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是爱国的、进步的杰出思想家，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当世发生过重大影响；还对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历史把魏源推向剧变的社会舞台，他的一生贯串于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
魏源的前期活动正当中世纪的下限，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濒于崩溃。民族矛盾逐步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手段不断叩击中国沿海门户，加剧了社会危机。魏源的后期活动，则跨入了中国近代时期的初期阶段。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具有“天崩地解”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既非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结果。近代中国舞台帷幕的开启，竟然是由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部作用及其促成的扭曲的社会形态，深切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毫无疑义，主要历史人物总是一定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魏源所处时代突现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迫使包括他在内的“有积感”人士认真思索并作出反应：是对“坚船利炮”的侵略者英勇抵抗，还是妥协投降？是讴歌“太平盛世”，继续因循苟且、闭关自守，还是反省和批判“末世的弊端，倡导社会变革？十分尖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要求给予答案。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踏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求对抗侵略，内行改革，有限度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魏源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思想，使他无愧为这批满怀热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卓越代表。
与他所处社会生活中的剧烈变化相适应，魏源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魏源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曾与龚自珍就学于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师承了这个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历史变易思想。他的足迹曾踏遍大半个中国，使他得以比较深切地观察现实生活。只是科举仕途决非顺畅，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也没有担任过重要官职，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他对社会经济的有关问题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社会经济改革家闻名当世。19世纪30年代，他还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淮地区一度经营过票盐生意。他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能够在严峻的现实激励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积极倡导社会变革。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常怀忧愤的魏源以巨大的震动。“奇变”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的高昂和效法西方主张的提出；而与剧变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社会改革思想日益鲜明。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为他的一生思想的高峰。魏源的爱国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变革观念和主张，则发生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从爱国走向变革，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这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魏源的身上已经初步显示。由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没有深化到触及现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层次，对西方的效法也仅限于物质文化的范围，因之，当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风暴震撼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他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置身于对立方面。他感到困惑、失望和伤痛，“无心仕宦”。这位当年曾为爱国与革新事业奔走呼号的志士归隐田圆后皈依佛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奏的炮声中卒于杭州僧舍。
魏源晚年的精神破产不是偶然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从他所隶属的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改革群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他的粗浅变革主张缺乏实现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正式出现尚有待于70年代；而他抵制的农民战争则威协着清朝政府的存在；这就是魏源的悲剧结局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所在。
一
爱国主义无疑是魏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揭露侵略者的贪婪本性和战争罪行，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英国侵略者用“通商战争”的谰言掩盖其强盗嘴脸，投降派也以“通商必不生衅”的谬论相应和。魏源拆穿了这种卑劣谎言，指出武力掠夺是英国侵略者的惯伎：“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海国图志》卷二十四）他们实际上是假借“互市之名”，“专以鸦片之烟、耶苏之教毒华民耗银币。”他还用殖民主义者“性贪而狡”的种种事实，说明英国侵略者用暴力敲开中国大门的阴谋是策划已久的。“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卷五十二）战争的爆发是侵略者“攻门索斗”，起因根本“不由缴烟”。鸦片贩子就是战争贩子，这正是英国侵略者的双重身份。魏源确认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是为了“除中国之积患”，肯定广大军民的抗英斗争是义战，驳斥了污蔑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谬论，伸张了民族的正气。
