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陈献章（白沙子）在哲学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哲学家，他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在心学的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陈白沙又着实是一位很有特点、很有分量的诗学人物。他的著述里，有那么多的诗学言论，《陈献章集》存各体诗2000多首，而且他的诗作有着很独特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应看到，白沙子的诗学观念与诗风，对明代中后期的诗坛有着虽不算直接、却很深刻的影响。陈白沙的诗学与他的心学联系甚密，乃至可以说不了解他的心学思想，也就无法懂得他的诗学观念，也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风。
一
明代心学的崛起并取代朱学成为学术主流，陈白沙是其间的开山人物。其实，王阳明的心学并非在明中叶突兀而至，而是有着一个从朱学到白沙之学再到阳明心学的过渡。《明史·儒林传序》论明代学术思想之演化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揭出明代学术走上与朱学相背驰之路，白沙乃是首开其宗的。
白沙曾自叙其学云：“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语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如水之有源委也。”[1]由此可以看出白沙离朱入陆的学术变化轨迹。白沙因“寻书册，累年未有得”而转向“求心”，也即返心自求，正是对陆学的认同。陈白沙进一步发展了南宋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张大“吾心”的作用，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哲学命题，他说：“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2]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人物，把“心”作为万物根源性的实体，并且提出了“心即理”的著名论断。“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4]把“心”抬到和“理”一样的本体高度，为心学一派的学理发展，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陆九渊把他的心学思想概括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5]的命题，这是一个无所依傍、响彻千古的理论口号。陆氏的理论思维越出了社会伦理的层面，而以整个宇宙为思索背景。白沙与陆九渊一样，也以“宇宙”为自己思索的背景，而且还进一步扩充主体的能力，强调万事万物皆是“心”的创造，把“心”作为万物的本源。在这里，心是充满了开创一切的创造力的，也强调了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他说：“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6]“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7]“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8]这种思想，充满了强烈的唯我主义色彩。
陈白沙的心学思想中还有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他说：“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9]从二程、朱熹、陆九渊到后来的王阳明，这条理学脉统，并未见谁明确提出“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树立这个命题，是有相当大的创造性价值的。他所谓“自然”，乃是指万事万物素朴的、不着任何外力痕迹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没有任何负累的、没有人为矫饰的心灵境界。这个目标或宗旨实际上乃是企图从自然（如生死）和社会（如得失）的束缚中超脱出来。他又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10]“能以四大形骸为外物，荣之、辱之、生之、杀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11]“灵台洞虚，一尘不染，浮华尽剥，真实乃见，鼓瑟鸣琴，一回一点，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12]这都是白沙“以自然为宗”的内涵。以“此心此理”为其本然而摆落外物与欲念之束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庶几乎可谓“自然为宗”矣！
白沙还标举“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提倡“自得”而不受外在的影响，不依傍他人门墙。陈白沙的心学认为，万物万理具于一心，为摆脱负累，识得心之本体，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心”，是具有神秘作用的宇宙本体，它不能通过理性的、逻辑的途径来认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内省的方法来觉悟。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静坐中养出端倪”。他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13]如其在《复赵提学》中所说：“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他既以“静坐”内省来悟求本心，就反对为书所累，认为应该“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一再提倡“自得”的体认方式。“以自然为宗”的宗旨，其落脚点在于“自得”。所谓“自得”，也就是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不受他人的束缚影响，悟出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批评当时的治学风气：“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14]他对“自得”也有正面的阐述：“自得者，不累于万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15]白沙的“自得”充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又顺其自然之性，在诗学中白沙强调自然与独创，便是由此生发而出的。
