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元重始说”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元”的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董仲舒的“元”观念多从哲学本原上训解，而没有把握其真实涵意，因而也就无法窥见“贵元重始”说的实质。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与其“奉天法古说”一样，均是对王道政治的探索;贵元重始说强调的是王道一开始必须获得纯正的本质，方能保证其以后的正确贯彻，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而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为王道之始
《春秋》所记十二公，正常情况下在第一年的开始都有“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这九个字成为《春秋》公羊学最着意发挥的文字。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就是由发明这九个字而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元”概念的说明。但自何休以元气释元(“元为元气”)以后，两千年来人们多以何休说为准，这也成为现代学术界最流行的认识。如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董仲舒的“元”是元气，具有根源之义(徐复观，第219页);金春峰先生的《汉代思想史》也认为董仲舒所说的“元”是元气(金春峰，第149页);曾振宇先生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甚至说:董仲舒是继《管子》之后，“气本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气、一、元“三者内涵相同、外延相近，实质上属于话词不同但内涵与外延相同的同语反复”(曾振宇，第35、36页)。冯友兰先生虽然否定以元气释“元”，但仍然认为“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东西。如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天’”。(冯友兰，第75、74页)周桂钿先生在《董学探微》中也认为，“元”是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较天更根本，是“元一元论”。(周桂钿，第38页)此外，李荣亮先生在《董仲舒“天”的重新诠释———兼对“元”的解读》一文中，还将元说成是至上神。(李荣亮，第20页)以上诸说，或认为董仲舒的“元”是元气，或认为是天，或认为较之于天更根本，或认为是至上神，这些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将“元”视为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
然而，在笔者看来，董仲舒所说的“元”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他所说的“元”，是指元年之元，也就是君王年号顺序的第一、开始之义，而不是像天那样有意志的至上神，对万物具有决定的作用。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尽管有“天人感应”、“人副天数”之说，有“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为人之曾祖父”、君王为“天子”之说，但在“元”与人的关系上，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只有“天”才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但由于董仲舒特别看重元年对王道的初始意义，这使他对“元”作了极大的突出和强调，从而产生了后来许多将“元”视为比“天”更高的范畴的误解。
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是第一个对“元”作出深入发挥、并赋予其丰富政治含义的经学家。在《春秋》与《公羊传》中，“元”与年合在一起，表示诸侯即位第一年之义，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董仲舒却认为《春秋》将第一年不称一年而改称元年，包含着孔子的深远用意。
《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君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卷五十六)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见钟肇鹏，第121页)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同上，第193页)董仲舒认为元年之说始于孔子作《春秋》，但据文献与铭文证明，商、周已有以元年称君王的第一年的记载，如西周的《师虎敦铭》就有“元年既望”的铭文，故董仲舒此说并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从上面三段话中可见，董仲舒关于“元”的解释，最多的是以“始”训“元”，而这在《周易》、《尚书》中早已出现。《尔雅·释诂》已经以“元”训“始”，《经籍纂诂》训《周易》、《尚书》的“元”有始、长、首、大等义，而以“始”为“元”的第一义(《经籍纂诂》上册，第188－189页)，这说明以“始”训“元”并不是董仲舒的发明。董仲舒的这一训解之所以在《春秋》公羊学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乃在于他赋予了“元”以特殊含义。
以“始”训“元”无疑有开始、起始、开端的时间含义，但董仲舒的“元”表示的“始”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王道之始”。上面对董仲舒的引用，较一般论述董仲舒的“元”所引的文字稍多，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够联系董仲舒论“元”的前后文，较为准确地把握董仲舒的“元”概念的含义。在这三段引文中，有两段明确讲到王道，一段讲到治国，而治国也是王道的问题，这就清楚地说明，董仲舒所说的孔子改一年为元年的所谓“始”，不过是重视王道之始，这是董仲舒以“始”训“元”的最根本内涵。董仲舒两次讲到孔子改“一”为“元”、为“大始”。所谓“大始”，从文字上说有两种含义，一是对始的强调，一是以始为重大之事。无论是哪种含义，都表达了董仲舒对王道之始的极端重视，这是以元为贵、以始为重的“贵元重始说”的实质。董仲舒所说的“元”也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春秋说》:“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这一解释说明“元”不过是王道从天寻求到的形而上的根据，但“元”本身并不是天，而只是表示王道一开始就从天那里得到纯正的规定性，故“元”本身并不具备最高范畴的哲学意义。