批判卖国主义，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面对着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走私和军事进攻，投降派却一味叫嚷什么“以德服人”，“诚信化敌”，主张弛禁鸦片，对破门而入的强盗们只能“羁縻”、“安抚”、和“曲加优礼”。以穆章阿、琦善为首的卖国贼们甚至为虎作伥，恶毒攻击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是“贪功启衅”，大肆宣扬必败论，而且直接从政治上、军事上破坏反侵略战争。魏源痛斥了这种颠倒是非、畏敌如虎的论调，批判了“善战者服上刑”的观念，强调“武备御敌”，主张“严修武备”。因为，“唯利是图”的侵略者又有着“唯威是畏”的一面，必须“以甲兵止甲兵”，才能使他们“有所畏怀”而“不敢尝试”。他指出敌人的“船坚炮利”不可忽视，但决不是“非兵力所能制服”。只要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完全可以“使其失其所长”，形成“以主待客，以主胜客”的主动局面。此外，他又以大量诗文谴责投降派破坏抗英斗争的罪行。指出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降派卖国勾当所致：“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场疆”。如果“早用秦风修甲戟”，必将“条支海上哭鲸鲵”。
在主要是总结鸦片战争过程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反侵略军事思想，是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藉助人民的力量构成他的反侵略军事思想的基点之一；“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道光洋艘征抚记》）投降派“防民胜于防寇”，胡说什么“民多柔弱”，甚至污蔑东南沿海地区群众“皆汉奸”，公然破坏人民抗英斗争。魏源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谰言，以“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犀利诗句，揭穿了投降派血口喷人和充当侵略者走狗的卑劣行径。他从群众抗英斗争中感受到蕴藏的威力，认为三元里的“区区义兵”就取得“围敌酋，斩夷师，歼夷兵”和侵略者“不敢入市广州”的战果。应当“召义兵”、“练土著”，发动和组织“岸上力作之人”和“水上渔贩之人”。“器利不如人和”，纪律松弛的正规“客兵”反而不如“义民可用”。其次，魏源又根据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剖析了实际的战例，制订了抗英斗争的战略。并把自己的战略的要点，归结为“守”、“战”、“款”。“守”，应当而且必须是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拒敌外洋”是不利的。定须用“设阱以待虎”的手段“诱敌深入”，把恃仗“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引进内河，使之“能进不能出”，以便“聚而歼之”。只有这种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纵其入险”，“以纵为擒”的“守”，才是制胜的战略原则。他还援引越南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成功经验──“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战”（即“攻”），主要内涵为“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方面，利用与侵略者有着矛盾的国家，使之牵制和攻击侵略者，以便集中力量围歼主要敌人；另一方面，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技术和军事训练方法，用以克服敌人的入侵。“款”，其要义是以外交和贸易手段调节中外关系，配合军事斗争。此外，不懈地加强战备──特别是建立“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近代海军也是魏源的反侵略军事思想的不可忽视的内容。他指出《江宁条约》的签订决不意味着“永杜兵萌”，预见到侵略者还将不断伸出贪婪的魔爪，所以不可麻痹，定需加强“武备”，“励精淬志”，切实地“求将帅，严军令，搜军食”。“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魏源呼吁人们在升平假象中“于安思危”，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应当指出，把反侵略斗争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特点。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必须富国强兵。而要摆脱贫弱落后的状况，就要实行社会变革，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闭关自守。因之，要睁眼看世界，“善师四夷”，“师夷之长技”，方能“制夷”。变革的观念，丰富了魏源的爱国主义，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使之获致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份优秀的精神遗产也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他虽然抨击了投降派的卖国主义，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却未能认识到导致丧权辱国的根本内在原因乃是朽败的封建社会制度，而使国家臻于富强则要求社会变革深化和拓展。无可置辩的事实是：仅仅停留在“师夷之长技”的层次，是不能使中国摆脱贫弱落后的状态，改变备受侵凌的厄运。其次，魏源虽然主张在抗英斗争中借助民力，却又把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视为“以毒攻毒”，期望达到“毒去而药力亦销”的结果，显示了他希图抑制乃至消除人民潜力的意愿。十分清楚，对待封建社会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态度，集中暴露了魏源的爱国主义的阶级印记。
二
魏源确信古老的封建帝国已属“末世”，因循苟且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川壅必溃”，唯一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因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之法。”（《筹鹾篇》）只有变法才能结束危机四伏的局面，出现“天日昌”、“风雷行”的新貌。所以，社会变革观念成为他的思想的主线之一。
为了给社会变革提供依据，必须经过批判社会生活的弊端以引发人们“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他的批判的锋芒触及方面很广，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窳败都在他的诗文中有所反映。
魏源认为当时社会经济业已处于“蜗庐外漏兼中蠹”的衰败状态，令人忧虑的“四海饥”的严重局势正在日趋恶化。水、旱、兵、税成为四大祸害，复加以“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无衣无食，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有田之富民”也往往因“租税”、“徭役”和“饥荒”而“束手待尽”，濒于破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贵族、大地主和大官僚搜刮聚敛大量财富，穷奢极欲。“城中奢淫过郑卫，城外艰苦逾唐魏”──对于贫富两极分化的揭露，在魏源的著述中屡见不鲜。他还尖锐指出鸦片贸易的严重危害，认为这是“民财之大漏厄”，如不加以禁绝，必会造成“官民交困”。
魏源揭露和抨击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朽败现象，矛头直接指向文武官吏。他指出官场中充斥着昏庸卑劣之徒：“枢臣”墨守“中庸”之道，因循苟且；“边臣”一味妥协，“养痈”贻患；“儒臣”人云亦云，如同“巧学舌”的“鹦鹉”；“库臣”贪污中饱，盗窍国家财物。贪婪怯懦的武官们也是丑态百出──“名食糠而身依市，出应伍而归刺绣”，每逢出征往往“推饷求代”。军队号称百万，实际是“虚冒半之，老弱半之。”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耽于游猎，魏源也表示了含蓄的不满：“群臣终岁唏天客，平台一召已仅事。”