陈白沙的诗学思想是与他的心学思想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的。
二
陈白沙以著名的理学家的形象著称于史，而不以诗人或诗论家名世，但他的诗文中有许多精彩的诗学观点，在当日诗界独标一格，对后来的文学思想解放思潮有深刻的影响。尽管目前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著述罕及于此，但白沙诗论其实是明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环。
陈白沙虽是著名的理学家，却不事著述，他长于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诗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须臾离开的。在某种程度上，白沙可以说是以诗为教。他的大弟子湛若水（甘泉）评其诗云：“夫白沙诗教何为者也？言乎其以诗为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谓也。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16]白沙的族孙陈炎宗亦言：“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鸣天下，不著书，独好为诗。诗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为教也。”[17]都指出白沙“以诗为教”的特点。白沙也在不少的篇什中以诗的形式、诗的意象来表述他的心学观念。但这并非全部，白沙对于诗的艺术问题也是相当内行的，他十分重视诗的地位与功能，对诗歌艺术规律谈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
白沙以诗为“道言”，高度评价诗的功能，他说：“先儒君子类以小技目之，然非诗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若是若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小技云乎哉？”[18]对于诗为“小技”的观点，白沙是持反对意见的，在这点上，白沙是与二程等理学家那种“作文害道”的文学观大相径庭的。诗的功能是大是小，关键是存乎其人。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诗是无往而不可以表现的。诗可以“枢机造化，开阖万象”，在人伦日用中以见鸢飞鱼跃之机。这是超越于“载道”之说的。主要是说诗应有言语之外、达于“天道”的形而上的意蕴。在白沙诗学中，相对而言，理学的那种伦理道德色彩是很淡的，他所言之“道”，与其说是“孔孟之道”，勿宁说是天地自然之道。
白沙认为诗应该是率情而发，而反对人为矫饰。这是与他的“以自然为宗”心学宗旨同出一辙的。他说：“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于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自唐以下几千年于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黄陈，其余作者固多，率不是过。乌呼，工则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遗意欤！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赞毁欤；发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欤！明三纲，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不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诗之工，诗之衰。”[19]也许，白沙这里提出的“诗之工，诗之衰”的观点是一种偏激保守的诗学观。他认为唐宋的李杜黄陈，也不过都是《诗》三百之“遗意”，形式美感愈加工整考究，却是走向衰落之征。但他的创作论却是“率吾情而盎然出之”，声韵不一乃是情感变化的自然产物。那些“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文学作品，在白沙看来，是最为违背诗教的。这也就是诗歌创作中的“以自然为宗”，出自于诗人的真情，不惑于功利，不计人赞毁，一切都是胸中自然流出，他因此又说：“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而诗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尚可谓之诗乎？晋魏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其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20]白沙认为诗应是受之于天，发于七情，一切出自于本真，出自于自然，诗歌在形式上的“旬锻月炼”是无补于世的。而且，他还由此出发，对唐诗评价很低，并说李杜亦未达至境。这当然是很偏颇的。而他认为发于真情即是好诗，“匹夫匹妇”的吟咏，也合于六经。这又是通达之卓见。白沙倡导“自然”，在诗中便是“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21]。
白沙论学贵乎“自得”，即自家体悟，而非人云亦云。论诗也多申“自得”之意，即非言语可述的独特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家风格，决非摹仿影随他人，翻出古人窠臼，显出自家面目。白沙云：“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近代之诗，远宗唐，近法宋，名曰‘俗作’。后生溺于见闻，不可告语。安得铁崖生并世，予将叩之，其亦有以复我耶？”[22]对于当时那种模唐仿宋的复古之习，白沙非常不满。“溺于见闻”，更为白沙所不屑。而对元代后期一反前人窠臼、开创“铁崖体”的大诗人杨维桢，白沙倒是赞赏有加，但也并非要仿效铁崖，而是“有以复我”，大张“自我”本来面目。白沙主张以“本心”为主，读古人之书，是要“以我观书”，与之契合，摆脱“影响依附”，这也便是诗之“自得”。他批评模仿之风说：“学人言语，终是旧套。”[23]这对于明代中期公安派、性灵派反对复古，大张性灵之帜，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不要以为白沙提倡诗的“率情为之”、“浩然自得”，就是认为诗可以粗豪放佚，散乱不葺，其实白沙非常注重诗人的艺术修养，他只是反对迷失本真，伪饰造作，其实他颇为主张诗的艺术安排，只是这种安排应该不露痕迹，他说：“诗之发，率情为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伪也已。”[24]虽是“率情为之”，发自本心，但却不可“苟”，也即不能草率粗放，相反，则应以深厚的艺术造诣“专心致志而得”，才能写出好的诗作。认为好的诗歌应是“貌似”不安排，“不见安排之迹”，实则深刻“理会”了艺术法则之后的精心之作。“率情为之”与艺术法则之间并不彼此排斥，“直说出本意”未必是好诗。
