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理层面，当代儒学展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支流，其中两支在大陆，一支在港台，一支在海外。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公开站在儒学立场上的人极少，这是由那个时代中国政治的特殊性造成的。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些学者和民间人士逐渐向儒学靠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展示为一种明显的思想态势。但是，这些倾向儒学的学者表现出的思想方向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于儒家道统的态度不同。从大部分人的思想实际来看，他们没有明显的道统意识，但也有较少的人展示出强烈的道统意识。
一、前者的情况极为复杂，本人认为暂时可以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康晓光的新儒教说（或文化民族主义论）及陈来、郭齐勇、郑家栋等人的一些说法作为例证。
二、后者的情况也有些复杂，暂时似可以罗义俊、蒋庆、严炳罡等的一些说法为例证。本文之所以进行这一区分，是由于前者以较为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当代儒学内外的思想学说，后者的心态较为封闭、狭窄，有自以为继承儒学正统而将别人从儒学或正宗儒学中排除出去的倾向。
三、港台的当代儒学基本上承传自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人，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对这些人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其中较有代表性和特色的人物暂可选作刘述先、林安梧、王邦雄、李明辉、蔡仁厚等。一般来说，他们也较为看重儒学的道统问题，这与大陆上罗义俊等人的倾向基本一致。
四、港台牟、唐、徐、方等人的弟子也有散在海外者，他们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来复兴和宏扬儒学，并对国际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也许是由于环境和视野的影响，他们的道统意识似并不太强烈。当代儒学的这四个支流的共同特点是着眼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需要，探索当代儒学困限的解决途径，开拓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未来功能，建构儒学的崭新体系和当代形态。但是，坦率地说，它们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绩还相当有限，复兴儒学的宏愿对他们来说尚任重而道远。不过，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们的思想势力正在扩大，赞同他们的人数有较大规模的增多，他们的思想探索也有所加深，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需要说明的两点是：一、划分这四个支流的角度并不是严格的学理差异，而是将地域、学理和承载群落笼统地考虑进去，这仅是为了辨别上的直观和方便。二、这种划分是极为相对的，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而且它们还在发生着一些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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