他又批判程朱理学，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宋学”是“无用”的俗学，而儒生们则大抵是徒知“敬天法祖”的“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以，他们只能“以晏安鸨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同时，他又对乾嘉以来盛行的“汉学”的脱离实际倾向作了谴责，指出流于繁琐的考据、训诂之风危害甚大，“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从这种基本观念出发，魏源紧密联系尖锐的社会课题，抨击了复古倒退和闭关自守的陈腐主张，坚持社会变革，要求学习西方。
大致说来，魏源早期的社会变革思想较多涉及经济方面。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许多经济观念，又使自己的变革主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重本”，是他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赞扬前代的“耕战”政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他看来，“重本”把“本富”作为社会繁荣的基石。为使“有田之富民”得以“敢顾家业”，官府应当保护他们的利益。农民破产流亡不利于农业生产，必须用屯垦手段加以解决。他非常强调水利建设的重大作用，并指出兴修水利必须统筹全局，采取“因时因地制宜”方针，而且还要“先除夺水夺利之人”，即限制和打击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的侵攘。至于发展商品经济，则是魏源经济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他“重本”而不“抑末”，并把“末富”（商人）视为国家富强的支柱之一，认为在社会经济领域呈现“官告竭”的状况下，往往“非商不为功也”。事实上，在他精心筹划的漕运和盐政改革方案中，借助于商业资本──“海商”和“票商”的运作以兴利除弊，构成整个计划的基点。漕运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商贾”，雇用“商舟”，开拓“商道”，把漕米经由海路运到京师，“不由内地，不由层饱”。盐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改行“票盐”制度，让“票商”经营食盐运销，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取代封建垄断性的官盐制，以消除由其产生的一些弊病。他坚信改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甚至直言不讳地主张“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靖远之商。”魏源的漕运和盐政改革方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巨大的事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为了寻求富国强兵的方略，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继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宵拥长沙家令篇”，又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可资借鉴的事物。他的社会变革思想，因之获致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魏源后期变革思想和主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体现了社会的趋势，堪称为精华所在。
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他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新内涵主要集中于“缓本急标”的观念和引进近代机器工业的主张。所谓“缓本急标”，即把发展商品经济置于首要地位；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状态下，突出“标”、“末”、“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观念顺应了当时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和商品经济较快发展的趋向，对陈腐的“工商为下”主张是一种抵制和反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见解出发，主张把近代机器工业引入军需品乃至某些民用品的生产。按照他的构想：官办的采用机器生产的军需工业制造了足够的武器弹药后，可以转产民用器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之器械无数”。同时，允许民办采用机器生产的工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筹海篇·议战》）他批驳了把机器生产视为“奇技淫巧”的谬论，认为这些“有用之物”是“奇技而非淫巧”，（《筹海篇·议战》）机器生产是先进的，民用工业有着广阔的前景，官办厂、局兼产民用品，民办厂、局大量生产民用品，广大商民“争先效尤”，必将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此外，他还建议将“沿海之矿山，许民开采”，为新法铸币提供白银原料，以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和地方军费的开支。魏源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确信中国会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尽管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蘖的微弱，一般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因之，魏源难以明确提出实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进行产业革命的主张。“不成熟的理论”，总是和“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但他这种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设想，终归具有进步作用，堪称“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魏源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新时期也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虽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只能初步的，但关于美国总统选举和议会制度的粗浅认知还是使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中的魏源耳目一新，引起他的深思和联想，叹为“一变古今书家之局”。他用“公”字赞扬非“世及”的、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以“周”字称道“众可可之，众否否之”的议会制度，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卷三十九）应当指出，魏源早在近代中国的开端时期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肯定性的介绍，无疑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他当然未曾要求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制度，论述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是，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方面和环节作为“择贤选士”、“良相辅政”主张的旁证和论据，并藉以批判“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则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魏源的这种肯定性介绍包涵着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因为它是对把封建君主制度奉为万古长存的僵化观念的冲击，同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声。