在诗的风格方面，白沙主张含蓄不露，而又推重雅健诗风。他反对议论为诗，嘲笑“宋头巾”气。他说：“作诗当雅第一，忌俗与弱。予尝爱看子美、后山等诗，盖喜其雅健也。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本体，便是宋头巾也。”[25]白沙认为诗可说理，但必须是发自性情，一唱三叹，方为“诗之本体”，如果以议论为诗，那就离诗愈远了。其实，白沙“以诗为教”，自然少不得在诗中言理，他的诗作本身也多是在“鸢飞鱼跃”、“人伦日用”中生发出形而上的哲理意蕴。但他认为“理”必与“性情”融合为一，方能成其为好诗。白沙一再推尊严沧浪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的便是诗之辞语之外的“自得”之意。白沙还向往诗中“子美”与“尧夫”兼而得之的境界。尧夫即宋代理学家邵雍，其诗以擅长言理著称；子美诗以性情动人，子美与尧夫的得而兼之，也正是道理与性情的兼得。从这些诗论中不难看出，陈白沙主张诗要率情为之，本于自然，从性情中流出，却不废诗之艺术法则。
三
陈白沙的诗作留存至今的有2000多首，可谓产量颇高。他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明代中期诗坛那种以拟古为尚的风气之中，白沙诗是以卓荦特异的面目呈现给人们的。明初诗家在诗学上深受严羽影响，“诗必盛唐”，复古风气浓厚。却未悟得《沧浪诗话》的真髓，徒以声口毕肖而自矜。白沙诗则以诗为心法，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全然出于诗人之性情。白沙在《示湛雨》中所说的“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26]倒是可以很生动地形容出白沙诗的特色。
白沙诗出于性情，发乎自得，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在风烟水月中流溢出一派天机。然而，白沙诗也有品第较杂的问题，动辄“以诗为教”，在诗里露出道学家的圭角。《四库全书总目·白沙集九卷提要》评价白沙诗云：“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亦毁誉参半。”说得有些过分，因为《白沙集》中“粗野不可向迩”之作是很难见到的，倒是有一些篇什近于邵雍《去壤集》中那种“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以较为直白的语言来说理的。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道出了白沙诗作不够精纯、良莠参杂的特点。
白沙诗中有很少的一些篇什是较为直接地道出诗人的心学之思的，如《示黄昊》：“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霸柄在手。”《答张内翰廷祥书，括而成诗》：“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传。渺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亦有非积累，源泉自涓涓。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渊泉。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诸如此类的作品，较少诗味，以诗的形式道出作者悟得的“理”。但此“理”基本上是诗人“自得”之物，是其独特的心学观点的告白，而非人云亦云、祖述六经之语。
白沙以“心”为万物之宰，扩张主体的创造性地位，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27]他在其诗中往往是以我观物，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来体察宇宙时空万物万象的纷纭变幻，在物象中升华出超越的哲思。如《卧游罗浮四首》其一：“马上问罗浮，罗浮本无路。虚空一拍手，身在飞云处。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风雨，蓑笠将安之，徘徊四山暮。”《梦后作》其二：“见月时一吟，夜凉天称心。回头望东川，流水无古今。”等等。这类诗作迥然不同于“议论为诗”、直白言理之作，而是气象高华，立意遥深。
白沙为诗既不标榜门户，也不依傍前贤，而是以抒写性情、本于自然为宗旨。诗人在大自然的山光水态中感发诗思，撷取诗材。而描写物象并非诗人之目的，而是借物象寄寓自己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他的心学观念息息相通的。如他这样一些诗作：“柳渡一帆秋月，江门几树春云。来往一时意思，江山万古精神。”（《六言》）“翠裙白领眼中无，飞上木樨还一呼。乾坤未可轻微物，自在天机我不如。”（《木樨枝上小鹊》）“小雨如丝落晚风，东君无计驻残红。野人不是伤春客，春在野人酒杯中。”《春日杂兴》其二）诗人随机捕捉自然界中的一些物象进行点染，很能表现出事物当下的形态特征。但是，诗人并不粘滞于物象刻画，而是把眼前事物的描写，与宇宙万物的生化联系在一起，使人神观飞越，得到的是一种反思性的体验。白沙自评其诗说：“他人读拙诗，只是读诗，求之甚浅，何足与语此也。抑犹有未尽者，更讽咏之。千周灿彬彬兮，万变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灵忽自悟。虽拙作之浅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处，非言语可及也。”[28]确乎是自知之语。就诗而读诗，对白沙诗来说，真是“求之甚浅”，差之甚远；只有涵咏出白沙诗的“自得”之处，体会出其“非言语可及”的形上意蕴，方可为白沙之知音。
既是大哲学家，又是诗人，陈白沙算是很典型的。他的心学思想，不以哲学著作的形式来表述，却以诗来显现。哲学与诗，在白沙这里是直接的同一。陈白沙不是一个蹩脚的诗人，而是一位迥异流俗、独开生面的大匠。在明代初期，复古模拟之风遍于诗坛，而白沙则以“浩然自得”的精神自我树立，给当日诗坛带来的是清新卓异、令人警醒之风。王世贞论其诗这样说：“余少学古，殊不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醉，不知其所以然也。”[29]世贞乃“后七子”之魁首，本是醉心于复古拟古，晚年则悔其少作，于是对白沙甚为醉心。白沙作为从朱学到王学转变中的关纽人物，有些心学观点，超越了王阳明，而成为泰州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的诗论、诗风与其心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可视为明代哲学与文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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