弟子时说：“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孔子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考察夏、商、周礼制相因递变，而推知历代兴衰之大势。在他看来，全部《春秋》史就是天下愈来愈朝向“无道”变迁中；而他认为只有使社会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才算从“无道”回归“有道”。所以他以为历史并非绝对地一直走下坡的，坏了也可以变好的，他于《论语·雍也篇》中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总之，孔子心目中的历史是在变动中，它也许向后退步，但亦可向前推进，这可说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发展论。
五、孔子的史学成就与贡献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早已举世公认；他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其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杰出成就亦被充份地的肯定。可是长期以来，孔子对于我国古代史学的贡献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却未有详尽系统而全面深入的论述。兹将孔子在我国古代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归纳为以下数端：
(一)保存古代历史文献
根据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则孔子删《诗(经)》《(尚)书》、订《礼》《乐》(后失传)、赞《周易》和修《春秋》，在当时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很多有关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战争会盟、文化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均因孔子的搜集、整编，而得以有系统地保存下来，并为后人的研究所取材。
孔子不仅对历史充满兴趣，而且在其学术活动中总是不断地注意历史的研讨、文物的考究；这些例证不胜枚举，诚如《国语·鲁语》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集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日：‘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跟着，他又把西周初年肃慎氏如何进贡石弩梏矢，周王如何赐给臣下，陈侯怎样分得到一份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并告诉陈侯说：“求诸故府”(库房)即可得到。陈侯马上派人去寻，果然找到此物。同书又记载吴国讨伐越国，结果“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王派人前去询问孔子，他回答说：“丘闻之，昔禹致群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然后便向来使解答有关防风氏当年的职守等一系列问题。
(二)确立编年史的体例
毫无疑问，若从史学的观点来考察，孔子的撰述及其学术活动，实为先秦史学的组成部份，特别是对整个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之研究，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清季章氏曾指出：“史学本于《春秋》(孔子所作的编年史书)”，可谓一语道破。
在修史的体例上，孔子撰《春秋》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以时系年”的作法，已确立了我国古代史学有关编年史体的雏型，在中国史学史上实属破天荒的创举，定下编年史书的著述则例。唐代刘知几于《史通·序例》中说：“昔夫子修《春秋》，始发凡起例焉。”此后我国的编年史接踵竞效，左丘明的《左传》、汉荀悦的《汉纪》，使编年史书日趋完备，以至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集编年史之大成。
(三)开私人撰史的风气
如果说春秋后期孔子以私人身份聚徒讲学，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格局；那么《春秋》的问世则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私人撰史的出现。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有利于此后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古时历史文献收藏在官府中，朝廷往往设立史官专门负责修史事宜，且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分。在大一统以前，我国史官世袭、学在官府，国家干涉及控制学术甚严。秦汉以来，官府仍然干预私人修史，至魏晋南北朝又开始官修史书；以后一直到明清，都是国家垄断史书的编撰，在官修史书现实面前，作为编篡工作的史官，须以官方的意见为准绳，而未必有发挥自己见解的余地；唐刘知几之所以“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终于辞去史官职务，就在于身处史馆、官修史书，下笔用辞须唯上是从、仰承监修旨意，缺失私人修史秉笔直书的优点。
然而周末政局不稳，官府的史籍散失，孔子便以私人身份搜集史料，并将之整理编写成《春秋》一书，开私家撰史之先例，此后国史的编篡分官修、私撰两途，突破官府垄断的局面，有助于我国史学逐渐推广于民间。自孔子以后，私人撰史层出不穷，如《国语》(国别史)、《左传》(编年史)、《史记》(纪传体通史)、《汉书》(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三国志》等均是这方面的杰作。
(四)开后世以经论史先河
孔子生逢乱世，虽有匡国救民的怀抱，却无法施展；于是他在仕途失意之余，乃退而撰修《春秋》，藉以寄托政治理想，以经义发为史论，其尊王攘夷和惩恶劝善的春秋笔法，对当时曾起一定的警世和垂戒后代的作用；而其注重褒贬、明辨是非的监戒史观，给后世史家予以很大的影响，更是后世历史垂训之先声。如果说孔子整理《诗》、《书》、《易》、《礼》、《乐》尚有“信而好古”之习，那么他修订《春秋》则完全是着眼于他所处的当世；孟子曾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春秋》为孔子对当时乱世有所感触而撰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书中通过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二百余年历史进行反省，并以王公士大夫作为审判对象的基础上，达到警世和垂训的作用。显然，这是孔子将历史运用于现实政治的一项创举，从而结束了旧史官纯粹记言、纪事的档案史料学，而开创了“借事明义”、“以经论史”的新史学，为以后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重视现代史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孔子撰史详今略古，所写历史的重点放在当代上，所搜集的历史资料亦是当时的，因此《春秋》其实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现代史”。根据公羊学派的说法，孔子将春秋时期的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这相当于本身和父辈一代、祖父辈一代和高曾祖辈一代；大致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当代、现代和近代的历史分期法。从现有史料和我国史学的发展来看，孔子在《春秋》中对号称“天子之事”的近、现、当代历史进行研究总结，实际上开拓了后世研究近、现、当代历史的风气。自此以后，中国历史的史学家对于该代变化中的当、现代史均加以密切的注视，并对告一段落的近代史进行总结，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史学中逐渐形成传统；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六)首先提倡历史教育
春秋末期，孔子眼见周室衰微、王道不行、礼坏乐崩，政治、社会秩序处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他周游列国而怀才不遇，于是他便在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刻，转而编撰《春秋》，借助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见，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聚皆在《春秋》。”
孔子撰写《春秋》的动机之一，是作为学生的教育材料，清代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中曾说：“昔孔子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后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由此可见孔子为我国倡导历史教育的第一人。
综合而言，孔子对于我国古代史学的诸多方面均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我国古代史学的不少传统都直接源于孔子的《春秋》，尽管我国史学可溯源远古的传说，但其萌芽却始于孔氏生活的春秋时代；因此可以这样说，孔子是我国史学的开山祖师。对于《春秋》及孔子史学的成就，近人章太炎氏曾评说：
孔子《春秋》，为史记编年史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吏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其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其功三也。司马迁认为《春秋》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著，予以最高的评价。钱大昕于《廿二史札记》序中说：“《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总之，《春秋》乃综合前人经验的结晶，集上古史学之大成，而为后我国史学的祖师；其万古常新的“春秋精神”，更耀辉千载，泽被东亚!
六、结 论
对于孔子的《春秋》，后世论者毁誉参半，称赞者如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是“礼义大宗”，为人人所必读。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义而不知其宜，遭变故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杀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由上述可知《春秋》之重要性。同时期，董仲舒更尊孔子为“素王”，可谓推崇备至。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内篇六家》中称：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天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并书独行。他又在《史通．内篇惑经》中，从史家建置的角度评击《春秋》说：
案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窃详《春秋》之义，其所未论者有十二。……其虚美者五也。……加以史策有厥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殚说矣。北宋王安石更讥笑《春秋》是“断烂朝报”，近人梁启超亦批评《春秋》似“流水帐簿”；胡适则认为《春秋》著作为史书的话，是一部“极不可读的史书”。平心而论，孔子以非专业史官修史，何况他撰《春秋》旨在“寓意褒贬”，并作为学生的教材，从这一点似乎不应过份苛责前人．难怪孔子早于二千五百多年前便已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倒是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