董仲舒在这三段话中，还两次将“大始”与“正本”联系为说:“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元者，始也，言本正也”。这里的“正本”或“本正”的“本”指什么?联系其出处的全文可知，所谓“本”绝不是指宇宙的根本或根源，而是指王道之本。故在这两句话之后，都是紧扣王道为说，而不是讲宇宙发生的问题。王道事关君主，董仲舒训君号并阐发天意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于元，则动而失本;动而失本，则所为不立;所为不立，则不效于原;不效于原，则自委舍;自委舍，则化不行;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见钟肇鹏，第675页)“元”是君主第一位的含义，而这个含义就是王道之本，所以，他以为君意不比于元则动而失本。从所谓名号的阐发来说明事物的本质，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正名说的基本特点，也是其训解《春秋公羊传》、发挥其《春秋》公羊学的重要手法。这说明董仲舒关于“元”的观念，无论是以“始”训“元”，还是以“本”训“元”，及其以“元”为君号的第一义，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不是讲宇宙论的问题。
二、“元”为王道之本
但是，在另一段话中，董仲舒似乎有以“元”为宇宙本原以及“元先于天地”的思想: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必①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死②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同上，第320页)
这里讲到“元犹原也”，又说“元者，为万物之本”，从字义上说，“原”与“本”均有本原之义。人们一般讲董仲舒为“元一元论”，“元”是宇宙的根源，主要根据就在于这段话。但是，对这段话的文字，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是有异议的。他指出，“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中的“乃在乎”三字为衍文。(参见俞樾，第514页)经过俞樾的校改，董仲舒的这段话中就不存在所谓天地之前的宇宙本原的“元”，而是否定至少是质问“元”在天地之前的观念。俞樾此说的依据是:“圣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圣人之言也。”(同上)钟肇鹏先生据苏舆、冒广生的校注，认为俞樾之说不确，“乃在乎”三字非衍文，董仲舒确有元在天地之先的思想，是对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申说。(参见钟肇鹏，第322页)这两种说法都有训诂的依据，但同一段话绝不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这两种训解中只有一种符合董仲舒的本意。联系“元犹原”一语出处的前后文看，可知所谓“元”就《春秋》言，是由“一”所变而来，“原”实际上就是“一”;更严谨地说，董仲舒的这个“一”是指序数系列的第一，是将君主即位的第一年变为元年而来。在董仲舒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以“一”为万物产生之本的说法;此说是老子之说，老子所谓产生万物的一，而不是序数系列中的第一之一。董仲舒的思想虽然有吸收老子的地方，但主要是其君人南面之术，如《离合根》说:“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等等，而没有采纳老子以一为万物之本的观念。
就“原”之义而论，董仲舒说得很明确，是“随天地终始”，这就是说“原”是随天地变化而变化的，故相对天地而言，“元”、“原”只能是第二位的。而所谓元“随天地终始”，是指三统循环的变化，依天命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天命的变化，而有改正朔和新的始“元”出现。同时，这段话①“必”原文作“不”。(见钟肇鹏，第321页，注三校改)②“死”原文作“不”。(同上，第323页，注八校改)另外还两次提到“承天”、“继天”，而没有“承元”、“继原”的说辞，也可说明董仲舒的“天”高于“元”，只有“天”才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元”绝没有“天”的地位，更不可能有高于“天”的意思。俞樾的校改否认董仲舒此段话有“元”先于天地之意，应是符合董仲舒的思想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董仲舒要说“元者，为万物之本”？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呢?董仲舒这里所说的“本”，也就是他在论“元”时多次讲到的“正本”之本，这个“本”是王道之本，而不是万物产生之本。他在训解君的名号时，明确以“元”为第一义，“原”为第二义，就是说“元”、“原”都是君的本有之义。董仲舒最重视王道，在他看来，只要君王能够奉行王道，不仅人类社会而且自然界的万物都会各得其所，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也就是“元”为万物之本的意思。
就董仲舒所有言“本”的论说来看，“元”为万物之本也没有人们所说的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意义。董仲舒言的“本”有如下几种情况:相对于末而言，如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见钟肇鹏，第178页);从主次而言，如“甘者，五味之本也”(同上，第716页);从原因、根源而言，如“利者，盗之本也”(同上，第1095页)，这些“本”的含义都不具备最高哲学范畴的意义。就是董仲舒多次说的“天地人为万物之本”的本，也没有最高哲学范畴的含义，而是分别从(天)生、(地)养、(人)成来论说天地人对万物的决定作用。所以，董仲舒讲“元者，为万物之本”，并不是说“元”是万物产生的根源，而是强调孔子改“一”为“元”的重大意义，抓住王道之本。董仲舒之后的许多人解其“元者，为万物之本”，多引何休注关于“元”的解释:“元为元气”，以此证明董仲舒的“元”是形而上的世界本原，但这是难以成立的。董仲舒的著作中有“元气”一词，而“元气”与“元”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周桂钿先生的《董学探微》第二章第一节有详细的论说，可参考。联系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整个思想，及其对“元”的全部训释，均没有将“元”视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董仲舒这里讲的“人之元”、“天元”，并不是说在人、天之外还有一个高悬的“元”。关于“天元”，除董仲舒在上段话中言及外，在西汉人的著作中还有两见。一见于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①，顺承厥意。”(《史记》卷二十六)《索引》以元气为说不确，但说“推行运所在，以定正朔”，则正确地说明了“天元”与“正朔”的确定有关。一见于汉哀帝的诏书:“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汉书》卷七十五)这里说的“大运一终”、“更纪天元”，更清楚地说明“天元”就是指新王的正朔而言。结合西汉关于“天元”的说法，可知“天元”与改制的正朔相关，这就是董仲舒说的:“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见钟肇鹏，第443页)正朔为新王的开端，而正朔的确定本于天，元为始、为本，故称之为“天元”。所以，“天元”的概念绝不是哲学本原的概念，而是与确定正朔相关的概念。正朔实际上是个历法问题，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则是与改制相关的政治问题，所以，“天元”的深层含义是指新王从一开始就从天获得纯正之本。至于“人元”，除董仲舒讲到一次外，查遍《全汉文》，西汉也仅有汉哀帝的诏书中谈到一次。但从其“人元”与“天元”联系在一起说、“人元”置于“天元”之后来看，“人元”也与王朝更替的改制有关。再结合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的规定，可以肯定的是，董仲舒讲的“人元”是指新王朝在初始时从天获得的纯正之本，所以，“人元”不应是哲学本原性的观念，更不可能有天地之先的“人元”存在。·46·《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①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中说，“天元”为司马迁之语。(蒋庆，第282页)司马迁确有“天元”一词，但从“天元”一词出处的全文来看，司马迁言“天元”与董仲舒义同，司马迁学《公羊》于董仲舒，故司马迁此说当本于董仲舒。