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不仅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革除了某些弊端，减轻了群众负担，利于生产的发展，顺应了资本主义化的趋向。而且，对后来的先进的中国社会思潮发生过较大影响。《海国图志》的积极意义。则越出了国界。但是，他的变革思想是以承认现存社会秩序为前提的，除旧布新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法外之弊”和“用法之人”。他寄希望于“明主”和“贤相”，把“本富”和“末富”作为富国强兵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他那含有深刻矛盾的社会变革思想遭到严峻的现实的冲击，最终只能以精神破产而结束。
三
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是魏源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部分，成为他的进步的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源师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观，揉和了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论，概括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形成了历史“自变”的观念。他批判了“天地终古不变”的形而上学，驳斥了“宋儒书言三代”的复古主义，确认“气化无一息而不变”，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例外：“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因而，“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不可以为治。”（《默觚·治篇五》）由“上古”以迄“中古”，由割据的春秋战国到统一的秦朝，连绵的历史演变进程，显然是“天下大势所趋”。这种社会的进化是不容否认的，“三代”绝非高不可攀的时代。归根结蒂，“今人胜于古人”。历史演变进程具有客观性，如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当自变”。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点，成为魏源变法革新的主要思想依据。
魏源以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批判了朱熹等倡导的“论先后，知为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把知行关系理解为行先知后与行而后知：“‘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治篇二》）为了充分阐明行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首要作用，并反对唯心主义地把行等同于个人的道德履践，他强调了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重大意义，指出“披五岳之图”不等于“知山”，“践沧溟之广”也不意味着“知海”，“疏八珍之谱”更不能算是“知味”，因为“披”、“谈”和“疏”不如“樵夫”的“一足”、“估客”的“一瞥”和“庖丁”的“一啜。”（《默觚·学篇二》）因为“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由是，“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皇朝经世文编叙》）他还认为人们的智愚决非天生不变的：“圣人”不是“生而知之”，否则孔丘为什么自诩“发愤”、“忘食”地研究周礼，并盼“假年而学易”；“中人”通过刻苦学习，也“可转为上智”。“鲁”与“敏”可以相互转化，关键在于学习中有“获”或“无获”。他又相信群体的智慧胜于个别人物的聪敏，“合四十九人之知，智于尧舜。”显而易见，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给予魏源的活动以积极影响，促使他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变革实践中“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
魏源的世界观中还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他接受了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朴素辩证观念，察知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矛盾，由是，得出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论断。不仅在一定意义承认了矛盾的普遍存在，还在说明对立的双方“相反适以相成”时进一步指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着主次之分：“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对而不失为偶”。他又承认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等等。但他未能用矛盾的转化观念去考察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这种局限削弱了魏源哲学思想中辩证法因素的社会意义。
应当指出，魏源哲学思想是不完整的、充满矛盾的。他所理解的社会历史的演进，大体局囿于非本质的“势”的层次和范围──“势则日变”；而其所处社会的基本准则却是永恒的──“不变者道而已”。他承认历史的“自变”，但又以为杰出人物能够“制气势”，决定社会的趋向，从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他在认识论中所重视的“行”，大抵泛指个人的活动，未能懂得群体的基本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此外，他的世界观中的辩证法因素不仅大抵停顿于社会历史领域的门前，甚而用对立面的主从地位的存在去论证封建主义基本准则的不变，正如“乾尊坤卑”是“天地定位”，“君令臣必恭，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随”的纲常也是长存的。形而上学在这里压倒了辩证法。魏源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立场保守面的反映。
一个多世纪以来，魏源总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围绕着他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也是意见参差。站在历史潮流对立面的论者，其评述难免流于偏颇、歪曲和污蔑。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肯定了魏源的地位和作用，但其论断并非全然符合实际。
“青史凭谁定是非”？人民。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科学地评价魏源一生的业绩，继承他的思想遗产中的优秀部分，以裨益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