三、“元”与“五始说”
董仲舒强调“元”，制造出“天元”、“人元”等观念，不过是重视王道之始，要君主“贵元重始”。他的“贵元重始”观念包含五个层面，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春秋》公羊学的“五始说”。“五始说”是《春秋》公羊学最重要的理论内容，以至《春秋·保乾图》说:“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而第一个提出“五始说”的人就是董仲舒。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见钟肇鹏，第121页)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五始”一词，但“五者俱正”实际上已经含有正“五者”之本、之始的思想，可以说是“五始说”的最初版本。当然，董仲舒的“五者俱正”是指元、天、王之政、诸侯即位、境内之治，何休的《文谥例》则说:“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5页)后来一般讲“五始说”，都采用的是何休的说法，颜师古注《汉书》也是根据何休之说。连《左传》孔颖达疏所引《公羊》者说，也是据何休之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同上，第1713页)
尽管董仲舒的“五始说”是最初的版本，何休说是最终的版本，但二者都体现了对王道之始、之本的重视。“五始说”的实质，就是强调新王受命从一开始不仅要从上天获得纯正之本，而且还要将这一纯正之本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也就是从一开始就保证王道在从天到人时空上的纯正性。《公羊传》有“疾始”说，表现了对非礼的深恶痛绝，目的是拨乱反正。董仲舒的“五始说”重“始”的“始正”、“本正”，目的是引导君主从一开始就自觉地遵守王道，以保证君主专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累日积久，何功不成?”(见钟肇鹏，第376页)他认为人君若不能“贵元重始”，只是在政治出现败坏、天现灾异后才知悔改，并非《春秋》所贵:“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因恶夫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者，非《春秋》之所甚贵也。”(同上，第338页)同时，“贵元重始说”的本正源于天，这对借天的无上权威抑制君主为非作歹亦具积极的意义。
自董仲舒之后，作为“贵元重始说”具体体现的“五始说”就成为重要的政治观念被应用。在历代正史中，“五始”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王褒传》。王褒上书引“《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王褒为蜀人，受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而得汉宣帝诏征，王褒引“五始说”的上书在入京城之初，王褒知道“五始说”，极大可能是在偏僻的四川。这说明至少在汉宣帝时，“五始说”已经作为一种观念被写入《记》一类的解经著作中，成为人们引用的对象，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至在蜀地的王褒也能够熟知其说。由此可见董仲舒公羊学的“贵元重始说”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如何深远，而“五始说”更成为后来《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内容，被历代治《公羊》者所注重发挥。
总之，董仲舒“贵元重始说”的提出，与其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春秋》公羊学原本是经学中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学派，董仲舒作为当时最具权威与后世最有影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对政治十分热心;他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也完全是以政治为重心;即使是他的“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也是围绕着政治而立论的。参照他著名的《天人三策》，可以更清楚看出这一点。作为有前瞻性眼光的思想家，董仲舒在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背后，已经看到社会危机的前兆，他借发挥《春秋》公羊学，提出“贵元重始说”，强调从一开始就要保证纯正王道在社会各个层面落实的意义，这就是儒家的王道政治。从长远看，这是为汉王朝提供长治久安的政治方略;从当下说，是要汉武帝董仲舒“贵元重始说”新解·47·注重王道的施行，以保证现实社会的安定。所以，从政治学角度解读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较之从哲学本原来解读，更符合董仲舒的本意。
参考文献：
冯友兰，2001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
古籍:《春秋》，《史记》，《汉书》等。
蒋庆，1995年:《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金春峰，1987年:《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籍纂诂》，1982年，阮元编，成都古籍书店。
李荣亮，2008年:《董仲舒“天”的重新诠释———兼对“元”的解读》，载《牡丹江大学学报》第5期。
《十三经注疏》，1982年，阮元刻，中华书局。
徐复观，2001年:《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俞樾，1985年:《诸子平议》，上海书店。
曾振宇，1998年:《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钟肇鹏，2005年:《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周桂钿，1989年:《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